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精英分子在尋求「救亡圖存」方案的過程中，曾提出了一個「中心勢力」的構想。但對這一概念探討和推廣的時間不長；隨著列寧式政黨的引入，列寧式政黨實際上就成為了精英心目中的「中心勢力」。因而，這一術語就逐步淡出了政治和社會議題。
最早提出「中心勢力」這一詞語的是國民黨主要創始人宋教仁。由他起草，於1912年8月13日發表的《國民黨宣言》開篇言到：「一國之政治，恆觀其運用政治之中心勢力以為推移。其中心勢力強健而良善，其國之政治必燦然可觀；其中心勢力脆薄而惡劣，其國之政治必暗然無色」。其核心要義是，中國欲要強大國家，必須要建立一個由精英分子組成的「中心勢力」，將民眾組織起來，領導他們朝向強大國家這一目標共同奮鬥。
繼之，中共主要創始人李大釗於1917年4月23日在《甲寅》日刊上發表了《中心勢力創造論》的專論文章，對「中心勢力」進行了比較詳盡的闡述。他開門見山地寫道，「國家必有其中心勢力，而後能收統一之效，促進化之機。否則，分崩離析，擾攘潰裂，無在不呈兀臬之象，久而久之，且瀕於滅亡之運焉」。同時期的若干知識精英和政治領袖對「中心勢力」也有若干論述。「中心勢力」論遂成為20世紀初社會精英的共識。
近代中國自十九世紀中葉陷入「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以來，其核心命題始終圍繞著「救亡圖存」與國家重建展開。隨著清王朝統治秩序的瓦解，中國社會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離散化與原子化狀態，這被當時的精英們形象地比喻為「一盤散沙」。面對這種社會組織的渙散，近代知識精英和政治領袖急切地尋求一種能夠統攝全局、重塑秩序、動員民眾的組織化力量，即所謂的「中心勢力」。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20世紀初期，蘇俄革命的成功為中國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組織模式—列寧式政黨。這種由精英分子組成的政黨以嚴密的紀律、高度的集權、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以及明確的意識形態為特徵，完好地契合了近代中國知識精英構想中的「中心勢力」。本文旨在探討近代中國建立「中心勢力」的主張與引進列寧式政黨之間的內在邏輯關聯，從而說明中國引進列寧式政黨，以及中國的政治制度最終定型為黨國制的必然性。
一、「中心勢力」論的形成與演變
學界目前對「中心勢力」論的研究甚少。在維普中文期刊服務平台上，筆者只檢索到三篇專門研究「中心勢力」的論文。且這三篇論文都沒有將研究重點放在「中心勢力」與中國引進列寧式政黨的關係之上。
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翁有為在《試論李大釗的「中心勢力」思想》（2022）一文中梳理了李大釗「中心勢力」思想的萌發、形成和演變。翁文認為李大釗「中心勢力」思想以「再造中國」為目的，以復興中華民族為使命，並具有與時俱進的特點，隨著時代發展而不斷演變1。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鄭師渠《重建社會「中心勢力」說與國共的兩度合作》（2022）一文則將研究重點放在「中心勢力」說與國共的兩度合作間的關係上。鄭文認為「重建社會『中心勢力』說不僅是催生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重要思想因素，而且影響了其後的兩度國共合作」2，但並沒有對前者展開論述。
唐山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秦善進《從淡化、關注到動員:李大釗「中心勢力」說中的農民要素》一文認為，「在前期同情農民的基礎上，這一時期（十月革命後）的李大釗開始重點關注農民，『中心勢力』的組成要素轉到以工人和農民為代表的庶民群體」3。
「中心勢力」論的萌發最早可追溯到梁啓超提出的「中等社會」。1902-1906年，梁啓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系列政論文章，後匯集成《新民說》一書。他在《新民說・論政治能力》中寫道：「（救國的）主體何在？不在強有力之當道，不在大多數之小民，而在既有思想之中等社會，此舉國所同認，無待詞費也，國民所以無能力，則由中等社會之無能力，實有以致之」。
梁啓超基於近代社會結構變化，將社會階層劃分為上、中、下三等。上等社會指掌握政治權力與巨大資本的權貴、高官和大資本家；中等社會指擁有一定資產、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與中小工商業者；下等社會則指無產、處於社會底層的勞工和貧民。他認為上層社會已腐朽墮落,下層社會又愚昧無知,而「中等社會」兼具新的知識與道德操守，在培養新民、推動社會文明進步中起著關鍵作用，是領導中國由弱變強的「主體」。
梁啓超的「中等社會」主體說的觀念承接了他早期的「少年中國」說和國民性改造的思想。但有了新的變化，在「中等社會」說中，拯救中國的主體由學生轉化為了更成熟的知識精英和中產階級，而關注的重心也從國民性改造轉為要形成國民性改造的主體－「中等社會」，由改造誰和如何改造轉向誰來改造。
1913年，梁啓超發表了《多數政治之試驗》，在「中等社會」的基礎上又提出了「中堅階級」的概念。「吾所謂中堅階級者，非必名門族姓之謂。要之，國中必須有少數優秀名貴之輩，成為無形之一團體，其在社會上，公認為有一種特別資格，而其人又真與國家同休戚者也，以之董率多數國民，夫然後信從者眾，而一舉手一投足皆足以為輕重……是故理想上最圓滿之多數政治，其實際必歸宿於少數主政。然緣是而指其所謂多數者為虛偽得乎？曰不得也。主持者少數，而信眾者多數，謂之多數，名實副也。」他認為，中國的民眾素質低下，又不可能短期內得到提高，就需要由有公德有能力的優秀名貴之輩組成的「中堅階級」來領導多數素質低下的民眾。
承接梁啓超的「中等社會」思想，宋教仁首次提出了「中心勢力」這一概念。在1912年國民黨成立時，他於《國民黨宣言》中明確提出「一國之政治，恆視其運用政治之中心勢力以為推移。其中心勢力強健而良善，其國之政治必燦然可觀」。在宋教仁的構想中，政黨不是可有可無的普通結社，而是國家進化過程中必然產生的「中心勢力」載體。宋教仁認為國家的「中心勢力」必須由「大黨」才能勝任。他在1913年2月在國民黨上海交通部歡迎會上發表演講說，「世界上的民主國家，政治的權威是集中於國會的。在國會裡頭，占得大多數席位的黨，才是有政治權威的黨」。他主張通過合併同盟會與其他政黨，組成一個規模龐大、政綱明確的國民黨，以贏得國會多數，控制政府權力。這表明他既想保持議會的多黨制，又希望在議會中有一個有巨大支配力的大黨，如此才能夠控制政府權力。
相比之下，梁啓超的「中等社會」或「中堅階級」說僅停留在社會階層上。「中等社會」或「中堅階級」是由社會發展自然形成的，非常寬泛，沒有明確的邊界。而「中心勢力」說則更明確地提出要有意識地建立一個邊界清晰的勢力，這個勢力處於社會的中心，由這個中心來領導和組織國民以形成強大的力量，拯救和強大中國以擺脫列強的干預。
然而，宋教仁的遇刺宣告了以議會大黨作為「中心勢力」方案的失敗。民國初期的議會不能建立起穩定的政治秩序。軍閥割據和各自為政仍然讓中國停留在「一盤散沙」的狀態。這促使精英們轉向尋求更具有強制性的「中心勢力」組織形式。而其中最關鍵的人物就是中共重要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
李大釗早期也萌發了類似於「中等社會」的思想。1914年7月他撰寫了《風俗》一文說:「一群之中,必有其中樞人物以泰斗其群。是曰群樞」。在「群樞」基礎上，李大釗進一步形成了「中心勢力」思想。1917年，李大釗發表了《中心勢力創造論》，這是中國知識精英對「中心勢力」認識的關鍵躍升。首先，李大釗將國家的興亡與「中心勢力」之有無綁定在一起。「夫中心勢力亡乃無異於國亡」；其次，李大釗認為當時的中國各派勢力，無論是北洋軍閥，國民中的「溫和系統」與「激進系統」都不能成為國家的中心勢力。北洋軍閥在袁世凱稱帝失敗後，「亦以驟失其中心而呈崩離之象焉」。對此，李大釗以進化論觀點指出，「勢力之為物，亦各有其生命」，皇權統治這樣的舊勢力「已臻衰老者，不能使之復反於壯盛也。」而溫和派大多為專門政治的營業者，「恆不惜以國家殉其私慾與野心」，「遂致國民之厭棄」；激進派則「為專門政治的營業者，故其所為，毫不與國民之生活有何等之關係，因而無國民之後援」。「今日國家所有之勢力,皆不能為國家之中心勢力以支撐此風雨飄搖之國家；而此分崩之各個勢力中,又皆無其中心人物,足以統率此散漫無紀之團體。以致政象日渙,人心日離,如孤舟泛於風濤澎湃之重洋」,「斯誠政治上之絕大危機也」。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李大釗認為，「中心勢力」不能沒有中心人物，不能「散漫無紀」，必須是有中心人物，成員受紀律管束的團體。他進而得出結論說，「吾民對此零落凋謝之三大系統，無庸為之憑弔唏噓，致其感慨，惟當順世界文明之潮流，別造一種新勢力以代之。此之勢力，必以中級社會為中樞，而擁有國民的勢力，其運命乃能永久」。李大釗所謂新的「中心勢力」，即那些受過現代教育，具有強烈責任感的知識精英和青年學生。
與李大釗同時期的知識精英也提出過「中心勢力」的概念。如報人邵飄萍於1916年在評論「中心勢力」時說:「凡一國政治運行之穩固,不可無中心勢力,此言誠是也4」。其後不久,眾議院議長湯化龍在接受邵飄萍採訪時說，「凡一國政治之所以能穩固進行者,必賴有一中心之勢力;否則非如一盤散沙,即各派互相攻擊無已時而已，……然尚有所希望者,仍以眾力養成國家之中心勢力,以鞏固國家之基礎耳。但茲事體大,其成至難」5。而《大公報》總編輯胡政之在對時局的感言中也指出:「吾曹日日所希望者,國家有中心勢力與中心人物……今則舉國殆成一盤散沙之勢，中心人物既渺不可得,中心勢力亦破壞分裂不可收拾……使中心勢力長此破壞,中心人物長此缺乏,則國家終於無可救治」6。
可見，在20世紀初期，中國的知識精英和政治領袖有一種共識，就是要建立一個具有中心人物的強有力的中心勢力以結束中國如「一盤散沙」的狀態，從而拯救國家。
二、「中心勢力」是皇權勢力的替代
從政體的演化角度來看，「中心勢力」說是傳統皇權勢力作為國家的「中心勢力」的替代。辛亥革命前，皇族就是國家的「中心勢力」，皇帝就是「中心勢力」中的「中心人物」。皇族以開國皇帝的後代及姻親組成利益共同體，是國家最尊貴和凝聚力最強的勢力。皇帝則擁有獨斷專行的權力，繼任皇帝只能從前任皇帝的嫡親中產生。清朝的八旗制度則是在皇族勢力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的「中心勢力」。清朝的「中心勢力」有更多的層次。旗人是第一層次，皇族則是更中心的層次。從中國政治制度的演化邏輯來看，清朝的「旗天下」在「家天下」和「黨天下」之間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7。
近代清王朝屢屢敗於列強，使得知識精英認識到皇權統治不能使得國家足夠強盛而與列強抗衡。一是皇權統治的權力世襲制，將繼承候選人限定在前任皇帝的兒子身上，甚至嫡長子身上；範圍太窄，不能保證產生具備足夠能力和責任心的繼任者。如孫中山所言，「專制時代，父兄做皇帝，子弟承父兄之業，雖然沒有能幹，也可以做皇帝，所以沒有能的人也是很有權」8。第二，採用郡縣制任命官僚進行統治的皇權只能延伸到縣一級，所謂「皇權不下鄉」，縣以下的鄉村主要由地方鄉紳通過宗法家族來治理。「中國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團體，沒有民族精神，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個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9。比較而言，郡縣制的權力更集中，但對基層的組織動員能力更弱；分封制的權力更分散，但對基層的組織動員能力更強。皇權的組織和動員能力不能下沉到占人口大多數的鄉村，在近代面對列強時，就不能凝聚起全國的力量與列強抗衡。
因而，推翻皇權專制建立共和制就成為革命黨人的目標。革命黨人理解的共和制非常狹隘。按孫中山的說法，「在共和政體之下，就是用人民來做皇帝」10。而忽視共和制要以法律來進行統治。也就是說，國家最高領導人要從更大的範圍來產生，不能再限於由前任最高權力者的兒子來繼承，以保證繼承者有足夠的能力和責任心。但孫中山並不同意所有人都有資格做「皇帝」。他將人民分為三類，「第一種人叫做先知先覺，……，第二種人叫做後知後覺，…….，第三種人叫做不知不覺」11。他認為，只有他這樣先知先覺的人，才有資格做「皇帝」。「我們先知先覺的人，便要為他們指導，引他們上軌道去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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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後，革命黨人和其它政治派別並沒有找到一種勢力能夠將全國的人力和物力都組織動員起來；只得暫時將西方的政治制度照搬過來。但北洋政府在總統和議會之間的紛爭不斷，議會內部也缺乏有效的運轉；使得北洋政府無法有效的行使權力，地方勢力各自為政，建立不起穩定的政治秩序。因而促使精英們尋求另外的「中心勢力」，以結束不斷的政治紛爭和軍事衝突局面，從而促使國家強大。
這就產生了兩種重建「中心勢力」的路徑和方案。少數保守人士提出恢復帝制，以平息政治紛爭和軍事衝突。其中，「籌安會」是典型的代表。以楊度為首的六位保守人士組成的「籌安會」主張恢復帝制，實行君主立憲，擁立袁世凱復辟帝制。1915年3月楊度發表了《君憲救國論》，以對話形式系統闡述其君主立憲主張，成為籌安會推動帝制的理論基礎。《君憲救國論》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將民國以來的政局混亂，統統歸結為共和的弊端。於中國，共和體制不僅無法救亡，反而加劇了社會分裂。因為人民的程度還不知道共和為何物，更不知法律、自由、平等是什麼。貿然由專制直接進入共和，只能是富國無望、強國無望、立憲也無望。他斷言「非立憲不足以救中國，非君主不足以成立憲。立憲則有一定法制，君主則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謂定於一也。……計唯有易大總統為君主，使一國元首立於絕對不可競爭之地位，庶幾足以止亂」13。中篇著重分析了政治繼承權問題，認為只有君主制，繼位君主仍限於前任君主的後嗣中產生，才能避免出現共和制總統繼任時的無序紛爭甚至內戰。下篇則闡述了清末新政是假立憲，清末「君主立憲」的失敗不能說是君主立憲的失敗。
楊度的「君主立憲」論，仍然將君主及其族裔作為「中心勢力」，首先不可行。應該說，他的「君主立憲」制與過去的皇權專制還是有很大不同。他要求君主在法律之下行使權力，而過去皇帝則不在法律之下，是按自己的意志進行統治，最多受點儒家「以民為本」思想的微弱約束。因此，袁世凱在他們的鼓動下恢復帝制和稱帝不能簡單地等同於恢復過去的皇權統治。但他的理論中的君主一定是實君和強君，不可能願意受憲法的約束。既然人民還不知道共和為何物，更不知法律、自由、平等是什麼，誰來約束君主濫用權力呢？靠君主和精英階層自覺當然不可能。所以，雖然他主張和要求君主要在法律之下行使權力，但實際運作起來，君主肯定不會如此。在實踐層面終究會與過去的皇權專制完全一樣。
其次，他的君憲理論滿足不了產生賢能君主和「中心勢力」要具有強有力的社會滲透力的需求。在大多數精英看來，新的「中心勢力」應同樣具備皇族勢力令行禁止的效能，在功能上完全替代皇權的整合社會的作用。除此之外，還要能產生出有足夠能力和責任心的領導人，以及具有強有力的社會滲透力，能動員起全體人民，才能結束中國人「一盤散沙」的局面。因而，楊度的主張及袁世凱恢復帝制受到了精英和大眾的普遍反對，袁世凱稱帝很快就歸於失敗。而孫中山及中共早期活動者，則找到了「中心勢力」新的組織形式，這就是從蘇俄引進的列寧式政黨。
三、「中心勢力」論為列寧式政黨的引進鋪平了道路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於1949年6月《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如是說。與其說是「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如說是「送來了列寧式政黨」。而之前被中國精英們所認同的「中心勢力」說已為列寧式政黨的引進鋪平了道路，打下了基礎，做好了準備。可以說，列寧式政黨是「中心勢力」說所期待的完美的「中心勢力」，兩者實現了無縫對接。中國引進列寧式政黨並非是蘇俄從外部所強加的，而出自以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為目標的中國近現代革命的內在需求。
1917年11月7日，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中國的知識精英和政界領袖最初難以接受，後來才轉為讚美。一是看到在布爾什維克政權強有力的領導之下，落後的俄國打敗了國內外反對勢力；二則俄國對中國頻頻示好；三則對西方國家在巴黎和會上不支持中國的訴求感到失望。於是，對蘇俄和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形態逐步表現出越來越大的興趣和嚮往。
1918年6月17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主辦的《民國日報》發表了題為《決鬥》的社論。社論稱俄國為「民主友邦」，稱布爾什維克為「新派」。同年，孫中山致電列寧，表達了對「十月革命」勝利的敬意。
堅信拯救和強大中國必須要具備一個「中心勢力」的李大釗，於1918年7月開始稱讚俄國十月革命，陸續寫下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一系列讚美「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的文章，從此成為了馬列主義的狂熱信奉者，並在稍後成為了中共重要的創始人之一。另一位中共最重要的創始人陳獨秀開始信奉馬列主義則要稍晚一些。1919年4月，陳獨秀發表了《二十世紀俄羅斯的革命》一文，稱讚十月革命是「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
1921年7月，李大釗在《新青年》上發表《俄羅斯革命之過去及現在》一文，運用「中心勢力」理論對俄羅斯革命進行了分析。他指出，「俄羅斯的中心只在大俄羅斯一部分，而在大俄羅斯中革命的中心勢力又只在大俄羅斯全人口中少數的智識階級」14。而由智識階級構成的中心勢力「可分為三大派：一是無政府主義派，此派在三四十年前虛無主義盛行時代是一很大的勢力，可是在一九一七年前早已不成為革命的重要原素了；一是自由主義派，一是社會主義派」15；「十一月七日Kerensky（克倫斯基）政府又倒，多數派（Bolsheviki）起而代之以至於今日，俄羅斯的自由主義遂為社會主義所戰勝」16。在文中，他還將列寧等14位革命領導人列為布爾什維克組織的中心人物，介紹了他們的主要業績。顯然，李大釗認為布爾什維克是俄國革命最終的「中心勢力」，十月革命的成功證明了布爾什維克能夠領導俄國強大起來打敗西方列強。
逐步地，馬列主義在中國的知識界開始擴散。這得益於當時開展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開始於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後改名為《新青年》。該雜誌是倡導新文化的主要陣地，刊載的文章面向青年，採用白話文批判儒家「孝」和「貞」的價值，宣揚民主與科學，是所謂「新文化」。白話文是啟蒙的工具，比文言文通俗易懂，受眾更廣；更有利新文化思想的傳播。新文化運動的目的是促使男女青年從家庭的束縛中掙脫出來，投身於強大國家的運動和革命之中。個人只有掙脫了家庭和家族的束縛，統一在國家的感召下，才能結束中國「一盤散沙」的狀態。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的爆發打下了思想基礎。沒有新文化運動從思想上將青年學生從家庭的管束中解放出來，樹立起為國家強大而奮鬥的精神，學生們不可能走上街頭抗議北洋政府的軟弱無能，呼籲「外爭國權、內懲國賊」。
「中心勢力」說與新文化運動是兩個密不可分的層面，前者旨在建立一個強有力的領導勢力，後者旨在召喚眾多的追隨者。而列寧式政黨具有高度的組織性和強大的動員能力，完美地契合了這兩個需求。因而，陳獨秀等當時的一些知識分子轉而信奉馬列主義一點也不奇怪。隨著陳獨秀、李大釗等《新青年》雜誌編委轉而信奉馬列主義，《新青年》雜誌遂成為宣傳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重要陣地。「據統計，從五四運動到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夕，《新青年》發表介紹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的文章多達130多篇」17。
當馬列主義在中國有了不少信奉者後，思想的接受和傳播進而轉化為政治行動。1920年8月，上海成立了首個共產主義小組，由陳獨秀創立。隨後，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的馬列主義信奉者陸續建立了共產黨小組，另有旅法、旅日共產主義小組。在共產國際的指導和援助下，這些小組成員匯聚到上海，於1921年7月23日正式成立了中國共產黨。
然而，這些人成立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訴求是引進列寧式政黨嚴密的組織形態，來充當拯救中國的「中心勢力」。而消滅私有制，實現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所倡導的公有制則更進一步增強了「中心勢力」的支配力，使其能夠支配整個國家的財力。而共產黨所宣稱的人人平等根本就不是它的真實目的，只是用來鼓動人們加入和追隨共產黨的政治口號。中共現在雖然仍然宣稱堅持馬列主義，但只是因為它是以馬列主義為號召奪得政權的，需要保持其奪權的歷史合法性。除了仍然採用列寧式政黨的組織形態和統治模式外，實際上已經放棄了馬列主義意識形態，改為宣揚國家主義和中華文化的優越性，暴露出其本質。這反過來說明，中國引進馬列主義真正在乎的是列寧式政黨的組織模式。
陳獨秀於中共成立前夕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政治改造與政黨改造》一文，引述羅素的話說，「改革之初，需有一萬徹底的人，願冒自己性命的犧牲，去制馭政府，創興實業，從新建設。這類人又須誠實能幹，不沾腐敗習氣，工作不倦，肯容納西方的長處，而又不象歐美人做機械的奴隸。……中國政治改革，決非幾年之後就能形成西方的德謨克拉西。……要到這個程度，最好經過俄國共產黨專政的階級。因為求國民底智識快點普及，發達實業不染資本主義的色彩，俄國式的方法是唯一的道路了」18。然後他斷言道，「政黨是政治底母親，政治是政黨的產兒；我們與其大聲疾呼：『改造政治』，不如大聲疾呼：『改造政黨』！」從這可以看出，他主張以列寧式政黨作為「中心勢力」，來領導民眾在中國實現「創興實業，從新建設」19。
國共合作開始後，陳獨秀於1922年6月在《東方雜誌》發表文章說：「人民的權力，必須集合在各種人民的組織里才可以表現出來，直接具體表現到政治上的只是政黨。……我主張解決現在的中國政治問題，只有集中全國民主主義的分子組織強大的政黨，對內傾覆封建的軍閥，建設民主政治的全國統一政府，對外反抗國際帝國主義，使中國成為真正的獨立國家，這才是目前扶危定亂的唯一方法」20。這充分表明他建立列寧式政黨的目的是為了「扶危定亂」，「建設全國統一政府」，「使中國成為真正的獨立國家」。
李大釗也有類似的表述。他為呼籲成立中國共產黨而寫下了《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一文，文中寫道，「我們現在要一方注意團體的訓練；一方也要鼓動民眾的運動，中國社會改革，才會有點希望」21。這句話點出了列寧式政黨的特質、手段和目的，「訓練」是為了形成紀律嚴明的團體，「鼓動民眾的運動」是手段，推動「社會改革」以拯救中國是目的。其它早期的共產黨創始人也有類似的表述，建立一個紀律嚴明的政黨作為「中心勢力」的目的是為了救亡強國。
國民黨接受俄共改造的目的更直接和明確，就是單純地引入列寧式政黨的組織形式，而並不改用馬列主義為指導，仍然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宗旨。1923年1月孫中山開始與蘇俄合作時，明確表示「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22。不接受馬列教義和蘇維埃制度是真，不接受共產組織是假。國民黨後來接受了蘇俄的改組。針對國民黨內對接受蘇俄改組的非議，孫中山駁斥道，「顧有好造謠生事者，謂本黨改組後已變為共產黨。此種讕言，非出諸敵人破壞之行為，即屬於毫無意識之疑慮。欲明真象，則本黨之宣言、政綱具在，覆按可知。本黨之民生主義，早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兩方案著於黨綱，自始至終未嘗增減」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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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1月，孫中山在國民黨廣州大本營動員國民黨員接受蘇俄改組時說，「此次改組所希望者何事？就是希望吾黨造成一中心勢力。……同是革命，何以俄國能成功，而中國不能成功？蓋俄國革命之能成功，全由於黨員之奮鬥。一方面黨員奮鬥，一方面又有兵力幫助，故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學俄國的方法組織及訓練，方有成功的希望。……吾等在革命未成功之前，既是人自為戰，今後應該結合團體而戰，為有紀律的奮鬥。因為要學他的方法，所以我請鮑君做吾黨的訓練員，使之訓練吾黨同志」24。列寧逝世後，他於1924年1月悼念列寧時說，「俄國革命在中國之後，而成功卻在中國之前，其奇功偉績，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其所以能至此的緣故，實全由其首領列寧先生個人之奮鬥，及條理與組織之完善。……我覺得於中國的革命黨有很大的教訓。什麼教訓呢？就是大家應把黨基鞏固起來，成為一有組織的、有力量的機關，和俄國的革命黨一樣」25。1924年3月他進一步闡發國民黨改組的必要性，「夫所貴乎有黨者，蓋在集合國民力能活動之分子結為團體，在一主義之下為一致之奮鬥。故其要義，一在有主義，二在有團結，三在有訓練」26。
國共兩黨都意識到以列寧式政黨的組織形態建立的「中心勢力」，才能擔負起帶領中國走向強盛的重任。然而，中共成立初期勢力弱小，只得暫時放棄作為「中心勢力」的初心，擁戴國民黨成為國民革命的「中心勢力」。在共產國際的撮合下，兩党進行合作。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但仍保留中共黨員的身份。李大釗非常積極推動國共合作，他在1923年5月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以我個人的見解,就是首先以中國國民黨作為中心,除了使它更大更有力量以外,一點其他道路都沒有」27。陳獨秀起初反對國共合作，但最後接受了現實，也號召擁戴國民黨為「中心勢力」。1923年6月，由他起草的中共三大宣言中指出，「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我們希望社會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國國民黨，使國民革命運動得以加速實現」28。國共合作是雙贏，中共依傍國民黨來發展，而國民黨也藉此改組，並獲取蘇俄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但對於雙方都是權宜之計，決裂是必然的。由於國民黨改組成列寧式政黨不徹底，最終敗於完全按列寧式政黨組織形態建立起來的中共。列寧式政黨一方面有高度凝聚力，另一方面有強大的動員能力。國民黨改組不徹底，在這兩方面都弱於中共，敗於共產黨在情理之中。
何為列寧式政黨呢？按列寧自己的建黨原則，有這麼幾個重點。第一，黨是由無產階級優秀分子組成的先進部隊，而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可以自由進出的鬆散團體；第二，黨的核心應該是由一小部分精幹的人組成的「職業革命家組織」；第三，在黨的外圍，可以有各種各樣的群眾組織，它們應服從黨的監督，接受黨的領導，但不可「把這些組織和革命家的組織混為一談」；第四、在黨組織內，必須貫徹集中制的組織原則29。
蔣介石對列寧式政黨的內涵也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在書中或講話中說道，「中國的命運，完全寄託於中國國民黨。如果中國國民黨沒有了、或是失敗了，那中國的國家就無所寄託，不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強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國的處分。……沒有了三民主義，中國的建國工作就失去了指導的原理。所以三民主義是國家的靈魂」30。「第一就是要使全軍信仰唯一的主義,第二就是要使全軍信仰唯一的最高統帥」31。國民黨則從他的言論中提煉出了「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短語，這是對列寧式政黨最為簡練的描述。再加上一支軍隊就完備了。「一個主義」，政黨有一個追求的主義。於國民黨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於中共是「毛澤東思想」以及後來的「與時俱進」的思想或理論。主義的作用是樹立一個高尚的理想，以吸引追隨者。既能吸引少數信眾，也能為大多數投機者提供掩蓋追求權力和私利的漂亮藉口或可以讓他們自我欺騙；然後靠主義所規定的組織紀律形成一個緊密的政黨，個人必須放棄自己的權利，絕對服從組織；而政黨擁有一位說一不二的最高領袖，黨員必須擁護領袖的主義和絕對服從領袖的指揮。「一支軍隊」，有一支由黨控制的軍隊通過暴力革命奪取和維護政權。亦即毛澤東提出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和「黨指揮槍」。
台灣政治學教授葉明德則定義為：「列寧式政黨，起源於列寧主義。列寧把工人階級和一小群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做一區隔。列寧認為，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一小群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為有信仰才有覺悟，覺悟了的知識分子才能發動指導工人階級投入革命，革命才能成功。基於此，列寧主張把覺悟紮根於黨，予以制度化。黨是革命的司令部。也因此，列寧式政黨一黨專制國家，一向就強調以革命為主要手段爭取及維持政黨，選舉則是次要手段、是裝飾品。以組織及公職特徵上來講，列寧式一黨專制國家採用的是菁英雙軌制，舉凡中央到地方，各種大大小小公職都設有黨的組織，予以指揮、聯繫及監督。公職人員兼具黨員及公職雙重身份」32。
列寧式政黨是建立在列寧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理論基礎之上的。而列寧的先鋒隊理論則來源於馬克思的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產黨宣言》中說：「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根據這一思想，列寧認為，「黨是階級的先進覺悟階層，是階級的先鋒隊。這個先鋒隊的力量比它的人數大10倍，100倍，甚至更多」33。與此相對應，列寧認為工人階級及民眾不具備自發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需要黨從外部灌輸進去。「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各國的歷史都證明：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會主義的意識。……而社會主義學說則是由有產階級的有教養的人即知識分子創造的哲學、歷史和經濟的理論中成長起來的。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們的社會地位來說，也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同樣，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學說也是完全不依賴於工人運動的自發增長而產生的，它的產生是革命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發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結果」34。
從列寧的先鋒隊理論來看，列寧式政黨非常契合中國精英們提出的「中心勢力」論。首先「中心勢力」論提出由一群有道德、有知識和有能力的群體組成「中心勢力」，與列寧式政黨由「先進覺悟階層」和「革命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組成具有一致性。其次，列寧式政黨的集中制的組織原則滿足了「中心勢力」論建立一個紀律嚴明的團體的需求。其三，列寧式政黨具有的絕對的權威中心和「一個領袖」的宗旨，與「中心勢力」論尋求「中心人物」相一致。第四、先鋒隊理論認為工人和民眾不具有革命意識，與「中心勢力」論認為中國民眾素質低下，需要啟蒙和被領導相一致。儘管李大釗和中共謳歌工農大眾，但他們只是將工農大眾當作革命需要的被動員和被組織的力量。第五、列寧式政黨嚴密的基層組織和高效動員能力為「中心勢力」論結束中國「一盤散沙」的狀態提供了方案，能實現「中心勢力」論的目的。
另外，先鋒隊理論也暗合儒家的「君子」與「小人」之分。儒家認為「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第十二》）。精英的道德修養如同風，民眾的道德修養如同草。風吹在草上面，草必然會順從地倒伏。孟子則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孟子·滕文公上》），也是差不多的意思。儒家經典對幼時熟讀它們的近代知識精英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兩者的暗合在潛意識層面讓近代精英很容易接受列寧的先鋒隊理論。
因而，「十月革命」爆發後，特別是看見蘇維埃政權成功地擊退國內外反對勢力後，期望在中國再造「中心勢力」的精英們，就非常順暢地接受了列寧式政黨的組織形態。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則接受了蘇俄改組，向列寧式政黨轉化。但馬列主義的傳入和蘇俄的幫助並非中國出現列寧式政黨的必要條件，只是外部條件。只是起到了催化作用，大大加速了「中心勢力」發展為列寧式政黨的進程。即使沒有馬列的輸入和蘇俄的幫助，「中心勢力」論所打下的思想基礎，也會讓中國演化出列寧式政黨。
結語
近代中國建立「中心勢力」的主張與引進列寧式政黨之間存在著本質性的、非常強的因果關聯。列寧式政黨並非外部所強加的，而是中國精英長期尋求「救亡圖存」的方案，在多種政治嘗試失敗後，基於解決「一盤散沙」這一痼疾做出的必然選擇。然而，「救亡圖存」其實是夸在其詞，本質上是精英們為奪回權力和話語權而製造出的危機感。而中國精英對列寧式政黨的接受與推崇，根本上是基於其作為組織工具的高效性，能動員和組織起全國的人力和物力，以排除列強對中國事務的干預。本質上，是原有的皇權專制不能應對列強侵入而演化出來的新的專制權力和制度，符合中國政治制度演化的總體趨勢：隨著從外部獲得越來越先進的技術，中央權力越來越集中，越來越深入與覆蓋範圍越來越廣。
而列寧式政黨的建立和勝出，則奠定了現代中國以黨治國的政治制度。完成了「家天下」向「黨天下」的轉變。黨組織代替皇權深度嵌入官僚體系，將權力末梢延伸到農村基層；並實現了「君師合一」，黨的領袖不僅是最高權力者，還是思想和理論的最高權威，從而建立起極權主義制度。
近現代中國革命進程是以民族和國家為本位，以實現民族和國家的強大為目的，個人則是實現民族和國家強大的工具和犧牲品。不是為了爭取權利，而是為了爭奪權力。無論是「改造國民性」還是「啟蒙」都是驅使個人為國家的強大而奉獻和犧牲。「中心勢力」論亦是如此。以民族和國家為本位，個人成為國家的工具，組織成員放棄和喪失個人權利，就不可避免地將走向專制。
完稿於2026年2月20日
注釋
1翁有為：《試論李大釗的「中心勢力」思想》，《中共黨史研究》，2022年第3期124-136頁。
2鄭師渠：《重建社會「中心勢力」說與國共的兩度合作》，《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6期53-70頁。
3秦善進：《從淡化、關注到動員:李大釗「中心勢力」說中的農民要素》，《濟寧學院學報》，2025年6期63-68頁。
4翁有為：《試論李大釗的「中心勢力」思想》，《中共黨史研究》，2022年第3期，124-136頁。
5同上。
6同上。
7陳家梁子：《清朝「旗天下」的承上啟下作用》，《議報》網站，2024年11月。
8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五講》，1924年4月20日。
9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1924年3月9日。
10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五講》，1924年4月20日。
11同上。
12同上。
13楊度：《君憲救國論》，1915年3月。
14李大釗:《俄羅斯革命之過去及現在》，《新青年》第9卷第3號，1921年7月。
15同上。
16同上。
17盛瑋：《一百多年前，新青年>怎樣傳播馬克思主義？》，求是網，2021年2月24日。
18陳獨秀：《政治改造與政黨改造》，《新青年》9卷3號，1921年7月。
19同上。
20陳獨秀：《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東方雜誌》第19卷第15號，1922年8月。
21李大釗：《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曙光》[8]第2卷第2號，1921年3月。
22孫文越飛：《孫文越飛聯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
23孫中山：《總理致海內外同志訓詞》，《中國國民黨周刊》第十期，1924年3月。
24孫中山：《人民心力為革命成功的基礎》，1923年11月25日。
25孫中山：《政黨之精神在黨員全體不在首領一人之演說》，1924年1月25日。
26孫中山：《總理致海內外同志訓詞》，《中國國民黨周刊》第十期，1924年3月。
27翁有為：《試論李大釗的「中心勢力」思想》，《中共黨史研究》2022年第3期，124-136頁。
28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1923年6月。
29張博樹：《黨專制邏輯的列寧主義起源》，獨立中文筆會，2017年4月。
30蔣介石：《中國之命運》，1943年3月。
31蔣介石：《在廬山對軍官訓練團的講話》，1933年7月。
32葉明德:《政治學·第八章政黨》，五南出版，2009年5月。
33列寧：《維·查蘇利奇是怎樣毀掉取消主義的》，1913年9月。
34列寧：《怎麼辦？》，190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