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破四舊，扒牌坊
1966年文革開始時，我12歲，上小學六年級。
我當時生活在魯西南的一個小縣城――單縣。
這是一個四省交界之處的小縣城。山東省在陸地上總共與四個省相鄰。這四個省是河北、河南、安徽、江蘇。而單縣一個小縣卻與其中三個省相交：東面是江蘇的豐縣，東南是安徽的碭山，南面和西南面則是河南的虞城和商丘。四省交界的小縣城，其偏僻、閉塞就可想而知了。文革前的十七年，幾乎不為外人道也。
雖然不為外人道，但單縣人自有單縣人的驕傲。單縣人最驕傲的有兩樣東西：羊肉湯和牌坊。本來羊肉湯和破四舊沒什麼關係。但改革開放使它們發生了關係，這裡就不得不說一說了。這幾年，「百壽坊」牌羊肉湯行銷全國，使得單縣在全國也有了些小小的名氣。（百壽坊公司的網友注意了，我這是給你們做廣告。別忘了告訴你們老闆，給咱表示表示。）單縣的羊肉湯以其湯濃似乳、肥而不膩、味道鮮美而名滿天下。而這名滿天下的羊肉湯所用的商標就是「百壽坊」。這就與牌坊扯上了關係。
文革前的單縣縣城很小，環城馬路（就是解放初被拆了的城牆。中國革命博物館裡有一幅《夜攻單縣》的很著名的戰地照片，攻的就是這座城牆。）內的城區不到一平方公里。就是在這不到一平方公里的範圍內就有十幾座石牌坊。其中最有名的兩座，一座叫張家牌坊，現在叫百獅坊。牌坊上雕有一百個活靈活現的獅子；一座叫朱家牌坊，現在叫百壽坊，（羊肉湯的商標就用的它。）牌坊上雕有一百個各不相同的壽字。這兩個牌坊的石柱、橫樑上的獅子、花草都是雕空的，玲瓏剔透，煞是精緻。後來我看到過全國各地不少有名的牌坊，總覺得遠遠趕不上這兩座牌坊。除了這兩座牌坊和其他單獨地散落在各個角落裡的牌坊外，比較集中的有：劉隅首（隅首，就是路口，包括十字路口和丁字路口。）到黃隅首之間不到100米的路上，排列著三座跨街牌坊，造得也是高大巍峨。霨為壯觀；小隅首路旁三、四座牌坊造在了一起，被人稱作「牌坊園子」。總之，牌坊在與外界接觸不多的單縣人看來，確實是一大驕傲。因為除牌坊多以外，這些牌坊大多是節孝坊，這就表明單縣人是很講究「忠、孝、節、義」的。這在道德上就使得單縣人顯得更高大了。雖然這「忠、孝、節、義」是封建主義的遺毒，是與共產主義道德格格不入的。
文革來了，這與共產主義格格不入的封建主義的遺毒的牌坊的厄運也來了。
1966年8月8日，「十六條」發表了，「十六條」上明明寫著，要破剝削階級的「四舊」，立無產階級的「四新」。但到底怎麼破，怎麼立，誰也不知道，更別說生活在這偏僻、閉塞的魯西南的單縣人了。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第二天，首都的「破四舊」就轟轟烈烈地開始了。首都紅衛兵的革命行動，通過報紙、廣播，很快就傳到了這偏僻、閉塞的單縣。有了榜樣，單縣人也就積極地行動了起來。
我們當時實際上已經小學畢業了。但由於中學停止招生，我們就全部滯留在了小學裡。在學校里無所事事，老師就讓我們到街道上去了。在街道辦事處、居委會的組織下，跟著街道上的積極分子「破四舊，立四新」。十一、二歲的小學生幹不了什麼，但幫個人場，看個熱鬧，還是可以的。
首先是破四舊、抄家。單縣沒有黑幫，只好抄四類分子的家了。而四類分子經過了十幾年的監督、改造，家裡早就是一貧如洗了，哪裡還有四舊？不大的縣城裡，還有幾家被稱為資本家的人。資本家總該有四舊了吧，那就抄他們的家。其實，我們縣城最大的一個資本家據說才有200塊錢的資本。我的一個同學他家也是資本家，他家的資本才幾十塊錢。我那個同學的家被抄的時候，我也跟著去看熱鬧了，確實也從他家抄出來一些好東西。綢緞的、毛料的衣服，五顏六色，也真叫咱小縣城的人開了眼；花瓶、瓷器，古舊書籍，也是見所未見。既然是四舊，那就全堆在一起，燒了！人呢，綁起來，和四類分子一塊戴上高帽子，掛上大牌子，遊街！
除了抄家，每個人還都在琢磨，到底什麼是四舊？看報紙上說的，奇裝異服是四舊，可是，我們這個小縣城，人們連粗布衣服都才穿上，哪來的奇裝異服？腐朽的生活方式是四舊，我們這裡，人們剛剛吃上飯，哪還有腐朽的生活方式？喝咖啡、開舞會我們這裡是聞所未聞啊。
當然，只要有什麼被發現是四舊，人們也真就毫不留情地破了它。當然，也有破錯的時候，或者遇到阻力的時候。有一天，我就突發奇想：象棋上有「將、帥、士、相、兵、卒」，這不就是典型的封建主義嗎？二話不說，我就把爸爸辦公室里的兩副象棋理直氣壯地拿了出來，在院子裡點上火就燒了起來。誰知，剛點著火，就被爸爸的同事發現了，一把奪過象棋，踩滅了火。這還不算，還把爸爸找了來。結果可想而知，我被結結實實地揍了一頓。
就在縣城的人熱火朝天地破四舊的時候，城裡的牌坊卻被城郊的農民給盯上了。我們這裡是平原，周圍一百里以內沒有山，因此，石頭在我們這裡是稀罕東西。老百姓蓋房子，都是在平地上砌磚。誰家的房子要是能在四角上砌上四塊石頭，立馬就身價百倍。更別說搞農田水利建設、修橋鋪路要用石頭了。
因此，天氣漸涼的時候，城郊的農民進城來了，他們要扒牌坊了！
扒牌坊的理由是很充分的。這些牌坊，宣傳的都是封建階級的「忠、孝、節、義」，是「四舊」。是「四舊」，就應該破！就應該扒了它！面對這十分充分的理由，縣委、縣人委也無法阻攔，只好默許他們將一座座牌坊包圍了起來。農民們摩拳擦掌，準備大幹一番。
不過，還是有冷靜的人。不知是哪位縣裡的領導，告訴農民們，張家牌坊、朱家牌坊是文物，扒不得。（其實那時候它們還算不上文物。它們是1977年才被省政府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其他的牌坊，大家扒，沒有意見。結果，朱家牌坊，只被扒下來一個角上的飛檐。而張家牌坊，則完好無損。農民也懂大局，識大體，怏怏地撤走了。
扒牌坊的場面很壯觀。首先，是由一個身輕如燕的小伙子爬上牌坊。將粗壯的麻繩套在選定的一塊石頭上，然後幾十個人拉著繩的另一端，喊著號子一起拉。拉下一塊石頭來，再去套在另塊石頭。就這樣，一塊石頭一塊石頭的拉。扒一個牌坊，十天半個月，也扒不完。也有些小牌坊，本身就不是很牢固，拉著拉著，它自己就轟然一下倒了。這就省了不少的事。
只把牌坊拉倒還不行，農民們扒牌坊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用牌坊上的石頭。因此，還要想辦法把石頭弄回家去。牌坊上的石頭塊都很大，一塊就有好幾噸，當時的運輸工具只有板車、牛車、馬車，根本就無法裝。只能把石頭弄碎了才能拉。平原上的農民，沒有跟石頭打過交道。用鐵錘砸，沒有經驗，砸不開。於是，就有人想出了用火燒石頭的辦法。在石頭下面或者是旁邊架上柴草燒，等到石頭被燒熱了以後，再用鐵錘砸。別說，這個辦法還真行。只不過小小的縣城街道上到處烏煙瘴氣、濃煙滾滾。就這樣燒石頭，一直燒了一個多月，縣城的濃煙才漸漸地小了，街道上的石頭也漸漸少了。記得那年第一次下雪的時候，我還看見幾個農民在路旁燒著石頭。時間進入到1967年時，我們縣城裡的石頭終於全被拉走了，街道上也清靜多了。
和石頭打交道，當然是危險的。這次扒牌坊，縣城共死了兩個人。一個是農民，是爬上牌坊套繩子時，掉下來摔死的；一個是我們學校里一個姓柴的同學，也是爬上牌坊套繩子時，和石頭一塊滾了下來，結果，可想而知了。這位姓柴的同學，被追認為烈士，用上好的棺木，安放在了縣烈士陵園了。那位農民怎麼安排的，我就不知道了。
從此，縣城裡就只有兩座孤零零的牌坊了。雖然這兩座牌坊是那麼的精緻、那麼的完美，但沒有那麼多的不那麼精緻、不那麼完美的牌坊的襯托，也就只能孤芳自賞了。
四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沒想到扒了牌坊還不到四十年，神州大地上就興起了旅遊熱。單縣這個小縣城，本來就沒有什麼旅遊資源。現在更沒有什麼能拿得出手的東西招徠遊客了。有時人們在電視上看到平遙的古城、徽州的牌坊時，一些上了年紀的老人總是說：「咱這裡的城牆、牌坊比他們的好多了，當年要是不把那些城牆、牌坊扒了就好了。」
二、破四舊補遺
說是破四舊的補遺，其實和破四舊關係不大，可以說根本不是一回事。只不過這件事是和破四舊同時發生的。也沒有別的什麼名稱好命名，只好稱作「補遺」了。
破四舊開始了，我們這個小縣城的街道上熱鬧了起來。幾乎每天上午，各個街道居委會都要綁上一些四類分子去遊街。還有不時地從街上走過破四舊抄家的隊伍。小縣城從來沒有這麼熱鬧過，因此，幾乎全縣城的人都出來看熱鬧。
就在這熱鬧的時候，一個新的熱點出現了。街道旁不時地出現了一些群眾的聚集。有幾個人站在路旁，向人群講解著一樁樁「謀害毛主席的大陰謀」。聳人聽聞的話題，吸引了不少看熱鬧的人。人越聚越多，幾乎阻塞了交通。
我記得最清楚的是這麼一件事：演講的人把一幅毛主席的畫像掛在牆上。這是一幅毛主席身穿灰色中山裝，戴著灰色的單帽，站在天安門上向群眾招手的照片。照片上的毛主席慈祥可親，面帶微笑，確實讓人看不出什麼陰謀來。不少聽眾疑惑地盯著演講的人，這張照片不是很好嗎？有什麼陰謀？
但是，聽演講的人一說，可就不得了啦。沒看出來，還真是一個大陰謀呢。演講的人告訴聽眾：「你們看到毛主席胸口上是什麼東西了嗎？是一條毒蛇！拍這張照片的人是想讓毒蛇咬死毛主席！」聽他這麼一說，再看一看照片，還真是這麼回事。照片上，陽光從前上方照在毛主席的身上，他伸到前面的手的陰影，正好落在了自己的胸口上。巧合的是，毛主席的大拇指和其他手指是分開的，因此，手的陰影就象一個張著嘴的蛇頭，而手臂就象蛇的身子。張著的蛇口，正好落在毛主席的左前胸上。讓演講的人這麼一講解，聽眾們都相信這是一個大陰謀了。
看到聽眾們都相信了這是一個大陰謀了，演講的人就開始揭露各種各樣的意圖謀害毛主席的陰謀了，講的是信口開河，聽的是毛骨悚然。漸漸地人們都相信確實存在著謀害毛主席的大陰謀，也就更加激起了誓死保衛毛主席的熱情。
至於這幅包藏著大陰謀的毛主席畫像怎麼處理，演講的人沒說，聽眾也沒有人問。只不過接下來的幾天裡，家家都在翻箱倒櫃，找出這幅畫像，悄悄地處理了。
還有的人拿著一本《中國青年》雜誌，雜誌的封底上有一幅毛主席在麥田裡的畫，毛主席的周圍都是金黃的麥穗。演講的人告訴大家，這些金黃的麥穗上的麥芒，被風吹得東倒西歪，正好形成了一個反動標語「蔣介石萬歲」。聽眾們紛紛上前查看，有的甚至拿著筆在麥芒上描畫。有的人說，看出來了，是「蔣介石萬歲」；也有人看了半天，總是看不出來。我就屬於那種看不出來的。但是不管是看出來的，還是看不出來的，都感到了形勢的嚴峻：看來還真有人盼望蔣介石回來，奪取我們的紅色江山。因此也就更加堅定了跟毛主席幹革命，保衛紅色政權的決心。
這些演講的人是幹什麼的？不知道，反正看他們的穿戴不象咱普通老百姓。
後來才知道，這兩個驚人的發現並不是我們小縣城的人的發明，而是從外地傳過來的。據說，流傳的範圍還是挺廣的。
看到人家都能從普通的畫像中發現驚人的大陰謀，小縣城的人們也動起來了。有些人（不是所有的人，而是我們這些學生和個別好奇心重的成年人。）整天對著毛主席畫像、書籍、報刊冥思苦想，希望能從中發現什麼「大陰謀」。偶而有了一點心得，就趕忙找人討論。一旦形成了「大陰謀」的結論，就象前面說的那些演講的人那樣，站在路旁向人們慷慨激昂地揭露這驚天的「大陰謀」。
我記得我們單縣人發現的一個「大陰謀」是這樣的：人們裝香菸的紙菸盒，把它從兩側粘合處揭開，一般都可以看到印有幾條紅、藍、黃的線條。這些不同顏色的線條，有時印得很擠，壓在了一起。有的可以看出是紅線條壓住了藍線條，有的可以看出是藍線條壓住了紅線條。但是，大多是很難分清到底是紅的壓了藍的，還是藍的壓了紅的。如果是藍的壓住了紅的，就會被解釋成為印煙盒的人希望國民黨打倒共產黨。這樣的煙盒就要被銷毀；如果是紅的壓住了藍的，則沒有什麼事。為此，有的人只要看到有人抽菸，就要人家撕開煙盒看一看，到底是紅壓了藍，還是藍壓了紅。好好的煙盒被人強行撕開，弄得抽菸的人好不尷尬。
這樣的鬧劇，剛開始時還能吸引人們的注意，搞著搞著，人們對此就失去了興趣。因此，還沒有等到破四舊結束，這種揭發「大陰謀」的鬧劇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說起來，這些人在66年八、九月份時，發現了這樣的「大陰謀」，還能站在大街上向別人講出自己的看法來，還是很幸運的。到了67年，《公安六條》公布後，再有這樣的「大陰謀」被發現，打死他們也不敢說了。因為如果誰發現了「惡毒攻擊」（所謂的「惡毒攻擊」是指「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行為，就只能說是某某人犯了「惡毒攻擊」的罪，至於是怎麼樣「惡毒攻擊」的，是不能告訴任何人的。如果把「惡毒攻擊」的內容說出來，是要和真正的「惡毒攻擊」的人同罪的！
三、新村
轟轟烈烈的破四舊運動，在我們這個小縣城喧囂了一二十天，就漸漸地平靜了下來。除了街道上扒牌坊、燒石頭的農民外，縣城裡人們的生活又恢復了正常。該上班的照常上班，該上學的繼續上學。
我們卻沒有學可上了。新的一年級已經進校了，我們卻無法離校。因為文革一開始，中學就停止了招生，現在我們應該是七年級了。誰也不知道這七年級的課應該怎麼上。因此，不少同學就聯繫到農村去勞動。我的一位姓朱的同學告訴我，他在時樓新村認識人，可以到那裡去。於是，我們倆就找到老師開了個介紹信，一塊到時樓新村勞動去了。
新村，我不知道外地有沒有，反正它在我們單縣已經有了兩三年的歷史了。它類似於後來的知青點或者兵團，但又不完全相同。它是六三年或者是六四年城市青年下鄉的產物。
單縣縣城雖然不大，但也有兩三萬非農業人口。由於當地根本就沒有什麼工業，商業網點也很少，青年人就業就成了一個難題。可能是六三年或者是六四年，縣裡在農村建了四個新村，安排了一批城市青年到新村去就業。
這四個新村分布在縣城的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四個方向：東南是楊樓新村，東北是時樓新村，西南是高老家新村，西北是黃寺新村。離縣城最近的是黃寺新村，有二十多里地；最遠的是高老家新村，離縣城有六十多里地。我要去的時樓新村離縣城有四十里地。
我和我的同學背著背包步行了一天，終於在下午天黑以前來到了時樓新村。
這是一個有著幾百畝地的小農場。周圍用楊樹和灌木圈了起來。中間有幾排平房和一個很大的場院。場長接待了我們，他歡迎我們來參加勞動，並說為了表示對我們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的一點感謝，決定每天給我們補助二斤紅薯。然後安排我們到一個大房間裡住下。這個大房間裡用乾草和蓆子鋪上了地鋪，住著十幾個和我們一樣從各個學校里來的參加勞動的中小學生。
[page]們（就算是知青吧，其實他們中間也有不少從沒有上過學的城市青年。）住的是集體宿舍，每五六個人住一個房間。吃飯是在新村的食堂里，但要自己買飯票；幹活是由場長安排集體勞動。他們幹活也是記工分，這一點與農村的其他社員沒有什麼區別。不同的是他們好象是也發工資，但錢不多，也就是能買個牙膏、毛巾等日用品什麼的。
至於他們是不是自願到這裡來設籍的，我當時沒有問。不過當時看起來他們都還能安分守己地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看不出有什麼牴觸情緒。想想也是，就憑單縣縣城那時的經濟發展情況，即使在縣城，也很難找到工作，倒不如到新村來設籍，起碼有個幹活、吃飯的地方。更何況當時正是豫劇《朝陽溝》唱遍全中國的時候，那時的年輕人，男的個個都想當栓寶，女的人人都想做銀環，青年人到新村這種年輕人成堆的地方去，應該還算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時樓新村的正式名稱是「單縣時樓公社良種繁育場」。主要是培育植物良種和動物良種。他們培育的植物良種是什麼，因為我在那裡的時間太短，搞不清楚，但動物良種，倒是見識了。所謂的動物良種，就是種豬、種牛、種馬等。印象最深的是他們養的那頭種牛，足足有兩米多高，站在那裡比一般的牛要高出一半來。經常有附近的農民牽著自己隊裡的母牛來配種。那些母牛站在那頭種牛旁邊就象小牛犢一樣。由於怕種牛把小母牛壓壞了，他們專門用木頭做了一個架子，配種時讓母牛站在架子裡，種牛則趴在架子上。也就是從那時起，我才懂得了配種是怎麼回事。
我們這些十二三歲的學生其實也幹不了什麼農活。也就是幫著他們拾拾棉花、掰掰棒子，干點力所能及的輕活。最令人神往的是晚上跟著知青們去巡邏。新村是個良種繁育場，他們所種的莊稼肯定比周圍農村生產隊裡的好。加上新村其實上占用的是周圍生產隊的地，農民們對新村實際上是相當仇恨的，經常有周圍的農民趁夜間來偷東西，因此，夜間巡邏是必不可少的。巡邏的時候，我們兩三個學生，拿著手電筒、棍子，跟著兩個知青，一邊說著笑著，有時還大聲喊上幾嗓子，或者唱上幾句，一邊圍著新村的防護林帶慢慢地走。周圍安靜極了，只聽得見夜風吹得楊樹上的樹葉「嘩啦、嘩啦」地響。我這時才知道，農村的夜晚，並不都是一片黑暗。在夜色中能夠看見地上白色的道路、路旁黑乎乎的莊稼，以及遠處黑色的防護林的輪廓。走累了，就在路旁的莊稼地里掰幾個棒子，或者挖出一把花生，點上火燒著吃。吃飽了，再走一段，天也就亮了。就這樣，我跟著巡邏了幾次，一個小偷也沒有遇到。其實，就是真有小偷，就我們這麼大的動靜，也把他們嚇得藏起來了。
文革的影響，在這偏遠的新村里，也能夠看得出來。新村宿舍的牆上，貼著幾張四類分子家庭出身的知青的認罪書，還有幾張批判他們的大字報。大字報的語言，也是文革式的：「XXX必須與其反動家庭劃清界限！」，「XXX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等等。但是並沒有看見他們召開批鬥會什麼的。據一些知青說，批鬥會是開過，但那都是幾個月以前的事了。時間一長，我也認識了幾個四類分子家庭出身的知青，他們看上去和其他知青沒什麼區別，和其他知青一樣幹活、吃飯、睡覺，只不過話少了一些，活幹得更多了一些，也沒有看到有誰故意歧視他們，折磨他們。畢竟這是天高皇帝遠的新村啊。
我們總共在新村勞動了十幾天，天氣漸涼以後，就回城了。但是，這次短短的新村經歷，卻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不僅因為這次經歷是我第一次長時間離開家參加農業生產勞動，還因為五年後，我也走上了知青的道路，嘗遍了他們所經歷的苦辣酸甜。
回到縣城不久，造反派就起來了，單縣也就真的亂了起來。我們這些唯恐天下不亂的小學生，全都捲入到了造反的潮流中去了。這期間，也見到了幾個時樓新村回來的知青，他們也是趁亂跑回家來的。後來，當造反的潮流消退以後，新村的知青卻又作為一支新的力量在縣城鬧了起來。他們的口號是，反迫害，要回城。當然，他們的要求在當時是根本無法實現的。不過到了七十年代初，當我們自己也加入到知青的行列里去的時候，這些新村的知青，還真的全部回城安排工作了。
四、魯西南革命造反軍
單縣的文革，從一開始就是在縣委的領導下進行的。五六月份的鬥黑幫，各單位批判、鬥爭四類分子、出身不好的教師、職工，以及領導上認為表現不好的人，就是按照縣委的統一部署進行的。雖然也有打人、自殺的情況，但由於是在單位內搞的，對社會上的影響並不大。八月份的破四舊，也是由縣委布置各街道居委會、各單位統一搞的。雖然搞得轟轟烈烈，但風頭一過，也就一切平靜如初了。因此，一直到66年秋天，雖然全中國的文革已經搞得熱火朝天，小縣城還是風平浪靜。
這種風平浪靜的局面，在青年學生看來，簡直就是對抗毛主席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了。因此，不時有串連路過縣城的紅衛兵小將在街上貼出大字報，炮轟縣委壓制了文革，但他們都是路過，今天貼出大字報，明天就走了，根本造不成什麼影響。
真正點燃了造反火焰的是魯西南革命造反軍。
單縣有一批在外地上技校的學生。這些學生大都是縣城普通市民的子弟。文革一開始，學校停課了，這些學生沒有留在學校里造反，全都跑回家來了。可能是因為在家裡無所事事，他們開始關心起了單縣的文革來。66年深秋的一天，他們以「省勞動廳技校、山東水校、泰安電校單縣籍學生」的名義，在縣人委門前貼出了大字報，炮轟縣委、縣人委壓制文革，對抗毛主席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行為。並且接連貼出大字報，揭露兩委的一些黑幕，號召群眾起來造縣委、縣人委的反。
這些技校學生的大字報，象是在平靜的湖水中投下了巨大的石頭，馬上引起了激烈的反響。學校里的青年學生、各單位中被壓制的人、對單縣的文革狀況不滿的人紛紛站出來貼出大字報響應。很快，各種各樣的造反組織也建立起來了。單縣的文革才象全國其他地方一樣，真正發動起來了。
點燃縣城文革火焰的這些技校學生，當然不甘寂寞，他們把自己的這個組織稱為「魯西南革命造反軍」。於是，魯西南革命造反軍就誕生了。老百姓嫌這麼長的名字叫起來拗口，就簡稱其為「魯西南」。
「魯西南」雖然號稱「革命造反軍」，但實際上，只有二三十個人，就是在大字報上署名的那三個技校的單縣籍學生。各種各樣的造反組織興起後，幾乎所有的造反組織都來和他們聯絡，他們也和其他造反組織合作，但始終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不吸收單縣當地的新成員。他們的一號人物是劉XX，是我的一個同學的哥哥，長得濃眉大眼，文文靜靜的，一說話就臉紅，怎麼看也不象個風風火火的造反派；二號人物房XX，也是一個文弱書生。可是，就是這一幫十八九歲的技校學生，卻掀起了小縣城裡造反的高潮。
從66年最後的兩個月，一直到67年的頭兩個月，「魯西南」成了單縣的一顆政治明星。「魯西南」的總部安在了縣人委對面的百貨站內，而縣人委就座落在縣城最繁華的主要街道上。由於正對著縣人委，貼起大字報來非常方便，沒幾天的功夫，縣人委門前的牆上就貼滿了大字報。每天，「魯西南」總部的院子裡都流動著川流不息的人群，各單位的造反派、紅衛兵紛紛前來聯絡、取經。一時間，「魯西南」成了縣城裡造反派的標誌。在單縣造反派聯合發起的行動，或者是聯合發布的文件中，「魯西南革命造反軍」的名字，總是排在最前面。
當時的群眾組織，幾乎全是造反派，沒有保守派的組織。因為組織起來的目的，就是為了造縣委、縣人委的反。當時雖然社會上比較亂，但縣委、縣人委還能控制局面。一些同情兩委的群眾，雖然不滿意造反派的舉動，但他們相信兩委，擁護兩委的領導，因此，並沒有出面組織自己的保守派組織。
到了67年初，奪權開始了。造反派的群眾組織，衝進兩委大院，奪了縣委、縣人委的權。造反派的奪權，現在看起來有些好笑，其實就是收繳公章。造反派群眾，提著麻袋，衝進兩委大院，逼著各個科局的管公章的幹部把公章交出來。據說，他們光公章就收了滿滿一麻袋。這些行動，激怒了保守派的群眾，於是，保守派的群眾組織也紛紛組織起來了，先是兩委大院裡的機關幹部成立了一個組織（名字記不起來了），公開和造反派對抗。隨後，各學校、各單位的保守派群眾都組織起來了，形成了兩大派對抗的局面。
就在這個時候，「魯西南」卻急流勇退了。67年初春，一個乍暖還寒的日子，魯西南突然發布公告，要響應黨中央的號召，「複課鬧革命」了。接著，單縣的大街上，就不見了「魯西南」的蹤影。他們匆匆地返回在外地的學校了。
但是，還有沒走得了的。魯西南的二號人物房XX，還沒來得及走，就被保守派的群眾抓住了。接著，各學校、各單位的造反派的頭頭，一夜之間，也全被抓了起來。
單縣的保守派，在縣城最大的廣場――文化館廣場，召開了批斗大會。造反派被抓起來的頭頭們，一個一個都被押上了台。在經過了一番批鬥後，縣公安機關的一個什麼人，走到台上，宣布對「魯西南」的壞頭頭、反革命分子房XX依法逮捕。他的話音剛落，兩個押著房XX的人就一腳把房XX跺得跪在了地上，用繩子把他五花大綁了起來。台下響起了保守派群眾的口號：
「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
「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房XX！」
「向解放軍學習！向解放軍致敬！」（當時公安人員穿的也是綠軍裝，戴紅領章，只不過他們的帽徽是國徽。小縣城的人分不清軍人與公安的區別，也把他們當成了解放軍。）
我們學校與文化館廣場只有一牆之隔。而我們這些小學生，不論家裡當時的處境如何，幾乎都是鐵桿的造反派。「魯西南」的那些大哥哥，就是我們心中的偶像（當時不知道有偶像這個詞，反正就是這個意思，當時追「魯西南」就和現在追星差不多。）聽說房XX被抓住了批鬥，我們都跳牆過去觀看。看到站在台上的房XX被人跺倒在地上，並被五花大綁了起來，我們雖不敢吱聲，但眼裡都充滿了淚花。我們就是不明白，昨天還是造反的英雄，今天咋就成了反革命了呢？
沒過多久，我們就明白了：這就是「二月逆流」，是不甘心失敗的走資派向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猖狂反撲。十多年以後，我們又明白了，這不叫「二月逆流」，而是叫「二月抗爭」！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了挽救被林彪、「四人幫」搞亂了的國家而進行的反抗。
不管怎麼說，當時我們總覺得，造反派貼大字報、開批鬥會，造縣委、縣人委的反，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是真的搞文化大革命。而保守派卻動用專政機關，把他們抓起來，是反文化大革命的，並且手段也太毒辣了一點。
都說是四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其實，在變幻莫測的文革中，用年來計算時局的變化就太慢了。沒過四十天，時局就又翻過來了。從三月底開始，從中央到地方，造反派們發起了「反逆流」的鬥爭。並且一舉擊潰了保守派反撲。單縣這個小縣城又成了造反派的天下。
造反派控制了縣城的局面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給「魯西南」平反，給前一段被鎮壓的各個造反組織平反。縣警局不得不把被逮捕的造反派的頭頭，包括「魯西南」的房XX、劉XX（好象是劉XX後來也被從外地給抓了回來。記不太清了。）從監獄裡放了出來。
「魯西南」又回來了。不過這一次他們回來，不像以前那樣了。他們只是參加了給他們平反的大會，沒有再參與單縣的文革。平反一結束，他們就宣布解散，真正回校去「複課鬧革命」去了。因為他們已經面臨著畢業分配。很快，他們就會從一個個靠家庭供養的窮學生變成一個個能夠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了。
雖然如此，魯西南革命造反軍的這段造反經歷，卻深深地留在了單縣文革的歷史中。
（為了不給當事人帶來麻煩，「文革憶舊」所有的人物，都儘量不提名字，實在避不開的，就用XXX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