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劍：《美國為何「失去」了中國》
訪談錄
說明：拙作《美國為何「失去」了中國》，去年7月由聯經出版社出版。該社在發行語中認為：「在今日中美關係再度處於對抗與接觸的十字路口，這本書提供的不只是答案，更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如何在誤解中製造敵意，又該如何在反思中尋求理解，也是對當下美中關係的警示」。限於發行條件，拙作在國內少量流行，並奉寄部分中美關係研究專家徵求批評意見，反饋積極。「中美印象」網編輯張娟最近對我進行郵件採訪，提出的問題並未涵蓋全書內容，只能擇要回復。現將訪談錄文本發表，由此或許可窺全書一斑。
張：
榮劍博士，您好！我是中美印象的編輯張娟。劉亞偉老師向我推薦了您的新書：《美國為何「丟失」了中國》。我覺得真是一本非常有趣的書。首先想問的問題是：您書中涉及的歷史，已經被很多人所熟悉。您為什麼選擇重新探討那段歷史？您的書名《美國為何「失去」了中國》「失去」打上了引號，您可以簡單的向讀者介紹一下這裡面的含義嗎？
榮：
1949年10月，國共內戰決出勝負，國民黨丟掉大陸，共產黨建立全國政權，這是戰後世界地緣政治最重大的變革，美國「失去」了中國，蘇聯「得到」了中國，世界由此形成了東方社會主義國家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兩大敵對陣營，這一地緣政治對立格局至今沒有根本改變。中美兩國當下在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和軍事領域的全面競爭態勢，是美國「失去」中國之後中美關係演變的必然結果。從1949年年底起，美國國會以親蔣介石政府的共和黨人為主體，追究誰應該為「失去」中國負責，為此展開了廣泛而持續的調查、辯論和政黨鬥爭，期間湧現出臭名昭著的「麥卡錫主義」，把嚴肅的政治和道德追責引向了一場政治迫害運動，最終使得「美國為何『失去』了中國」這樣的問題沒有在歷史和理論層面上獲得應有的反思。本書是對這一歷史公案的再思考，從美國理想主義外交傳統（威爾遜主義）、民主黨政府的對華政策（羅斯福和杜魯門等）和左翼文人、記者以及歷史學家（斯諾、拉鐵摩爾和費正清等）對中國和中共的誤判中，探討美國「失去」中國的政治和思想根源，從而對中美關係史上這個最大的歷史問題和理論問題作出符合事實與邏輯的解釋。之所以要為「失去」打上引號，是因為拉鐵摩爾在為自己辯護時提出，美國從來沒有得到過中國，因此根本就不存在一個「失去」中國的問題。這個質疑看似合理，但在歷史學家鄒讜看來，「失去」是有特定的含義，美國政府由於沒有持續實行全面支持蔣介石政府的政策，導致國民黨丟掉了中國大陸，美國「失去」中國是美國政府在20世紀最大的外交失敗。所謂「失去」就是「失敗」的同義語。「失去」不是在物理意義上失去主權——美國從來沒有染指過中國主權，而是指美國失去了與中國的盟國關係。1949年之後，中美兩國長期處在敵對狀態。尼克森總統訪華之後，美國似乎又重新「得到」了中國，中美甚至進入了「准結盟」狀態（基辛格的判斷）。但是，最近10年，兩國關係再次逆轉，按照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最新著作的說法：是中國「失去」了美國（Breaking the Engagement:How China Won and Lost America）。可見，「失去」已是中美關係史上一個特定的詞彙，它意味著中美兩國的互相敵視、衝突、脫鉤乃至戰爭。
張：
您書中提到美國外交常在「理想主義（威爾遜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搖擺。在您看來，這種價值觀的衝突是如何導致杜魯門政府在對華政策上陷入困境的？
榮：
美國的外交政策始終被兩種價值觀所主導，一個是由威爾遜奠定的美國道德理想主義的外交理念，即「威爾遜主義」，它對後來歷任美國總統的外交政策產生了深遠影響，不僅是富蘭克林·羅斯福和哈里·杜魯門這兩位民主黨總統一直自視是「威爾遜主義者」，始終是以威爾遜的價值理念推動建構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而且作為「終極現實主義者」（ultimate realist）的共和黨總統理察·尼克森，也是把威爾遜奉為偶像，主動在白宮懸掛他的肖像以表示由衷的尊敬。威爾遜主義開創了美國道德理想主義的外交傳統，但這一傳統在現實中並非是無往而不勝的，相反，基於美國價值觀的外交政策總是在現實中四處碰壁。基辛格把「威爾遜主義的悲劇」概括為：「它留給20世紀這個舉足輕重的大國的是一套令人振奮但脫離歷史感和地緣政治意識的外交政策學說。」美國民主黨政府（從羅斯福到杜魯門）的對華政策，就是根據「威爾遜主義」而制定出來，這一政策看上去體現出一種積極的干涉主義，和美國對歐洲採取的孤立主義政策形成對比，但干涉主義只限於停留在理想主義關懷的道德層面，而缺少實現理想主義的具體措施和路徑。一旦理想主義原則在現實中被破壞，美國並不嘗試運用更為強硬的手段包括戰爭方式來維護這些原則。威爾遜主義信奉「不訴諸武力的外交政策」對於羅斯福政府在1941年前後處理對日關係和中國國內問題時均有充分體現，鄒讜指出了這一點：「儘管美國的理想賦予她的遠東政策以積極的和『干涉主義的』特徵，但是幾乎沒有任何美國的官員認為在中國打一場戰爭以捍衛或推進美國的利益的做法是有道理的。」這個情況可以解釋為什麼美國政府在國共衝突中始終不願意直接軍事介入，因為它一直試圖以威爾遜主義的道德說教與和平方式來解決中國問題。正是基於美國政治長期存在的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塞繆爾·亨廷頓認為：「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鴻溝一直是美國政治的中心話題，這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現象。」他把美國對價值理想的追求看作是美國政治經驗的核心內容，同時又把因追求理想而遭遇的失敗視為是美國政治的核心經驗：「美國政治的歷史就是好開頭與壞結果、希望與失望、改革與反動的循環往復。」從亨廷頓的這一觀察視角來看，威爾遜主義或許就是最典型地反映出美國外交理念及其政策在理想與現實、承諾與實際之間的巨大鴻溝，這個鴻溝決定了作為威爾遜主義者的羅斯福總統和杜魯門總統在決定美國對華政策時，必然會陷入在一種理想願景與現實困境的深刻矛盾之中。如同威爾遜總統在巴黎和會之後並未如願以他的和平計劃阻止一場更大規模戰爭的爆發，羅斯福總統和杜魯門總統也沒有能夠按照他們的道德理想主義方案為中國創造和平，相反，他們竭力堅持不武力干涉中國事務的威爾遜式主張，在客觀上為加速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大陸的全面失敗創造了合適的國際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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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魯門是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入主白宮，最初他並沒有自己一套清晰的外交政策議程，他唯一能夠明確的是，像羅斯福那樣將威爾遜主義作為自己默認的道德選項，期待通過堅持美國理想主義的價值觀來落實羅斯福對戰後秩序的宏大設計。杜魯門上任之後做出的第一個決定就是保留羅斯福政府的所有班底，繼續執行羅斯福總統的既定政策。約瑟夫·奈認為，把杜魯門描繪成「傀儡」的評價是忽略了其對美國在世界上應發揮作用的道德視野，「杜魯門擁有威爾遜一般的美國例外主義視角，這種視角在對蘇遏制路線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從威爾遜主義的道德視野來評判杜魯門總統的戰後對外政策，的確可以發現美國道德理想主義的價值觀並非如邱吉爾所諷刺的那樣，只不過是「美國的偉大幻想」，而是具有促使杜魯門政府迅速從對蘇聯的合作政策轉向遏制政策的巨大精神動力。梅爾文·萊弗勒在其《權力優勢：國家安全、杜魯門政府與冷戰》這部重要著作中就認為：「杜魯門及其顧問們並非天真之人，在戰爭剛結束時，總統就對國會發表了幾場演講，他在其中的一次演講中指出，『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現實，即和平必須建立在實力以及善意和善行之上』。」杜魯門還沒有愚蠢到用純粹的道德說教來感化蘇聯統治者，他很清楚1945年之後的美國在世界上獲得了獨一無二的超群地位，二戰的勝利再一次確認了美國價值觀——個人自由、代議制政府、自由企業、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的優越性，美國人深信能夠按照美國的形象來重塑世界，並創造一個美國世紀，而要完成這一使命，則有賴於美國果斷地發揮一種「權力優勢」。杜魯門能夠迅速接受喬治·凱南提出的「遏制」理論，表明他能夠相當務實地把「遏制」視為是一種現實主義的均勢政策。從1945年起，杜魯門政府攜手英國在歐洲範圍內對蘇聯的擴張趨勢做出了強有力的反應。1946年3月5日，邱吉爾在杜魯門的母校威斯敏斯特學院發表了著名的「鐵幕」演說。該演講被公認為是「杜魯門主義」的正式出台，是總統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冷戰宣言。杜魯門主義採取的第一個行動，是美國聯合英國對當時發生的希臘和土耳其危機進行干預，在國會通過援助希臘和土耳其法案，讓大批美援進入這兩個國家，穩定當地經濟以避免兩國淪為蘇聯勢力範圍，堅決阻止波蘭模式在歐洲的關鍵部位重演。杜魯門主義採取的第二個行動，是在1947年7月實行「馬歇爾計劃」，美國政府在四年時間裡，向歐洲「民主國家」提供130億美元的龐大援助，旨在通過財政援助和技術支持來重建戰後破敗的歐洲經濟，通過發展經濟以彰顯西方憲政民主制度的優越性。杜魯門主義採取的第三個行動，是在1949年4月4日，由美國、英國等12個國家在華盛頓簽署了《北大西洋公約》，成立了旨在集體防禦蘇聯的軍事同盟，決心根據民主、個人自由和法治原則來捍衛歐洲的共同遺產和人民的自由。美國和歐洲的媒體普遍認為，杜魯門主義是「美國對外政策中一個歷史性的里程碑」，「杜魯門主義抵制共產主義的決定，其重要意義被視為不亞於門羅主義和決定反抗希特勒」。
杜魯門主義的最大問題在於，它在歐洲全力應對史達林主義對戰後世界秩序的挑戰，卻放任了中國國民政府的徹底潰敗而任由中共政權取而代之。當美國對華政策在堅持理想主義價值觀和限制現實主義干預政策之間來回搖擺時，它既沒有深刻地認識盟友（國民黨），也沒有深刻地認識敵人（共產黨），由此導致的結果就是鄒讜所說的那樣：「一個有良好願望和高尚理想的政策，卻受到了悲劇性的後果。這個政策就是缺乏與自身利益相關聯的估計作基礎，就是沒有得到能跟高尚目標相稱的軍事力量的支持。」杜魯門主義在中國，幾乎就是失敗主義的同義語，按照顧維鈞的說法，遠東問題和中國局勢對美國的意義和影響要遠比希臘重要得多，「如果杜魯門主義要付諸實施，那就首先應該在中國實施，至少也應同時實施於中國」。恰恰就是因為美國政府沒有在中國實施杜魯門主義，才使得蘇聯推動的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張：
您的書提到了埃德加·斯諾。在很多中國人的記憶中，斯諾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的《西行漫記》向世界首次揭開了陝北蘇區的神秘面紗。您在書中的切入點並非評價斯諾與中共的個人友誼，而是聚焦於信息傳遞與決策影響，您認為以斯諾為代表的西方記者，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當時美國決策層對中共的「誤判」？
榮：
美國公眾的看法往往是輿論引導的結果，在言論自由的條件下，新聞媒體作為國家的「第四權」無疑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在美國1930年代的時代政治文化氛圍中，由民主黨政府執政的美國看上去更像是一個「左派國家」而不是「右派國家」，主導公眾輿論走向的人並不是盧斯這些右翼新聞大鱷，而毋寧是賽珍珠這樣的左翼作家和諸如埃德加·斯諾這樣的左翼記者。美國公眾對中國的印象和認識更多地還是來自於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史沫特萊的《偉大的道路》、白修德的《中國的驚雷》、傑克·貝爾登的《中國震撼世界》，以及諸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海倫·福斯特·斯諾（斯諾前妻）、哈里森·弗曼、甘得·斯坦和安那裡·雅各比這些左翼記者關於中共的各種報導。這些文化人對美國和中國的社會與政治變遷均持左翼立場，他們未必具有傳教士「二代」那種從父輩那裡繼承來的彌賽亞式情結，但共產主義的救世主理論或多或少對他們有深遠影響，他們關於中國的報導和文章不僅為美國讀者描繪了一個紅色中國的輪廓，而且引導美國公眾輿論走向左翼政治文化對中國的一種特定理解——把同情中國與同情中共及其軍隊聯繫起來，進而把後者塑造為改變中國和給中國帶來希望的新的解放力量。正是這批左翼記者來到中國，不是像傳教士那樣給中國帶去福音書，而是通過他們的報導把關於紅色中國的信息傳回到美國，由此不僅型塑了美國大眾輿論對中國的認識，而且對美國政府制訂對華政策產生了深遠影響。
費正清認為，斯諾撰寫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因為在這部著作出版之前，幾乎沒有一個美國人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實際狀況有基於切身經歷的認識，更不必說對這場運動的領導人有細緻入微的直接觀察。值得注意的是，斯諾關於紅色中國的系列性報導首先是在右派雜誌上（如《時代》）上發表，具有超黨派性，其公共宣稱效果更有助於在美國輿論世界中樹立起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及其領導人的正面形象。在斯諾的身上，體現出一種美國式的理想主義和一種亞洲式的激進主義的緊密結合。就理想主義而言，斯諾在觀察和評價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及其領導人的政治動機時，始終沒有忘記用美國向全世界推行自由民主的傳統價值觀作為分析問題的框架，他把中國共產黨人視為民主化改造中國的有生力量，認為他們遠比國民黨南京政府所通過的一切口頭上十分虔誠而實際上毫無意義的決議，更加能夠迫使在中國實現巨大的變化。就激進主義而言，斯諾從中共領導人身上看到了自太平天國以來的一群真正具有堅定信仰和鬥爭意志的革命者形象，從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中，看到了「這些千千萬萬青年人的經久不衰的熱情、始終如一的希望、令人驚詫的革命樂觀情緒，像一把烈焰，貫穿著這一切」，無論在大自然、上帝還是死亡面前，都絕不承認失敗。紅軍的史詩般的遠征經由斯諾的描述和總結，成為世界軍事史上偉大的業績之一，也成為歷史上最盛大的武裝巡迴宣傳，其革命意義在現代史上無與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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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的書不僅打動了普通美國人的心，更重要的是對那些負責制定美國外交政策的要人們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羅斯福總統就是通過《紅星照耀中國》一書「認識」了斯諾，並把斯諾列為他在戰時的非官方海外情報來源之一。從1942年到1944年，羅斯福曾先後三次與斯諾主動會面，自稱由他來「採訪」斯諾，「一個接一個地談了許多各種各樣的問題」，話題極其廣泛。雖然難以準確估量斯諾與羅斯福的對話對美國政府制定對華政策究竟會產生何種實際影響，但可以確定的是，斯諾在書中對蔣介石和毛澤東迥然不同的評價基本上是被羅斯福所認可。在1944年的最後一次談話中，羅斯福明確告訴斯諾，美國政府應該同時與中國的「兩個政府」（國民黨政府和共產黨政府）合作，「直到我們能使他們湊到一起為止」。斯諾對此評價道：「這最後一次談話反映出總統對蔣介石的冷淡態度……蔣介石一意孤行，引起了總統的警覺，他密切注視著蔣的軍事和政治家族內部貪污腐化、道德敗壞和昏聵無能等令人厭惡透頂的詳情末節。」總統及其下屬對於《紅星照耀中國》一書描繪的中共紅軍形象，留下了深刻印象。羅斯福的內政部長哈羅德·伊克斯在讀了該書後告訴斯諾以前的一位燕京大學同事：「任何人，只要他能夠像紅軍那樣，經受住長征期間及其後的考驗」，他「必然無敵於天下」。
張：
您在第四章談到了喬治·凱南和謝偉思（JohnService）。作為冷戰遏制政策的奠基人，凱南在處理中國問題時最大「認識盲區」是什麼？
榮：
凱南的「遏制」理論堪稱是美國現實主義外交的經典理論，他本人也堪稱是美國現實主義外交的大師級人物。他在1946年2月22日以時任美國駐蘇聯代辦的身份向美國國務院發送一份長達8000字的「長電報」（Long Telegram），電報表達了美國對蘇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種看法：蘇聯外交政策的根源深植在蘇聯制度本身之內，本質上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狂熱與舊式沙皇擴張主義兩者的混合體。他真實地揭示出蘇聯政權的本質——一個完全無視人類基本價值準則的極權體制，由於懼怕西方這個地域上更能幹、更有力、更高度有組織的社會，而必定採取敵視西方的立場，無法和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和平共處。美國的任何道德說教或甘言美語，都改變不了蘇聯政權的反人類本性。凱南提出的「遏制」理論為杜魯門主義的誕生、馬歇爾計劃的實施和另一份被認為是延續了凱南遏制政策的重要文件——國家安全會議第68號文件，創造了最重要的理論前提。很顯然，凱南「遏制」蘇聯的現實主義外交理論及其政策，是有著深刻的理想主義動機，體現出美國固有的價值觀。遏制的進程更像是一個比較漫長的制度和價值觀的競爭過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蘇美關係從本質上講是對作為世界民族之一的美國總體價值的考驗。為了避免毀滅，美國只需達到其民族之最好傳統，並證明其值得作為一個偉大的國家的存在。」深信美國的制度和價值觀最終能戰勝蘇聯的極權制度及其意識形態，恰恰是美國理想主義或自由主義的精髓所在。所以，基辛格才會認為，僅僅把凱南視為一個地緣政治家是大大貶低了他應該享有的歷史地位，凱南的現實主義沒有背棄而是堅守了美國理想主義的價值目標。
從凱南的「遏制」理論視角來看謝偉思的中國戰時報告，兩者的顯著差距既在於一種現實主義的事實判斷，也在於一種理想主義的價值判斷。凱南之所以主張對蘇聯採取遏制政策，是基於對「蘇聯行為的根源」的歷史性分析和價值批判，從蘇聯制度得以形成的意識形態、獨裁政權運行的基本機制和社會基本構成諸方面，證明了蘇聯的外交政策不會表現出對和平穩定的熱愛，不相信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友好共處的可能性。然而，以謝偉思為代表的所有「中國通」們不僅缺乏凱南式對共產主義運動本質的深刻認識，沒有從國共之爭的背後洞察到美蘇兩種制度與價值觀之爭的深遠意義；而且也沒有遵循現實主義外交的基本準則，在所謂的事實觀察和調查報告中，傾注了充滿個人價值偏好的預設立場，對國民黨的厭棄和對共產黨的讚美，均缺少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缺失了普世價值觀指導的現實主義外交，必定淪為一種目光短淺的、自以為是的地緣政治博弈，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把握不住歷史發展的方向，最終迷失在人類的價值黑洞之中。
凱南的「遏制」理論因為深刻地把握了蘇聯共產主義運動的性質而青史留名，他對史達林獨裁政權毫不留情的批判，既體現了自由主義價值觀在制定外交政策中的決定性意義——美蘇衝突的根本原因是意識形態和制度之爭，也彰顯出現實主義外交在處理具體的地緣政治衝突中所具有的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用「遏制」理論來「對勘」謝偉思、戴維斯等「中國通」們的「延安戰時報告」，可以發現兩者的差距猶如雲泥之別，後者因為缺失了自由主義價值觀而讓所謂的「價值中立」的現實主義外交淪為了自欺欺人的政策。
凱南的重大失誤在於，他沒有一以貫之地將「遏制」理論運用於對中國及遠東形勢的分析，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在馬慕瑞和戴維斯的影響下形成的「中國觀」和「中共觀」，既沒有充分認識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戰略重要性，也沒有深刻把握中共與蘇共作為共產主義政黨的一致性，以及中共在蘇共的指使和支持下向遠東地區擴張態勢的嚴重性，由此對中國和中共做出了雙重誤判。另一方面，凱南在「遏制」理論上的不徹底性，源於他對自由主義價值觀立場的動搖，他對美國自由民主理念的諸多批評，將自由主義視為美國外交政策失敗的主要思想根源，以及主張美國「退出」中國內戰、「退出」韓戰的政策建議，的確如保羅·希爾所批評的那樣，「一反常態的短視和不現實」。如果當時的杜魯門政府執行凱南的東亞政策，美國在「失去」了中國和朝鮮之後，很快就會再次「失去」韓國和日本。韓戰終於驚醒了美國人，正像艾奇遜和他的助手們後來認為的那樣，「朝鮮出事了，把我們救了。」美國由此進入了全面落實1950年4月通過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68號文件（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68）的關鍵時期，該文件明確主張：第一，反對與俄國進行談判，因為強迫克里姆林宮「顯著改變其政策」的條件還不夠充分；第二，研製氫彈，以便抵消蘇聯在1954年前可能會擁有有效的核武器所帶來的影響；第三，迅速發展常規武器，以便在不必打核子戰爭的情況下保全美國的利益；第四，大幅增加稅收來支付這種新的、代價高昂的軍備設施所需的費用；第五，動員美國社會，包括由政府在美國民眾中營造關於「犧牲」和「團結」的必要共識；第六，建立由美國人領導的強大的同盟體系；最後，通過「使俄國人民在這項事業上與我們結盟」來從內部侵蝕「蘇聯極權主義者」。此時的杜魯門和艾奇遜對蘇聯採取的外交政策已不限於「遏制」了，而是想要取得對蘇聯的一場徹底的勝利。這意味著凱南在國務院決策機構中退場的時刻到了，其結局是：「美國在東亞的『遏制政策』要比凱南曾預想或支持的更加廣泛、更加軍事化。它標誌著凱南夢想破滅，最終離開美國官方遠東政策的制定。」
張：
您在書末提到「只有直面真相，才能走出歷史的迷宮」。您最想對現在的美國決策者在處理中美關係上表達什麼呢？您希望這本書對讀者最大的啟發是什麼？回到目前的中美關係。以您對那段中美關係的深入研究，您如何看待目前中美關係緊張的局面？中美會因為台灣問題而註定一戰嗎？
榮：
黑格爾在其《歷史哲學》中說過：人們慣以歷史上的經驗教訓，特別介紹給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國家，但是，經驗和歷史所昭示我們的，卻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沒有從歷史方面學到什麼，也沒有依據歷史上演繹出來的法則行事。此話可謂是對歷史的深刻總結。本書能否對中美領導人制定兩國政策產生積極影響，我不抱希望，本書的價值或許只在於還原歷史真相。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從二戰期間羅斯福總統和杜魯門總統主張建立「聯合政府」，到1972年尼克森總統訪華重啟兩國正常交往，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人——從總統到將軍、外交官、作家、記者和歷史學家，普遍認為兩國關係的正常化有助於中國成為一個與美國一樣的憲政民主國家，但現在兩國關係卻面臨著格雷厄姆·艾利森所擔憂的「註定一戰」的局面。這個情況表明，重新研究美國為何「失去」中國，不僅具有歷史意義，也具有現實意義。對於中國而言，美國「失去」中國，何嘗不是中國也「失去」了美國，兩國關係的戰略性脫鉤，究竟是美國人的覺醒，還是中國人的重大失誤呢？艾利森引述了李光耀對中國的兩個基本判斷：首先，中國不會成為一個自由的西方式民主國家，「如果它這樣做，就會崩潰」。其次，「中國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納，而非作為西方社會的榮譽會員」。這意味著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在重新強大起來之後，既不會成為一個民主國家，也不會成為一個西方式國家。美國人原來一直期待中國在進行市場化改革和融入世界體系之後，會自然變得「更像我們些」，如當年西奧多·羅斯福按照他的喜好來塑造「我們的半球」一樣，事實證明這只是美國人的一廂情願。中美兩國在自由和民主的價值觀上幾乎沒有任何對話的可能性，能夠讓兩國領導人坐到一起的就是所謂的「兩國的根本利益」。問題是，如果沒有價值觀上的基本共識，兩國的共同利益又何以能夠長期存在？
中美關係自20世紀以來，從理想主義的目標到現實主義的利益，從地緣政治的盟友到意識形態的敵人，從互惠互利的合作到重塑世界秩序的衝突，幾經周折，來回反覆，最終仍然無法和平共處，以致難免「註定一戰」的局面。中美之爭的性質是什麼？難道僅僅是「崛起國」和「守成國」之間的必然衝突？基於權力和利益之爭的大國衝突，可以通過諸如談判、協商、交易、妥協等非戰爭方式來實現各方力量的戰略平衡，但基於價值觀和制度之爭的大國衝突，或許只能通過戰爭的方式來加以解決。艾利森所說的中美兩國的結局可能更接近於英國和德國在二戰的遭遇，而非英國和美國的「大和解」，是他關於「修昔底德陷阱」理論中最精闢的看法。中美兩國在21世紀的激烈競爭，從根本上看，是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觀之爭和制度之爭。歷史遠未終結，共產主義運動決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美國人為正確認識中國和中美關係已經付出了足夠大的代價，歷史不能保證他們不會再重犯一次新的錯誤來為真理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