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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之後,川普劍指中共?

——原題:伊朗之後,川普劍指北京?

作者:
中國極小部分人拿走了中國90%的財富,其他十幾億人只占百分之幾的財富,我們還付出了環境的代價。胡平對此有一個極神似的概括:「槍聲一響,變偷為搶」。 反過來說,不偷不搶的話,中國可以篤篤定定的走一條資源低消耗的發展路徑,也犯不著到海外去搶資源。今天的經濟發展道路造成中國兩個喪失:中華民族的生存家園沒有了,還有這些年的封閉造成了非常嚴重的精神荒漠,中國人失去了心靈的家園。所以我可以講,中國十億人今天在心靈上也是在流亡。

【按: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助理博明表示:中共是所有對手背後的金主,打贏伊朗中共就難受,他認為歐洲和中東的戰爭全被對手串在一根繩上,北京才是背後的金主老大。只要委內瑞拉民主化、伊朗被拔牙去爪牙、烏克蘭保持主權,就等於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記重拳。打贏這幾仗中共就會非常難受,絕不能讓伊朗打完仗後掐住荷姆茲、掌控全球能源命脈。這個脈絡,也需要梳理。】

 

一、川普轟炸伊朗之後,台海罕見「空窗期」

BBC2026年3月13日報導:

根據台灣國防部每日公布的數據,自2026年2月27日(最後一次偵測到8架次中共軍機)之後,中共解放軍(PLA)軍機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ADIZ)及周遭空域的活動大幅減少,甚至出現連續多天「零偵測」的罕見現象,引發廣泛關注。

外界關注,由於此現象發生時機正值中共全國「兩會」(3月期間)、美以聯軍對伊朗軍事行動後,以及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川普)預定3月底訪中前夕,因此,解放軍軍機這幾天在台海空域短暫但不尋常的「清零」現象。

二、余茂春衝擊與清洗:美國軍事優勢如何瓦解中國戰爭機器

中國武器發展的現代軌跡,如果不認識到一個反覆出現的規律,就無法真正理解:解放軍的每一次重大躍升,幾乎都由美國軍事優勢的決定性展示所帶來的衝擊而觸發。

從海灣戰爭到近年來涉及伊朗和委內瑞拉的衝突,美國在戰場上的壓倒性優勢一再暴露出中國軍工體系的系統性弱點,迫使其經歷一輪又一輪倉促的現代化、內部危機以及政治清洗。

這種模式不僅反映了戰略競爭,更揭示了中國共產黨體制內部更深層次的結構性缺陷。

從根本上講,中共長期將美國視為其主要對手。從毛澤東關於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框架,到習近平強調"大國競爭"以及在各個層面對美國全球地位進行系統性削弱,黨的戰略使命始終圍繞著超越乃至取代美國力量展開。

然而,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並非穩步推進、依靠創新驅動的發展路徑,而更多是由美軍不斷的絕對性軍事勝利所產生的衝擊來推動。1991年海灣戰爭使北京極為震驚,認識到精確打擊、隱身技術和網絡化作戰的決定性作用;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貝爾格勒使館以及2001年的EP-3事件,則進一步凸顯了解放軍的被動性和脆弱性,促使其加速在航空航天、網絡空間和反介入能力方面的全面投入。

每一次事件都印證了一個規律:中國的進步並非源於持續的內部創新,而是對美國軍事勝利的被動反應。

然而,這些努力始終受到體制性弱點的制約。首先,中共難以產生真正的創新,嚴重依賴逆向工程和竊取外國技術。其次,即便獲得設計原圖,中國在複製所需的工程精度和材料科學方面往往難以達到穩定性能的要求。第三,原本旨在加速發展的軍民融合,反而在國防領域滋生了驚人的腐敗與低效,導致的最嚴重的後果就是解放軍武器質量與可靠性備受質疑。最後,一個建立在宣傳之上的政治體系助長了誇大其詞和自我欺騙,使真實武器系統的缺陷在實戰環境中才能暴露出來。

正是在實際部署中,這些缺陷變得無可否認。在近期涉及委內瑞拉和伊朗的行動中,中國提供的防空網絡、雷達系統和飛彈平台在面對美國先進的隱身與電子戰能力時,多次表現失常。

那些被宣傳為能夠探測或威懾高端威脅的系統,在壓力下證明效果有限甚至完全無效。這些失敗不僅削弱了具體裝備的可信度,也暴露出中國宣傳與實際能力之間的巨大差距。

中共的回應並非透明,而是內部震盪。與其反思結構性問題,最高決策人選擇在軍隊高層和國防科研體系中展開大規模清洗。

自一月初美國在委內瑞拉的幾近完美的軍事行動之後,大量解放軍高級將領被"消失",包括最高層級的指揮人物。出席重大政治會議的軍隊領袖人數大幅減少——三月初"兩會"期間,26名上將中僅有6人能公開現身,顯示出軍隊內部極其嚴重的動盪。在中央軍委6名軍方成員中,已有4人(占三分之二)在近幾個月內被清洗。

清洗還蔓延至中國武器研發體系的科研與工業核心。

自一月美國在委內瑞拉行動以來,與航母建造、先進戰機設計、雷達系統、防空飛彈及戰略武器等重大項目相關的關鍵人物,紛紛從公眾視野中消失或被剝奪地位。其中包括殲-10與殲20等先進戰機的主要設計師楊偉,解放軍首席雷達與反隱身專家吳曼青,防空飛彈領域高級專家魏一寅,以及先進核武器設計的重要人物趙向庚。這些人都是中國國防創新體系中的關鍵人物。類似情況還有數十起。

這些突如其來的"消失"並非孤立事件,而更像是對中國軍事現代化技術領導層的一次系統性拆解。

與此同時,國防工業領域也出現了高調的司法案件。上周三,原中國航空工業集團(AVIC)董事長譚瑞松因腐敗與瀆職被判處死刑。該集團是中國大多數作戰飛機的主要生產者。這一案件凸顯了政治與經濟刺激下的雙軌體制如何扭曲武器研發過程,削弱其效率與可靠性。

此外,一些關鍵科研領域的頂尖科學家也接連離奇死亡。在高超音速武器與先進空氣動力學等中國新一代武器的核心領域,仍在工作旺盛年紀的科學家近期突然去世。其中包括中國兩位最重要的高超音速武器研究專家——68歲的方岱寧和57歲的嚴紅。他們死亡原因的不透明發表,引發了外界猜測,也凸顯出中國國防科研體系中高度封閉且高壓的環境。

這些發展共同指向一個更深層的問題:中共體制無法公開承認失敗。當缺陷暴露——尤其是在與美國軍力對比的壓力下——其反應不是制度改革,而是將責任歸咎於個人。這就形成了一個以政治清洗取代技術改革的循環。

其後果極為深遠。通過清除經驗豐富的軍事領袖和武器科學家,體系自身的學習與改進能力被嚴重削弱。同時,恐懼氛圍壓制了真實報告與批判性分析,反而強化了最初導致失敗的誇大與低效的現象,使創新變得更危險,因為講真話反而比犯錯更具風險。

歸根結底,美國的軍事勝利對中國武器發展產生了雙重影響。一方面,它們作為催化劑,迫使中國加速現代化並擴展能力;另一方面,它們又充當壓力測試,暴露出一個重控制而輕能力的體系的結構性弱點。每一次對抗不僅擴大技術差距,也引發中國軍隊與科研體系內部的不穩定。

最終形成一種悖論:中共渴望與美國競爭,推動其不斷追求更雄心勃勃的軍事項目;但正是這個動員一切、好大喜功的體制,也限制了其成功的機率。缺乏透明評估、真實創新與制度韌性,使得進步始終不均衡且脆弱。

從這個意義上看,美中競爭不僅是武器的較量,更是制度的較量。美國受益於一種容忍失敗、以失敗推動進步的模式,使其能夠不斷適應與改進;而中國的體制則將失敗轉化為政治危機。

只要這種情況持續存在,每一次美國軍事優勢的展示,不僅會在外部挑戰中國,也會在內部動搖其穩定,從而加深它試圖彌合的差距。

華盛頓時報英文原文在此: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us-military.../

三、鄧小平望海有點晚

北京亂了營。外長防長皆失蹤,經濟熄火,青年失業嚴重,美中全面對決,北戴河元老們焦急萬分,但是我看這些問題,都歸結為一個問題:打不打台灣!

習近平明白,拿不下台灣,他就歇菜;而外事口、軍方衡度情勢,斷然沒有決勝的把握,這軍方,首先就是火箭軍嘛,拿台灣,海軍陸軍都是第二位的,習性急也有道理,經濟下行了,中國實力開始疲軟,強國快成明日黃花,不只爭朝夕就全黃了!然而這一切的前因後果,還得從鄧小平說起,要說晚了一步,從他那會兒就稍遲了點。

當代中國,一切都是彎道超車,你說打仗、征服、軍事的事兒,也能彎道嗎?火箭井蓋打不開咋辦?司令員為此自殺嗎?核潛艇機械失靈、缺氧咋辦?雖然如同我在《海慟》的序言裡說的,「共產黨也終於讀懂了西典,這回不是嚴復翻譯的《天演論》,而是麥金德的《陸權論》和馬漢的《海權論》,陸權與海權的對峙,令這個從黃土高原走出來的「小米加步槍」政權要造航空母艦了,此後經過二十年瘋狂海軍擴張,截至2022年共裝備各類艦艇837艘,總排水量約265.36萬噸,成為世界第二大海軍,其中戰鬥艦艇493艘、航空母艦2艘(不含尚未服役的福建艦)、驅逐艦43艘、護衛艦93艘、飛彈艇81艘、兩棲艦艇169艘、常規動力潛艇61艘、核潛艇18艘,大量水面艦艇如同「下餃子」一般駛入太平洋。」這就像「大煉鋼鐵」那會兒一樣,沒用!

海牙法庭裁決中國對南海沒有主權。"千年孤獨之後的黃河,終於看到了蔚藍色的大海。"這是《河殤》解說詞的最後一句,我至今可以感覺到它的滾燙。然而大海並沒有邀請黃河。"黃河來到了偉大而痛苦的入海口"——二十九年前《河殤》就預言了這痛苦,如今成了網際網路上愛國憤青們的咆哮,讓我覺得很荒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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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只有少數知識精英"崇洋媚外",大部分成年人還在黃土地上睡眼惺忪,而年青人則哇哇叫地往海外、往沿海城市蜂擁而去,雖然鄧小平戰戰兢兢只敢開放一個深圳。那時候,趙紫陽在想海外來料加工、胡耀邦在想中國人能不能從吃穀物改成吃牛奶肉類、鄧小平則總在琢磨陳雲又會使什麼陰招兒。他們都絕對沒有關於航空母艦、南沙築島和"九段線"的想像力。那時中國只有"西洋幻想"而尚無海洋欲望,民間只涌動著一股掙脫封閉、無知、內陸的激情。

費正清寫《劍橋中國近代史》提到:不知為什麼,當海上已經出現了來自西方的堅船利炮以後,整個中國政府的注意力,財政、軍備,重點還在對付西北──那時西北正在發生太平天國後期所引起的捻軍和"回亂"。中國政府的主要力量還在西北,沒有海軍,也沒有真正懂得海戰的人。高陽的小說《紅頂商人》也說,左宗棠率軍征西,清朝政府都沒有錢給他,他是靠胡雪岩去向西方人借銀子。中國當時有內陸的麻煩和壓力,一直沒有處理好海上來的問題。

鄧小平的"回亂"發生在天安門廣場。大清還沒找到"海洋"的感覺就垮了,鄧小平的政權卻存活下來,是靠屠殺學生娃娃而沒垮掉。所以當時中南海哪有心情做海洋夢?這不僅讓中國的"海洋欲望"晚了三十年,也叫這個政權受了釜底抽薪的戟傷。改革變成維穩。激情早已糜爛。

大一統欲望的延長

"六四"合法性危機,使北京喪失了對邊陲的凝聚力,也引發了"邊陲對中心的恐懼症"。疆藏兩地抵死(自焚、武力)抗爭;香港人則從疆藏的今天,看到了他們的明天,懼怕有一天港澳"中國內地化";香港的淪陷,又激出台灣抵制"服貿協議"的"太陽花"學運,讓國民黨丟了江山。繼而,東南亞和環太平洋周邊的國家,也感染了中國邊陲的恐懼症——這恰是"中國崛起"的本質:中國不僅不會"分裂",這個壞制度得勢了還要開疆闢土,對外擴張,於是東海南海從此不靖。

毛澤東一生沒有"統一"中國,此所以鄧小平高度重視"回收香港",並視其為一生最大滿足,但他還是飲恨台灣。這漸漸慣出中共的一種"領袖情結",誰上台都要以完成"統一大業"為最高業績;又則,"統一大業"也是這個政權代價最便宜的合法性補充劑,因為被"民族主義"馴化的老百姓最吃這一套,馬克思已經不靈光了。

以壞制度統合邊疆、民族地區,是近年來中共的成功經驗,因為它無須以老百姓感受為準,而是以試煉體制壓制社會的"馬基雅維利式"技術為準——今天我們看到,在其徹底控制下的新疆維族已近絕望,而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被拖成一盤死棋,藏族也看不到其他出路;香港人因特殊地緣而在無操作性的"獨與不獨"之間掙扎;北京唯有對鞭長莫及的台灣極盡訕笑。中國其實沒有什麼"海洋戰略",它只是搞定了四個邊陲,心裡說何不索性去南海撒潑?

《河殤》當年沒說,黃河其實沒有流到出海口,就干凅了。

造島:內陸型思維來到海洋

南海唯一的誘惑是石油。八九年鄧小平殺了人就說:"必須把經濟搞上去",於是將中國轉換成一座"世界工廠",近二十多年"掠奪式"的耗竭型發展,搞得資源匱乏非常嚴重,必須到海外去搶了。一個海洋地質學家大聲疾呼:"鄧小平的海洋政策就是把近海守住,韜光養晦,不與人爭利。但現在不行了,中國的石油有一多半都從國外運來,貿易也要依靠外國市場,如果再不爭取海上利益就會為人所制。"這是六四屠殺的邏輯後果。

可是南海既無島嶼,更無土地,如何說它"自古屬我"?中國喜好搬出歷史來證明領土歸屬,乃是一種標準的內陸性思維,因為華夏漢族兩千年來,便是從北方乾旱的黃河流域,漸次墾殖到潮濕的長江、嶺南、雲貴地區來的,這種文化是離了土地就心虛的,腳下無寸土甚至不敢強詞奪理,哪裡像橫行大洋的海盜,搶到你家門口也理直氣壯。

所以中國南海造島,立馬勾起我的一個回憶:當年在山東煙臺,我坐上一條小船,划過蓬萊水城的拱門,一看到黃海就想:為什麼島國的倭寇可以渡海來打明朝,而中國人只能守在海邊,連想都沒想過要去日本看看究竟?為什麼歐洲的海軍炮艦可以全球遊蕩,而中國的戚繼光只知道把長城修到海邊來?

西方人分析,南海造島是一個"維護國家面子、但缺乏戰略邏輯作支撐"的政策,因為即使中國把整個南海變成它的內湖,也確保不了從太平洋一直通向印度洋、波斯灣的各條海上通道的安全,而投資研發新飛彈對付美國航空母艦,對於解決中國的潛在安全難題作用不大,反而無端引發美國的對抗。

可是中國的想像力只有島,只要在海上堆土,心裡就踏實了。中國並沒有從大陸運載沙土石料去填南海,而是跟德國合作建造了一艘大型自航絞吸挖泥船"天鯨"號,以"吹填法",採用南沙礁盤周圍大量的海砂造島,但依然造價不菲,據《金融時報》報導,以永暑礁為例,工程總造價約為736億元,連國人都驚呼:這哪是造島,分明是造大陸。這造價是個什麼概念?就算折價美元一百億,恰是美國地產大亨川普的身價——這爺們只值南海一個人造島。

政權保衛戰契合海洋戰略

對中國新的全球戰略"一帶一路",西方分析家蠻贊成"一路"而批評"一帶"(海上絲綢之路),說中國計劃在中亞地區開發一條通向歐洲和中東的新"絲綢之路",可以替代過度依賴脆弱海上航線的"一帶"——其實"一路"穿過社會秩序徹底瓦解的戰亂中東,恐怕更"脆弱"。

不過這是中國人的business,不管洋人痛癢;只是西方分析家看不懂,中南海在南海怎麼玩,都不會輸掉什麼。如今大多數人已經淡忘,中國興起的後八九民族主義,直接跟太平洋有關,眼下遭遇"南海危機",可以說早在預設之中。

九十年代初,人們預測歐洲已經衰落,北美也要衰落,而東亞崛起,將是下個世紀高度發展的地區。1993年鄧小平說了一句話"國際環境對我們有利",指前蘇聯垮掉了,中國沒有北方威脅,可以走向太平洋了,當時中國出現很多說法:"太平洋時代"、"中華經濟圈"、"天時地利對我們有利"、"走向大洋練兵"、組建遠洋海軍,向俄國買航空母艦,等等。

誰知中國面向海洋最先遇到的是"第一島鏈",其中台灣島扼其咽喉;再往東又有第二島鏈,從日本群島向南連結印尼群島,封住了關於太平洋的一切。我們不妨以此來解釋近兩個十年裡在東亞和兩岸發生的所有摩擦,諸如台海"飛彈危機"、"釣魚島"紛爭、東海防控識別區、美國"圍堵戰略"、中國反日狂潮等等。然而壞事變好事,這也給中共創造了一種極好的外部環境,它對此的投資極具"戰略眼光",將老百姓引向太平洋上最靠近的兩個島國,盡力釀造仇外情緒,馴化大眾的狂熱民族主義,恰好可以轉移他們對內部腐敗、專橫、不人道的憤怒,因為一個沒有聲音的族群是深仇大恨的。這裡還有一層歷史鋪墊:新中國對太平洋只有痛苦記憶,毛澤東1950年派兵攻打台灣而全軍覆沒;蔣介石從台灣派飛機深入大陸,據說是激怒毛澤東搞"大煉鋼鐵"要造航母的誘因。情緒化常常是歷史的真正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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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化角度描述這幅景觀,比政治、國際關係角度更準確。"反太平洋狂潮"(涵蓋反日、反台獨)及其伴隨的中文語境中的單向口水戰,極致是所謂"情節雷人台詞低俗的抗日神劇"大行其道,被網友用"四化"形容:戰爭遊戲化、我軍偶像化、友軍懦夫化、日偽白痴化——在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裡,人性受到某種禁錮,社會人格的發展就被限制在一定的宣洩區域,如逞口舌之快,又借網際網路獲得長足發展,泛濫無度,以此解釋中國人靠低俗、下流過嘴癮靡然成風,再恰當不過。這絕非僅僅"文化商業化"而已,背後須有制度化的政策和財力支持。

海牙一裁定,網上出了一個段子:中南海決心打大仗,是不必懷疑的,現在的問題是:一、戰場選在橫店還是中山影視城?二、戰役任務到底交給八一廠還是華誼兄弟?三、前敵指揮選馮小剛還是張藝謀?四、還用不用抗戰神劇名角、嫖娼被抓的黃海波?反正中國只贏不輸。

長程歷史的陰影

南海危機,說到底就是海洋和內陸的問題。

歷史學家余英時曾提出他的一個觀察,認為中國的歷史是從西北,從內陸亞細亞逐漸向海洋推移的一個過程。最初從漢代帝國唐代帝國所遇到的敵人,都是來自西北的,到唐以後,遼、金、元都是從東北西北,都是從不靠海的內陸開始,這是一個壓力,是少數民族對中國的壓力,不斷地把漢民族從黃河流域推到長江流域,從長江流域逐漸向海洋發展。余英時說這是一個從內陸來的政治壓力,一個代表西北的文化。中國的發展是從西邊向東邊,然後從北邊到南邊,慢慢地越來越接近海洋,這種發展一直沒中斷,但是遭遇到西北力量的影響時就有轉折。

他舉例,第一個轉折就是蒙古人的入侵。永樂的心裡想的依然是蒙古人,明朝對大知識分子的侮辱不是中國的制度,自漢唐以來對宰相、三公九卿是非常尊重的,何以有後來這些嚴酷的制度,當然是從內陸民族帶來的,最早是金人,後來是蒙古人,然後是明朝人繼承下來。但到明朝,向海外發展已經很大了,永樂有鄭和下西洋,西方人研究文藝覆興的,研究航海歷史的,都承認中國可以向西發展,它何以沒發展?主要是政治原因,永樂的宮廷政治不允許這樣的海外發展。由於滿清王朝比後期的明代帶著更濃厚的內陸取向,海洋中國的發展在十七、十八世紀受到了嚴重的政治阻擾。余英時總結:

『我覺得海洋和內陸的問題是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的政治是被內陸所左右的,經濟文化是慢慢向海洋發展的,所以政治與文化,經濟與文化有一種衝突,不是合一的,甚至是背道而馳的。這個衝突可以說一直延續到今天,我甚至可以說包括共產黨。它真正的基地是陝北,是在最貧窮的、也最能滋養原來內陸政治那一套的土地上發展起來的,在這種土地上發展的政權,有一種封閉性,就是關門主義,對外面是恐懼的,不放心的。歷史有時是奇詭的。近三、四百年來,中國內陸取向的政權雖然千方百計阻撓海洋中國的成長,但傳統的內陸文化,特別是家族組織和勤勞節儉的工作倫理,卻是中國人海外發展的主要的精神憑藉。脫離了內陸政治的羈絆,中國的傳統文化反而能在新的經濟領域中發揮得更為暢快。』

三、一匹戰狼來到太平洋

(2023.08.10美國之音專訪蘇曉康談《海慟》)

最近,流亡在美國的中國異議人士、作家蘇曉康推出新作《海慟》,深入分析了中國問題及世界局勢。那麼書名《海慟》的「慟」字是什麼意思?蘇曉康又是如何看待四十年來所謂的「大國崛起」以及中共專制擴張問題的根源?以下請聽本台記者凱迪對蘇曉康的專訪。

被顛倒的《莊子》寓言

記者:您好,蘇曉康先生。我們今天想訪問您,談談您最近出版的新書《海慟》。我們都知道您是1988年著名紀錄片《河殤》的總撰稿人。《海慟》和《河殤》,文字上有種相互對仗的感覺。能否給我們介紹一下,您為什麼要寫這本書,它是怎樣一本書?

蘇曉康:我從一則古老的寓言、莊子的寓言講起。《莊子》裡有一則寓言,是講海神教訓河伯,河伯就是黃河。就是黃河流到大海以後,它很狂妄自大,又什麼都不知道。所以海神批評了他幾句。這是《莊子》裡非常有名的一則寓言。可是今天,中國把這個寓言顛倒過來了。顛倒過來的意思就是說,黃河流到大海以後,它要教訓大海了。這個意思是我寫《海慟》這本書的一個立意。

記者:那麼對於《莊子》裡的這個預言,您是如何具體解讀的呢?

蘇曉康:《海慟》這本書分了三層意思來解讀。第一層意思就是說,這個黃河就是中國。中國在一個壞的制度底下走向太平洋,等於太平洋迎來了一匹「戰狼」。第二層意思,養大這匹戰狼的恰好是太平洋那一端的美國。這就是30年中國崛起的內幕和訣竅。我在另外一本書叫做《鬼推磨》裡講了,這裡就不多說了。第三層意思更有意思,誕生在黃土高原上的中華民族、這個漢族,他們曾經不知道什麼是海洋啊。所以《海慟》這本書基本上講了這麼三層意思。

「戰狼文化」與商韓法家

記者:您曾說《海慟》是"一部流亡者以血淚匯聚的世局觀察報告"。我們知道,您從八九六四後流亡海外,30多年來,您主要生活在美國。那麼身在海外,您是怎樣看待中國這些年來的變化,也就是所謂的"大國崛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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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曉康:我剛才講,中國崛起是在一種壞制度底下崛起的,一個壞制度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種專制的制度,它比以前的專制不一樣。但是我認為更重要的,還是從我《河殤》的思路來看,我們要尋找或者摸索這個專制制度、這個"戰狼文化"在中國文化脈絡里的深處,它究竟是什麼東西。這是我《海慟》裡寫到的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內容。

記者:說到這兒,您能否解釋一下,書名《海慟》的"慟"字是什麼意思?

蘇曉康:"慟"的意思在中文裡面很複雜,基本可以解釋為"驚訝"。就是大海非常驚訝,它現在面對了大陸上的一匹戰狼。一匹戰狼來到太平洋,這是今天全世界都必須要面對的一個嚴重的安全問題。

記者:那您發現這個"戰狼文化"到底來源是什麼?

蘇曉康:在中國文化里順藤摸瓜,這個"戰狼文化"上接的頂端是什麼呢?是2000年前的秦朝、秦始皇的那一套文化。因為這裡頭有兩個東西是今天習近平繼承的,也就是今天中國這個制度繼承的。什麼兩個東西呢?一個叫"大一統",另外一個很簡單,就是殘暴。這兩個東西是2000年前秦朝遺傳下來的。所以你看,從"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一直在批判傳統,他們就批一個東西,就是儒家,但是從來沒有批過另外一個東西,叫做"商韓法家"。商韓法家就是今天我們要講的"大一統"和沒有人性、殘暴。

「大一統」:西方至今不懂的中共邏輯

記者:那您能否再解釋一下這個"大一統"?

蘇曉康:我想告訴西方人,共產黨不只是侵略擴張的問題,它有一個強大的意識形態,在老百姓當中很受支持的。這個東西就叫"大一統"。美國和西方至今不懂中共的邏輯叫"大一統"。也正因為如此,50年代毛澤東占領西藏的時候,完全在西方的視野之外,西方完全不知道。後來英國丟掉香港,到100年了就把香港還給中共了,也是因為他們完全不懂"大一統"這套東西。那時跟鄧小平簽的合約,什麼50年不變。他們不知道共產黨拿下了香港就是在它的"大一統"的觀念下,它一定要把香港改造成跟中國大陸一樣。現在中國的下一步要拿台灣,也是那個"大一統"的觀念。美國直到今天,我認為他們都沒有認識到這一點。

「普習同構」下的擴張

記者:您在書中提出"普習同構"的現象。您能否具體分享一下,您在這方面的觀察?

蘇曉康:今天正在發生在我們面前的,就是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國家,完全是兩個不同的種族、完全不同的文化,但是他們都經過了共產極權改革、復辟、擴張。今天我叫做它"普京和習近平同構",就是一樣的意識形態、一樣道路、一樣的個人野心。更重要的是,他們都在擴張。現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這個仗今天還在打。然後習近平下一步要統一台灣。

但是,中國共產黨與俄國共產黨不一樣。俄國現在已經不是共產黨了,而習近平新建立的這個集權比普京比俄羅斯還要保守和落後。可是,他有比俄羅斯和普京厲害和強大、現代的地方,是什麼呢?我把他形象地比喻為「數碼列寧主義」與「商鞅秦制」的結合。那麼我們現在再回過頭來看中國歷史上、就是1949年以後的中國有兩個領袖,一個是毛澤東,一個就是今天的習近平。他們都遺傳了中國傳統中最毒的一個基因,就是剛才講的千年秦制。

強大的專制與弱小的民間

記者:那麼面對現在中共專制集權如此強大,您覺得中國的出路在哪裡?

蘇曉康:這就是中國這30年經濟起飛以後,沒有改變制度的結果,就是國家強大到了民間完全沒有辦法抗拒的程度。今天習近平就是做得再壞,他也不怕,因為民間非常的弱小。重要的是民間沒有組織起來,沒有形成力量。我們看不到從中國內部改變這個制度的任何跡象。中國一定要有一個強大的民間社會慢慢地跟這個體制來較量。

四、習近平唯有繼續頂缸

前陣子北京政變、軟禁等傳言充斥網絡,其實不過是早前「換習」、「換人換制」等預期的再度延燒,借了習近平未露面的一個空檔,可見中國人恨透了這個小學生,但是中共並未再次發生「林彪事件」,自有其原因,則更值得分析。我想習已焦頭爛額,而中共內外交困,仍不換人,乃是無人可換,讓習繼續頂缸,是最省事的做法,因為瘟疫傳播全球、防疫禁錮全國也拖垮經濟、一帶一路熄火、台海僵持、全球敵對等等,換了習就要有人出來應對處理,中共這個邊緣人集團,今天還有這樣一個人嗎?而且「換習」意味著清算其路線,如今的常委們哪個脫得了干係?

二〇二〇年九月初,中國牆內瘋傳一段"中央北戴河會議的最新精神",大力"宣傳抗美援朝"、發揚"上甘嶺精神"、備戰備荒,像一篇小學生作文,然而六十年代"我們的黑白電影"單子裡,也沒《上甘嶺》這部片子,而從電影裡發掘"我黨遺產",是一個創舉呢。但說這是"北戴河會議新精神",你信嗎?倘不在乎這些牆內詞彙的隔世陳舊和荒誕可笑,其釋放的信息,乃是習近平已從"大國崛起"戰略轉移為收縮抵抗。

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並未對此前拋棄"韜光養晦"、轉而"大國崛起"的左傾盲動承擔責任,有驚無險地扭轉大戰略,亦未見他找誰來做替罪羊。從耍橫到裝慫,不需付"學費",這算"新極權"的一個特徵?

但這不符合中共一貫性格和作風,即錯誤路線執行者必須負責下台,乃是此黨"偉光正"的訣竅,也是毛澤東"戰無不勝"的貓兒膩,否則該黨會遭受巨大損失,早就掛掉了;否則從劉少奇到林彪,把老毛累得賊死,把全國人民也折騰個溜夠,不都白瞎了?

看來這次"北戴河"神秘不宣,應是政治局常委們接受習的"轉舵"而不追究責任,任"小學生"繼續瞎鬧。但是,這一點或許恰是此黨當下的"成熟",因為西方大夢初醒、正興師問罪,而海外"換人"呼聲震天,此局勢下"團結"才能共度危機,換習恰恰"要上帝國主義的當"。

這便意味著,該黨自覺他們的"合法性"並未損失殆盡,仍可繼續為"習極權"支付代價;而國內百姓亦未覺得"換制"有那麼要緊,或反正也換不了,就讓習"下一盤很大的棋"吧。

一般的說法,是習不僅顢頇,也深通權術,乃中共三十年未見的狠主,直逼老毛。其實,六四屠殺以降,"合法性"成疑,該黨若不走普世價值道路,只有相反走集權道路,而且必須越來越極端,俗話說,螺絲越擰越緊,松一扣就滑絲了,所以該黨的前景,就是呼喚強硬獨裁者,而犧牲社會發展和大眾利益,且必須走到與西方和國際社會死磕的那一步,這是屠殺已經預設的前景,西方耗三十年從生意吃虧上才看到這一步。

習近平須回頭髮掘毛澤東遺產,不是什麼"上甘嶺精神",而是"一窮二白"、"自力更生"之類,還有計劃經濟、票證制度、糧食副食布匹定量等等,而這樣的社會也須有相配文化,比如當時全中國唱得最頻繁的一首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被人把歌詞改成這樣: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嘿,九十號!九十號呀,九十號,九十號!

煙號票,酒號票,豆瓣兒豆粉全要票。

肥皂一月買半塊,火柴兩盒慢慢燒。

媽媽記,娃娃抄,號票不能搞混了。

說到這兒,倒想起一個人來,跟習爭儲落敗的薄熙來,最能玩這套把戲。2007年"十七"大後,他上任重慶市委書記,從外地空降過來,把自己的親信王立軍從大連調來做警局長,構陷煉獄、酷刑"治官",重手蕩平地方勢力,稱之為"掃黑",以民粹手段博得民眾擁護,頗得毛澤東"文革"訣竅;"掃黑"之後是"唱紅",2009年秋,中國最搶眼的事情,不是北京秦俑方陣式的胡錦濤閱兵典禮,而是重慶的"唱紅",嘉陵江畔傳來高亢的"革命歌聲"——紅旗、紅歌、紅標語,組成"紅海洋",是被人遺忘了的一個舊景觀,乃造勢煽動,一種前現代的巫術,假如我們回到"文革語境",便知道薄熙來是在搞"黨內路線鬥爭"——他對治理中國,跟江澤民、胡錦濤有不同的思路,特別是他"善於"繼承和發展毛澤東傳統,正以更有效的新術,謀取最高權力。

輿論皆稱美國"滅共",會把中共逼回毛時代,而鄧的"韜光養晦"已經露餡,那"光"既蠻又蠢無法再"韜"得回去了。玩毛術,習不幸未經文革錘鍊,那時他還小,"打過老師"的大哥哥大姐姐們有經驗,可這三十年都貪腐了,據說都對他咬牙切齒。我們不知道,如今在牢裡的薄二哥,心裡會不會嘀咕:瞧,我在重慶都替你預演過了,要讓我來玩,指定比你玩得更花哨更嫻熟;而曾慶紅會不會暗暗叫悔:早知有今日,當初留下薄熙來多好……。

無論是川普的"貿易戰",還是習近平的"細菌戰",或者兩者兼顧,將中國逼回閉關鎖國,漂亮的說法叫"內循環",按老話兒說,那叫"洋務運動"閉幕了,回首三十年師夷,鄧小平不過學了一回李鴻章而已,沒什麼"總設計"可言,然而的確令人感慨:中國起飛,黃金萬兩,貧富崩裂,山河破碎。如今鳴鑼收鼓,縮回去"循環"霧霾和污水嗎?

習近平"轉攻為守",除了大力宣傳抗美援朝、"上甘嶺精神",備戰備荒,做好糧食及能源儲備之外,似乎應還有個"花木蘭精神"吧,還有諸如:

——啟動國家經濟雙循環體系;

——大力宣傳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以舉國之力實現高科技及高端製造業突破;

——將國防開支提高到占GDP4%以上;

——突破美國構建的第一、第二島鏈,實現對美國戰略突圍;

——大力發展核武器,真正以強大的核威懾震懾美國的瘋狂,等等。

這些都頗有這個獨裁者的風格,色厲內荏,然而更大的信號是,"中國崛起"告吹。

六年前,即2014年,我跟法廣安德烈有個訪談《野蠻的崛起》,安德烈問:

今天中國的崛起,是一種什麼性質?

我說,中國經濟尤其是近二十年的「掠奪式」的資源耗竭型的發展,使它的資源匱乏非常嚴重。今天中國對外的發展,純屬資源爭奪上的擴張。但是如果不是因為二十五前的六四屠殺,中國完全可以走另外一條更加合理的、消耗更低的發展道路。

核心問題是,鄧小平要用經濟發展來挽回六四所造成的合法性缺失問題。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政治危機,中國政府完全可以很合理地安排經濟發展,不必走現在這種讓中國資源全部耗盡,土地、水源、空氣通通污染的發展道路;同時,又在分配上造成了非常嚴重的不公平,極小部分人拿走了中國90%的財富,其他十幾億人只占百分之幾的財富,我們還付出了環境的代價。胡平對此有一個極神似的概括:「槍聲一響,變偷為搶」。

反過來說,不偷不搶的話,中國可以篤篤定定的走一條資源低消耗的發展路徑,也犯不著到海外去搶資源。今天的經濟發展道路造成中國兩個喪失:中華民族的生存家園沒有了,還有這些年的封閉造成了非常嚴重的精神荒漠,中國人失去了心靈的家園。所以我可以講,中國十億人今天在心靈上也是在流亡。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作者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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