中文譯者：馬鈴薯
本文原文為日語。
《不死的流亡者——野性的知識人群像》一書，於2024年5月31日在日本出版，是為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35周年而推出。
仿佛逆歲月流逝，本書內容之沉重、體量之厚重，都令人震撼。正文710頁，附錄40頁，總計750頁，整書重量達1364克。這是一部相當於四卷普通書籍容量、有紀念碑意義的鴻篇巨著。
本書論述了沉重、厚重且充滿苦難的當代中國現實，以及流亡海內外的知識分子的處境與思想，力圖對他們的實踐活動及生存意義給予積極的評價。書中涉及的中國流亡知識分子約有50人。僅僅將這些人物的姓名逐一列出，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另一部歷史便會浮現出來——一部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史。
所謂知識分子，是指那些始終對政權保持異議，對社會現實問題持批判性思考、獨立研究和反思的一群稀有之人。
那麼，中國的知識分子與日本的知識分子之間究竟有何差異？在進入本書介紹之前，筆者先記錄一些自身的觀察。
2007年3月北京萬聖書店，從左至右依次為廖亦武、劉燕子、劉曉波。圖片來源：劉燕子
1.中、日知識分子之比較
筆者於1962年進入早稻田大學第一文學部東洋史專業學習，1966年畢業。
2024年5月下旬，恰逢畢業58年後的同學會，筆者以「參與觀察」的方式參加了聚會。出生於1941年至1944年之間的這些日本人，如今皆已年逾八旬，但他們幾乎沒有戰爭的直接記憶，屬於典型的「戰後民主主義世代」。
20世紀60年代初，這些十八、九歲的青年在入學之初，幾乎無一例外地決定學習以中國史為核心的「東洋史」。在當時中日尚未建交的歷史背景下，他們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充滿憧憬，收聽北京放送（今中國國際廣播電台，CRI），入學後學習簡體中文（下稱漢語），其中許多人積極投身於學生運動。亦有人在研究生階段親赴文革時期的中國訪問。
在四年制大學升學率僅約10%的時代，對工業資本主義體制持批判態度，是日本精英大學生中的一種主流傾向。許多人是中國或蘇聯社會主義的支持者。他們正處未來「知識分子／知識精英」的孕育階段。
近六十年時光飛逝。大學畢業之後，這一代人雖然仍有少數人繼續在工會或華文書店從事社運活動，但多數人進入高中或大學任教，亦有一部分人升任管理職位。他們高舉反戰旗幟，倡導日中友好，作為自由派的一員承擔和平運動的主角，但大多未遭重大挫折，順利迎來退休，過著平穩安逸的年金生活。
筆者靜坐在同學會的一隅側耳傾聽，卻幾乎未聽到任何關於中國的評論——那個曾經承載著他們青春激情的對象。這種沉默，或許可與當前中國對少數民族、宗教與思想的壓制，以及「資本主義化」的現實密切相關。幻滅感導致了他們對中國問題的思考停滯。曾幾何時，他們的連帶對象是中國人民，而如今，「連帶」一詞本身似乎也已成為死語。
日本戰後八十年間，既未經歷戰爭，也未出現內亂、戒嚴體制或政治犯；除極少數特例，幾乎不曾出現流亡者。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與社會條件之下，他們的人生軌跡趨於平穩安定。
他們與本書所討論的流亡知識分子，例如高行健（1940年—）、嚴家祺（1942年—）大致同屬一代人，比鄭義（1948年—）年長數歲。而筆者本人，則與劉曉波（1955—2017）、廖亦武（1958年—），以及雜誌《傾向》主編貝嶺（1959年—）屬於同代人。
往昔的日本左派知識精英學生，如今大多迎來了平穩無波的晚年；而與此同時，同代人的中國知識分子，卻在循環的艱難處境中邁向老年。
面對日中兩國知識分子在「兩種晚年」之間所呈現出的巨大落差，筆者不禁為之失語。
中國流亡知識分子，被迫流亡異鄉，面臨深重的身心困境：既要應對居無定所、無根漂泊、生計維艱的生存挑戰，又要在邊緣化的境地中，承受文化的斷裂與身份認同、母語危機的痛苦，更要承受異鄉智識價值、歷史與記憶被消解、話語權與受眾喪失等多重困境。儘管如此，流亡者仍然持續以一個「人」的身份，不屈地流亡，發出真實而不妥協的聲音。從本書所描繪的中國流亡者群像中，可以清楚看出，中日兩國在歷史時間的推移上是何等地不對稱。
若借用他們自身的語言來說，日本「インテリ」左派的人生軌跡，毋寧可稱為一種「機會主義（オポチュニズム）」，既和平又安穩。正因如此，筆者不禁自我反省自戒：日本（以及日本人）對當代中國的理解與研究，是否一直停留在地表，猶如隔著望遠鏡觀看月亮一般，始終未能觸及其真實的深層部分？
這種表層性的根源之一，或在於日本研究者過度依賴文字史料，尤其是官方文字史料，因而在不知不覺中在 中共當局的宣傳話語攻勢前顯得相當脆弱。此外，中國的一手史料，特別是檔案資料，本身也存在著難以跨越的門檻。
近年來，除了官方史料之外，結合文學與藝術作品、口述史料以及訪談內容來重構歷史的研究方法，逐漸得到推廣與普及。然而，即便如此，來自中國國內、與中共觀點產生齟齬的言說，仍然難以被公開發出。其結果是，在中國社會中承受苦難、掙扎求生的人們的聲音，長期以來始終難以被外界充分聽見。
本書正是由同時身為詩人與表達者的劉燕子，為了傾聽這些被遮蔽、被沉默的聲音，歷時二十餘年傾注心血，持續記錄、描繪與分析中國流亡知識分子的半生經歷，並最終將其凝結為學術論文。書中所描寫的流亡者之中，唯一的例外藏人漢語作家茨仁唯色，作者將其界定為以統治者的語言反抗殖民統治的「國內流亡者」；其餘皆屬於「海外流亡者」。
作者在世界各地訪談流亡知識分子，不僅面對面地傾聽，並透過反覆閱讀、譯介其作品的方式，建立起一種長年持續往返的多層面關係。這種深入而長期的研究實踐，唯有作為同時代者、同行者、研究者，且本身亦是流亡者的劉燕子，憑藉其人格特質與敏銳的問題意識，贏得受訪者的信任，方能得以實現。
作者所記錄的中國流亡知識分子之言說，與世界史軸上流亡者的聲音彼此呼應。他們包括來自納粹德國、前蘇聯與東歐諸國，以及巴勒斯坦的流亡者，皆是過去現代史事件中被迫流亡者。他們曾被排斥在民族歷史記憶與主流聲音之外。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不僅是一部中國流亡者的證言集，同時也是一部卓越的理論性學術著作，深入探討了「何謂近現代」、「何謂暴政」、「何謂權力」、「何謂自由」、「何謂人權」以及「何謂人」等根本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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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劉燕子（左）與唯色在北京。唯色在劉燕子書中被稱為國內流亡者。圖片來源：劉燕子
2.中國流亡者的生命史，及其世界性的意義
本書包括序章與終章，共為九章。前半部分由序章至第三章構成，集中展開理論性分析框架的建構與論證；後半部分對中國流亡者進行「列傳」式書寫，可視為一種「生命史（life history）」的敘述形式。
序章闡明了本書的問題意識所在，以及探討「流亡」議題本身所具有的意義。在威權主義體制之下，對現存體制提出異議的知識分子在中國無法被容納，其可選擇的道路僅剩「海外流亡」或「國內流亡」（包括隱喻性的流亡）兩種。然而，作者指出，正是這些流亡者，成為中國文化與思想精髓的保存者，並滋養其根脈。回顧中國歷史，作為流亡者的文人之所以能留下照亮後世中國人的作品，正因他們為捍衛人的尊嚴而不懈奮鬥。從這一意義上說，當代的流亡者，亦可被視為中國文明所孕育之歷代知識分子不屈精神的繼承者。
在本書中，作者不僅對流亡知識分子的存在給予積極評價，亦致力於闡明其存在的歷史與思想意義。書中除運用文字史料之外，大量採用口述歷史（oral history）的研究方法。通過多重證言彼此交織、共鳴與沉澱（多聲性，polyphony），一種屬於時代的「集體記憶」得以被建構出來。
第一章聚焦於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的「業餘者」、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所追求的「真實而磊落的生活」，以及作為異議者與公共知識分子的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這三位思想家皆曾在極權之下被迫進行內部或外部流亡，卻仍持續展開深刻的思想探索。作者通過他們與中國流亡知識分子的比較，指出其中的共通性，進而探討「流亡」所具有的普遍意義——亦即，新的視角往往正是從「邊緣性」中滋生並孕育出來的。
第二章中，作者嘗試對流亡知識分子的類型進行理論化。流亡者通過對故鄉與現居地之現實加以比較，使自身的視角呈現多層化，並得以重新審視與相對化既有的位置關係，甚至加以反轉。然而，因追求「真實而磊落的生活」而被中國排除於體制之外的知識分子，即便在享有言論自由的流亡之地，仍不可避免地遭遇多重困境，包括失去故鄉、生計維艱的生存挑戰、語言的溝壑，以及無根狀態下的母語危機與鄉愁，承受文化的斷裂與身份認同的再確認。在異鄉重建知識價值、喪失直接讀者與現實關聯；被無名化與污名化、成為「他者」與「他鄉人」；以及在抗拒歷史記憶被消解或重寫的背景下，堅持批判立場、保持精神上的不馴與獨立等。
對此，作者援引哈維爾所言的「真實的生活（living in truth）」，以及薩義德提出的「書寫即是生存之地（writing as a place to live）」，指出流亡知識分子即便在精神上遭受撕裂，仍試圖通過書寫與思考，使自身文化得以復甦與延續。
第三章則系統性地整理了中國知識分子被迫流亡的社會歷史背景，特別是「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的世界局勢，包括接納流亡者的西方國家與地區的立場、接受甚至拒絕流亡者的態度，以及支撐流亡知識分子言論與創作活動的各類救援與支援組織。如果沒有有識者以及廣大無名者的無私援助，中國政府所界定的政治犯不可能成功地逃到海外，更遑論在流亡地安頓下來並重新展開創作與研究活動。
從這一層意義而言，流亡之所以成為可能，乃是仰賴於重視普遍價值的國家與地區之政策，以及理解並珍視自由價值的支援者所提供的有形與無形之力量。其中，美國的「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尤為關鍵，成為流亡知識分子學術活動的重要中心。
此外，本章亦聚焦作為民主化運動言論中樞的民間雜誌群，即所謂的「民刊」，特別是從中國地下走向海外的《北京之春》與《傾向》的創刊、停刊，及其後在海外的重生歷程。參與其中的知識分子，多數最終被迫走上流亡之路。第二次復刊的《北京之春》以及《傾向》，皆是在海外出版，並逐步成為能夠包容中國內外不同知識人思想、確保多元性的公共媒體平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傾向》雜誌中，曾系統性地介紹瓦茨拉夫·哈維爾的作品。哈維爾其後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而其《無權者的權力》之漢語譯本，自「六四」事件之後，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中國知識分子之間秘密傳閱。哈維爾所提出的「活在真實中」這一理念，對中國流亡知識分子產生了深遠影響。
此外，哈維爾所倡導的《七七憲章》，亦對以劉曉波為代表的一批中國知識分子起草《零八憲章》產生了重大影響。
本書第四、五章，從中國流亡知識分子的類型化出發，結合其個人生命史，並將之置於社會變動的大歷史脈絡之中加以考察。本章所討論的對象包括：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試圖在體制內推動改革的人文社會科學者嚴家祺；作為黨員與體制內作家起步，最終以異議者身份流亡美國並客死他鄉的劉賓雁，以及他們所留下的精神與思考。還有流亡法國，歷經多重困難最後精神失序，回國後孤獨辭世的後朦朧詩派詩人老木。透過這些生命軌跡的描寫，作者呈現了流亡知識分子與中國社會之間錯綜複雜的張力關係。
第五章聚焦於以中國為題材，卻觸及人類普遍價值的作家與詩人，包括鄭義、高行健、楊煉與哈金。流亡巴黎的高行健是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提出所謂的「沒有主義」，即拒絕依附任何「主義」。旅居德國的詩人楊煉則「追尋作為流亡原型的詩」。楊煉明確指出：「流亡者並非一般意義上的移民。」在他看來，流亡者是拒絕精神之死、並具備超越現實困境之能力的存在。楊煉將「流亡」視為詩人的宿命，並將自身詩作安置於中國歷代詩人之精神譜系之中。
此外，以英語寫作的哈金認為，「最高的背叛是選擇另一種語言寫作」，因為國家背叛了個人，大多數國家已經習慣性地成為其公民的叛徒；國家犯下的最大罪行，是不允許其作家用誠實和藝術準則來寫作，因此選擇以另一種語言創作，便成為對不容許自由表達之國家的「最高形式的背叛」。
本章所討論的諸位表達者，皆透過擴展母語的外延，豐富表達內容，並在作為生而為「人」的根基持續生長的過程中，創造出具有普遍性、並能跨越疆界的文學形式。
第六章聚焦於多次被阻止出境、2011年流亡德國的廖亦武。廖亦武長期致力於書寫社會「底層」人群，以及蒙受「冤罪」者的口述歷史。他所記錄的敘述，充滿了對荒謬社會現實的悲嘆、痛苦、憤怒、怨懟、絕望、認命、悔恨，乃至幽默。這些話語，乃是從未登上社會舞台、被遺忘並遭到拋棄之人們的真實心聲，同時也是未曾被記錄下來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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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則討論以漢語寫作的「國內流亡」藏人作家茨仁唯色。本書前幾章論述的中國流亡知識分子，皆為漢人，且以漢語為母語；然而，茨仁唯色的母語雖為藏語，但她接受的學校教育皆為漢語，只能以漢語進行表達。正因如此，她將統治者所使用的漢語，轉化為一種「非暴力不服從的武器」。以漢語揭示西藏的現實真相、被掩蓋的歷史與記憶、民族信仰，解構官方話語敘事，刻畫藏人真實的恐懼與生存境況、焦慮與身份的執著。
劉燕子（左）在印度北部達蘭薩拉採訪流亡藏人。中間為達賴喇嘛。圖片來源：劉燕子
3.一部理解當代中國體制「究竟為何」的指南之作
以下，筆者將列舉本書在同類著作之中，具有壓倒性優勢的幾個關鍵特徵。
第一，在於作者成功地將「流亡」這一概念加以普世化，並同時使中國流亡知識分子的思想與實踐呈現出多層次的立體結構。
在日本，對薩義德與阿倫特的研究與介紹並不罕見：前者多半是為了理解巴勒斯坦問題或「東方主義」，後者則是藉由認識納粹主義，探討人類在極限狀態下的韌性，以及「不思考而行動」所導致的「平庸之惡」。
然而，在一個長期安穩無事的日本社會中，那些在流亡之地所孕育出的思想，是否真正被消化與內化，實在令人懷疑。由於日本的研究者與翻譯者並非流亡的當事者，其研究往往止步於分析層次，或僅停留在著作的「介紹」與讀者的「教養」之上，流亡知識分子的言說真正對日本社會產生實質影響的例子並不多見。
更遑論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將當代中國的流亡知識分子思想加以連結與對話的構想，幾乎未曾出現在日本的研究視野之中。
第二，本書在俯瞰中國民主化運動的過程中，系統性地涵蓋了關鍵性的歷史事實與重要人物，使讀者得以深入理解其來龍去脈，以及政府介入與壓制的具體樣態。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民主化運動興起以來，其間經歷了持續不斷的鎮壓，並爆發天安門事件與西藏相關事件，直至延續至今日。
然而，凡是以鎮壓與暴政為起點的歷史進程，亦必然蘊含著終結的可能。對民主與自由的追求，不僅存在於真正的知識分子之中，也如泉水般潛藏於一般市民的意識深層，隨時可能間歇性湧現而出。正因如此，本書所揭示的歷史與思想，不僅是分析中國現狀的重要資源，也構成了期盼中國民主化的公民——無論是作為地球公民，抑或作為中國人的——共同希望之所在。
第三，本書採取高度互動性的研究方法，作者幾乎與所有流亡當事者進行了深入的對話，並試圖從中揭示其思想的核心。作者奔走世界各地，與歷史的親歷者進行多輪訪談，其真摯而持續的研究姿態，正體現了她作為同時代證言者、記錄者，與流亡知識分子站在同一地平線上，並試圖以連帶的方式共同建構一個更為理想社會的明確意志。與此同時，作者本人亦身處於一種特殊意義上的「流亡」狀態之中——在日本這一異文化環境下，其文學表達與經濟生活皆面臨嚴峻挑戰；而正因其長期聚焦於流亡知識分子這一「敏感」主題，作者亦不得不承受來自當局的壓力。
從這一意義而言，作者本身正是流亡知識分子的同志。這樣一項橫跨學術、文學與生命實踐的成就，唯有同時身為作家與詩人的作者，方能完成。
第四，本書同時也構成了一部對流亡知識分子之作品與人格風貌的極為出色的導讀。筆者正是受到本書中對流亡知識分子作品介紹的強烈啟發，一度中斷了對本書的閱讀，轉而深入閱讀劉曉波、鄭義、廖亦武以及茨仁唯色等人的作品。這種來回往返、層層深化的閱讀過程，構成了極為罕見而濃烈的閱讀體驗。
第五，本書同時也是對不斷產生流亡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國家體制所提出的嚴厲批判。從被邊緣化的人群、思想、地域與族群的視角出發，往往更能洞察事物的本質——中國的狀況正是如此。透過流亡知識分子的言說，以及作者的分析，本書有效地動搖並重新定位了讀者對中國所抱持的各種主觀的想像與期待，並使之作為另一面對照的鏡子而顯現其真相。
正因如此，本書亦構成了對那種將中國人一概斷言為「早已被馴服於歷代中華思想與威權體制因而不可能改變」的簡化暴論之有力反駁。透過對流亡知識分子思想與實踐的細緻考察，作者清楚揭示了中國社會內部所潛藏的多樣性與變革動能。
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本書成為理解當代中國體制之本質「究竟為何」的最佳入門與指南之作。
2017年3月印度北部，劉燕子採訪藏墮胎亡詩人丹增真智（帶紅頭巾者），後出版他的詩集《一個人一支游擊隊》。圖片來源：劉燕子
4.總有一天，流亡將成為「過去的事物」
在完成本書書評的最後階段，筆者接到一位無名的回族女性知識人暨表演者的來訊。她自中國移居馬來西亞已二十五年，如今又決意再次遷往澳洲。她說，原以為能安身立命的馬來西亞，已不再是安全之地。她在給我的訊息中問道：「我們這些被剝奪自我表達方式、在歷史上屢遭迫害、被迫流亡的人們的心情，您，真的能理解嗎？」
面對這樣的提問，筆者一時語塞。出生並成長於民主國家日本的評者，所能回應的，僅是「我正努力去理解」。對於遭受壓迫的他者，唯有不斷發揮想像力，與他們深層共感，並通過分享痛苦來建立強韌的道義紐帶，持續向日本社會提出問題，或許才是唯一能做之事，共同面對現實困境的一種承諾。
說到這裡，我無法忘記一位六十多歲知識分子在2024年6月訪問波蘭時的體驗。
「年輕一代即使在知識與教養的層面上得知曾經社會主義時代的存在，卻並不了解那究竟是一種怎樣的現實。思想僵化、互相告密、秘密警察、生活窒息感以及自由的匱乏。如今，要將這些真實的體驗傳達給年輕人，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
正如蘇聯解體所揭示的那樣，筆者透過本書所傳達的中國流亡者的一字一句，深信，總有一天，流亡也必然會成為「過去的事物」。而正是在那樣的時刻，本書將成為告誡後人不可忘記威權獨裁體制之恐怖、不可讓其再次降臨的重要見證。
順帶一提，本書最大的問題點在於其物理上的厚度與重量。出版此書的果斷決定值得高度評價，然而書籍終究應被更多人閱讀與傳播——再版應考慮如何縮減物理的厚重程度，以吸引更多讀者。
第二，由於本書將焦點主要放在著名知識人身上，相對而言，那些雖然無名、卻背負著沉重人生而被迫流亡海外的人們，反而變得不可見。在威權體制之下，人們並非只有因為拿起筆、進行書寫而遭受迫害。非漢族的各族群亦然，宗教信仰者亦然。
另外，茨仁唯色雖為藏族，但除此之外，還有維吾爾人、蒙古人、回民（回族）、基督徒、藏傳佛教徒、法輪功修煉者等，數量之多，難以一一列舉；他們或被迫流亡海外，或陷入國內流亡的處境。筆者原本亦期待，能夠對他們／她們的鄉愁之情、對出生故土與自身文化的深切眷戀、文化保存的實踐，以及其中所伴隨的痛苦，給予更多關注。然而，這或許正是應當交接力棒給後續研究者去承擔的課題。
作者松本ますみ（Masumi Matsumoto），為大阪大學人文學研究科招聘研究員，中國近現代伊斯蘭問題研究者。
本文原作為日語，刊於2026年元月出版的日本《現代中國研究》雜誌第55期，原題為：「一里冢」的紀念碑式的研究——評劉燕子著《不死的流亡者——野性的知識人群像》。因篇幅原因，民間檔案館刊發時有部分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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