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六四系列（34）：5月17日，「戒嚴令」出籠的經過

文章目錄

★5月16日晚間的常委會

★鄧小平對趙紫陽「516講話」的反應

★5月17日，在鄧家的【緊急常委會】

★關於「五常委表決」的考據

★趙紫陽的兩封信

★趙紫陽的仕途步入尾聲

★5月16日晚間的常委會

趙紫陽在16日晚間與戈巴契夫會晤之後，緊接著又在中南海開了一次常委會。說實話，這次會議不太重要，但俺也簡單聊聊。從中可以看出——對立雙方（改革派 VS保守派）之間的矛盾衝突。

在會上，雙方再次圍繞「426社論」的定性展開激烈爭論，互不相讓。以下是楊繼繩所著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的記載：

5月16日晚的常委會上，趙紫陽再次提出「4·26」社論要有個說法，他認為這個社論對學生運動定性不恰當，要改。

趙紫陽說：「雖然我沒有看這個社論，但我可以承擔責任。」他說，「4·26」社論的定性要改，但無論如何不能涉及小平。小平只要說一句話就行：「現在看來學生的問題並不像原來說的那麼嚴重。」剩下的工作由我們來做。

李鵬說，讓你承擔責任，沒有那個必要，這不是政治家的態度。

姚依林和李鵬態度一樣。

李說，「4·26」社論是鄧的講話。

趙說，不是，是常委會定的調，向鄧匯報後才有這個講話。

李說，你在朝鮮回的電報中說同意制止動亂。

趙說，動亂這個詞是中性的。問題不是出在動亂上，而是出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定性上。而這個定性是常委作的。

這次會不歡而散。

（註：為啥《四·二六社論》會成為爭論的焦點？俺在本系列前面的博文已經做過很多分析，此處不再重複）

16日晚間的常委會，一直開到次日凌晨才結束。唯一達成共識的是——在17日以政治局常委的名義發表一封公開信。但即使對這封公開信的措辭細節，雙方也爆發爭吵。以下摘自《改革歷程——趙紫陽回憶錄》一書，引文中的小括號是俺加注滴。

5月16日夜，在會見戈巴契夫後，我召開常委會議，討論發表以五位常委的名義勸說學生停止絕食的公開講話（公開信）。

講話稿中有「學生的這種愛國熱情是可貴的，黨中央和國務院是肯定的」這句話，遭到李鵬的反對。他說：「說可貴就可以了，還要什麼肯定？」

楊尚昆說：「學生反腐敗，可以說肯定」。

我當時對李鵬這個說法很反感，所以我就說：「既然說他們的愛國熱情是可貴的，為什麼不能肯定？如果這句話也不說，就等於什麼話也沒有說！那發這個公開講話還有什麼意義？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使講話（公開信）能夠緩解學生的情緒，不要老在字眼上計較。」

多數常委都主張保留這句話，結果算勉強通過了。

★鄧小平對趙紫陽「516講話」的反應

在本系列的前一篇，俺詳細介紹了1989年的「中蘇峰會」，以及趙紫陽在會晤戈巴契夫時所說的一番話（為了打字省力，以下簡稱「516講話」）。當時俺提到了：鄧得知趙的講話內容後，極度震怒。現在來稍微說一下。

鄧對「516講話」感到憤怒，是通過其子女，以及那些與鄧家走動比較密切的太子黨，間接傳出來滴。

六四事件的當事人之一戴晴寫過一篇回憶文章，刊登在《紐約時報》（連結在「這裡」），其中提及【17日】發生的一些事情（註：下述引文中的「鮑彤」是趙紫陽的政治秘書）

這天中午12點前後，鮑彤在得知「外面傳說的情況」之後，委託鄧家熟客致電鄧宅，希望「通過鄧榕做一做她們家老爺子的工作，向小平把昨天紫陽見戈巴契夫講話的本意解釋一下，以免發生誤解」。「

電話接通後，鄧榕回答說：『請你轉告鮑彤同志，現在已沒有必要再談什麼了。』並說，『我們家老頭子已經作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準備。』她說這話時，語氣顯得十分激動，並放下了電話。」

（見吳偉《1980年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台前幕後》）

從（鄧小平女兒）鄧榕的這番話，大伙兒可以自己腦補一下當時鄧矬子的憤怒程度。

在本系列前面的博文，俺已經花了很多篇幅分析「鄧如何看待學潮」，也分析了「趙處理學潮的動機/思路」，其中也包括：趙紫陽為啥要在見戈巴契夫的時候，說那番話。以趙的政治經驗以及他對鄧的了解程度，他顯然能猜到——鄧對那番講話會很不爽。在講話次日（17日），趙主動聯繫了「鄧辦」（鄧小平辦公室），提出要跟鄧小平單獨見面私聊。畢竟，在六四事件之前，鄧一直對他很信任，兩人的私交也不錯。趙當然不希望兩人的關係鬧到【決裂】的地步。但「鄧辦」給他的回覆是：當天下午4點到鄧家開【緊急常委會】。

在《趙紫陽回憶錄》中提到：我本來是要求見鄧個別面談的，鄧決定到他家開常委會，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

趙紫陽碰了釘子，他的秘書鮑彤也碰了釘子。所以趙對17日下午的常委會，應該是有些心理準備滴。但某些情況還是出乎他的意料。

接下來重點聊聊17日當天的「緊急常委會」。

★5月17日，在鄧家的【緊急常委會】

5月17日下午，在鄧太上皇的寢宮（米糧庫胡同）召開了一次非常關鍵的「緊急常委會」。

列位看官請注意：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在鄧的寢宮召開關鍵的決策會議了。本系列開頭部分聊過1986年爆發的「八六學潮」，當時也是在鄧家召開關鍵性的會議，決定撤換總書記（廢胡立趙）。

實際上，整個「六四事件」期間，在鄧家開過好幾次關鍵的決策會議。這充分體現出——鄧才是真正的掌權者。

◇參考書目

此次會議很關鍵——直接催生了「戒嚴令」，而「戒嚴令」又大大加劇了各方的矛盾，直至最後演變為血腥屠殺；而天朝的政治走向也因此而大為改變。

既然如此重要，有必要詳細說一下這次會議的過程。為了比較靠譜地復原歷史，俺同時參考了如下幾本書對此次會議的描述。通過不同出處的交叉對比，更有利於去偽存真。

趙紫陽：《改革歷程——趙紫陽回憶錄》

李鵬：《關鍵時刻——李鵬日記》

陳小雅：《八九民運史》

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

吳仁華：《八九天安門事件大事記》

張良（化名）：《天安門文件》

（註：以上幾本書，在俺的網盤上都分享了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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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士

當天趕到鄧家開會的，除了當時的「政治局五常委」（趙/李/喬/胡/姚），還有楊尚昆——他作為「軍委副主席＆軍委秘書長」列席會議。當時的人大委員長萬里正在加拿大進行正式訪問，否則他也應該參加。

另外，《八九民運史》提到李先念也參加了那天的常委會，而《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八九天安門事件大事記》、《天安門文件》三本書則提到薄一波（薄熙來親爹）參加了那天的會議。但兩個當事人（趙紫陽、李鵬）的著作並未提及「李/薄」倆人參會。所以這倆人是否參會，存疑。有可能這倆個老傢伙壓根沒參加這次會議，也可能這倆列席了會議，但沒啥發言，導致2個當事人的著作忽略了這2個老傢伙。

另外，此次會議由「鄧辦主任」王瑞林擔任會議記錄。

◇會議過程

會議開始後，鄧太上皇先發話（大意是）：事已至此，眾愛卿有何良策？

趙作為總書記先發言。他講了很長一段話，主題與他前一天（16日）晚間在常委會上所說的差不多。考慮到篇幅，俺就不引用了。簡而言之，他依然主張採取【懷柔】的策略來解決學潮。其中的關鍵點是：有必要修改《四·二六社論》，這可以大大緩解與學生的對立情緒。

當趙講這番話的時候，鄧流露出很不耐煩的神態。（趙紫陽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了這個細節）

趙講完之後，李鵬作為總理第2個發言。李鵬一上來就把矛頭對準趙，重點攻擊趙紫陽的「五四講話」，說趙紫陽是局勢失控的罪魁禍首。在之前的歷次常委會中，雖然「趙/李」經常爆發爭吵，但李鵬從來沒有把話說得這麼難聽。這讓趙紫陽有點意外。

接下來，姚依林（王岐山的岳父）在發言中也攻擊趙紫陽。其攻擊的火力比李鵬更猛，甚至列舉了趙的「四大罪狀」，還翻了歷史舊帳——扯到了趙的兒子搞「官倒」。這同樣讓趙紫陽感到意外。

作為「五常委」之一的喬石比較滑頭，說了一些「政治正確」的話，但沒明確表現出他傾向哪一邊。另一個常委胡啟立則表態支持修改《四·二六社論》（可以看出——胡啟立站在趙這邊）。

幾個常委都講完，列席會議的楊尚昆也發表了看法。他反對修改社論，同時還轉述了【廖漢生】的建議。楊的原話是：廖漢生主張戒嚴，是不是可以考慮戒嚴？。楊尚昆的發言讓趙紫陽很驚訝。在本系列的第29篇，俺專門介紹過「鄧/趙/楊三角關係」——楊尚昆同時與「鄧/趙」二人保持良好的私人交情。（根據《趙紫陽回憶錄》）在這次常委會之前，楊與趙私下交流時，楊一直是反對軍事戒嚴。但在這次會議上，他通過引用廖漢生的話，實際上變相支持軍事戒嚴。

稍微離題一下：

這個廖漢生是楊尚昆的妹夫，中央軍委成員，曾當過瀋陽軍區第一政委；另外楊尚昆的親弟弟楊白冰也是中央軍委成員（同時兼任總政治部主任），再加上楊尚昆本人是軍委副主席併兼任軍委秘書長。中央軍委總共也就沒幾個座位，他們一家就占了3個，以至於被民間戲稱為「楊家將」。

為啥楊的態度發生轉變捏？首先必須說明：楊同樣是一個精明的政客。趙覺得楊的態度發生轉變，俺認為至少有如下2種可能：

可能性1

楊一開始確實是反對戒嚴。但在17日開會之前，他已經察覺到鄧的立場（準備動武），當「鄧/趙」出現分歧的時候，他當然要與鄧保持一致。

可能性2

楊一開始就是兩面派，在鄧面前主張戒嚴，在趙面前反對戒嚴。

不論是上述哪一種可能，（考慮到「楊家將」的特殊性）軍事戒嚴實際上對楊是【有利】滴——六四之後，「楊家將」在朝中獲得了比原先大得多的話語權，其權勢一度壓過新任總書記江蛤蟆。另外，經歷過六四的讀者應該會記得——在六四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官方的某個宣傳口號是：解放軍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熟悉黨國話語體系的讀者，應該可以從這句宣傳口號中，體會出很多信息量。

（離題結束，言歸正傳）

幾個與會者都講完之後，鄧進行總結性發言，要點包括：

其一，《四·二六社論》的定性是正確滴，不能後退（不能改）。

其二，問題出在黨內高層，尤其是趙紫陽的「五四講話」（鄧把話說到這份上，已經很直白了）

其三，必須在北京實施戒嚴（軍事管制）

（註：《趙紫陽回憶錄》、《李鵬日記》、《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這幾本書都提及上述3點）

對「戒嚴」的措施，5個常委的分歧很嚴重——李鵬＆姚依林極力贊同，而趙紫陽則極力反對。至於另2人（胡/喬）的態度，不同的著作，描述略有差異（下一個章節單獨說）。最終通過某種（非正式的）口頭表決，決定在北京市區進行戒嚴（軍管）。

面對這種結果，趙紫陽無奈地表示（原話）：有決策當然比沒決策好，但我非常擔心它將帶來嚴重後果。我作為總書記，組織執行這一決策很難得力。

趙說這句話，其實已經在暗示他要撂挑子。針對趙的暗示，鄧又強調了幾點：

1.少數服從多數；

2.襠中央要保持一致；

3.如果這個決策錯了，大家共同承擔責任。

那天的「緊急常委會」在下午6點散會，除了明確要「戒嚴」，還明確了如下幾個事項：

1.由「李鵬、楊尚昆、喬石」組成三人小組，負責落實「戒嚴令」（請注意：趙已經被排除在3人小組之外）

2.當天晚上在中南海繼續開常委會，討論如何貫徹「戒嚴令」

3.次日（18日）安排幾個常委去醫院看望絕食的學生

4.次日（18日）召開戒嚴工作的碰頭會，由上述「三人小組」匯報進展情況

天朝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戒嚴令」算是出籠了。

★關於「五常委表決」的考據

◇不同著作的幾種說法

現在，咱們來詳細聊一下「五常委表決」。
　　「趙/李/姚」3人的態度非常明確，所以，對這3人的傾向沒啥分歧。差異主要體現在「喬石 ＆ 胡啟立」這2人的態度如何。
　　以下是不同著作的分歧：

　　大伙兒瞧一瞧，同一件事情，竟然會有如此多不同的說法。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出——在還原歷史真相（尤其是關鍵性的歷史真相），經常會碰到【眾說紛紜】的情況。如果你的「信息來源」太單一，難免就陷入「偏聽偏信」的誤區。

另外，信息來源不光「數量」要多，【類型】也要多樣化（要有不同立場，不同陣營的信息源）。比如說：俺的網盤上分享的六四書籍，既有出自「朝廷官方」，也有出自「民間」（學生＆知識分子）；既有出自「朝廷改革派」，也有出自「朝廷保守派」；既有「國內作者」寫的書，也有「海外人士」寫的書......

◇俺個人的分析

下面是俺個人的分析，供大伙兒參考：

1.關於「少數服從多數」的說法

在好幾本談及此次會議的著作中，都引用了鄧小平所說的「少數服從多數」。所以，「二比二」的情況【不】太可能。俺認為：應該是「贊成」超過「反對」。

2.趙紫陽刻意淡化此事

在《趙紫陽回憶錄》中有如下這段：

在這裡我想說一下，鄧召開的這次決定戒嚴、對學生鎮壓的會上，外電傳說常委開會是三票對兩票，其實根本沒有什麼三票二票的問題。參加會議的就那麼幾個人，作為常委來講，那天到的常委是二比二，一個中立。我和胡啟立主張修改社論，姚依林、李鵬堅決反對，喬石中立，沒有明確表態。根本沒有三比二的問題。當然，如果加上鄧、楊，他們不是常委，如果按到會的人算，他們當然算是多數。實在說，沒有什么正式常委投票。

對上述這段，俺的點評是：

「修改社論」與「實行戒嚴」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議題。趙紫陽在回憶錄中提及了對前者的表決結果，對【更重要的】後者卻避而不談。

假如政治局常委關於「戒嚴」的表決結果，對趙有利（或平局），那麼趙肯定會在其回憶錄中強調此事——以此來說明「戒嚴缺少法理依據」。

反之，他在回憶錄中刻意迴避了此事。那麼俺可以合理推測——在「戒嚴」一事的表決上，結果對他不利。

3.「胡/喬」兩人的下場迥異

六四事件之後，喬石繼續當常委，後來官至「全國人大委員長」；而胡啟立原本是作為「儲君」來培養滴，卻在六四之後被快速邊緣化（免去各種職務，僅保留「中央委員」的頭銜）。

即便不考慮六四之後的長遠發展，單單看「緊急常委會」之後那一周，兩人的待遇就已經有天壤之別——重要的高層會議（包括常委會），喬石依然能參加，而胡啟立就被排除在外（說明胡啟立也被架空了）。

僅僅幾天時間，「胡/喬」兩人的待遇就如此不同，很可能說明——「胡/喬」2人在這次關鍵會議中的傾向是【不同】滴。

如果像《八九民運史》所說——「胡/喬」2人在「戒嚴」的表態上一樣（2人都棄權）；那麼，兩人的差異就僅僅體現在「修改社論」這個議題上（胡啟立支持修改社論，而喬石不表態）這差異就太小了，不至於讓他倆的待遇有如此大的反差。

由此看來，《八九民運史》所說的「二比一」（胡/喬2人都棄權），可能性也比較小。

因此，俺個人判斷是：「三比二」或「三比一」這兩種表決結果的可能性會比較大。

◇五常委的態度——「形式意義」大於「實質意義」

剛才花了很多口水分析「五常委的表決」。有必要提醒大伙兒：以當時的局勢，政治局常委的態度，更多的是【形式意義】（法理上的意義）。

當時的實際情況是，矮凳才是真正的一把手（關於這點，本系列已經嘮叨了很多次）。即使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哪怕5個常委全都反對戒嚴，只要鄧下決心搞戒嚴，政治局常委也拿他沒辦法——因為鄧完全掌控了中央軍委。

從這裡也可以看出：雖然黨國的宣傳口號是「黨指揮槍」，但在實際操作時往往是「槍指揮黨」——在咱們天朝，得要有槍桿子（軍權）才能成為黨國的一把手。

◇胡啟立其人

胡啟立與趙紫陽一同失勢後，如今知道他的人很少，今天順便聊一下：

他出生於1929年，上世紀40年代是北大理科生（物理系、機械系）。畢業後留校干團委工作，50年代期間得到（團中央負責人）胡耀邦的賞識。在胡耀邦的力薦下，胡啟立以【32歲】的低齡當選「團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文革初期曾經被毛臘肉點名批評，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1972年恢復工作。

80年代早期，胡耀邦當總書記的時候，依然不忘提拔這位老部下。當時的胡啟立類似「政壇新星」——以很快的速度上升。從1980到1986年底這短短6年多時間，胡啟立先後幹過這樣幾個職務：「天津市委書記、中辦主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委員」。

胡耀邦倒台的時候，很多人（朝中的保守派）希望胡啟立也跟著倒台。但接任總書記的趙紫陽依然賞識胡啟立，並提名胡啟立進入【5人小組】。這相當於使他更上一層樓——為下一屆十三大入常做了鋪墊。

這個【5人小組】是啥意思捏？胡耀邦在1987年1月倒台後，當時距離下一屆黨代會（十三大）還有好幾個月，鄧提議搞個【5人小組】代行「政治局常委」的職能。因為胡耀邦雖然已經倒台（卸任總書記），但依然是常委。但鄧不想讓胡耀邦再插手政務了，所以就搞了個【5人小組】來代行常委職能，變相架空了胡耀邦。

【5人小組】的名單主要是「鄧/趙」2人敲定滴，最終是如下這5個人：【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萬里、胡啟立】。其中的「楊/薄」2人屬於「中顧委」裡面的老傢伙，照例是【不】進入下一屆（十三大）常委滴，剩下的3人，如果不出意外都能進常委。

到了1987年10月開十三大，胡啟立順利入常，並且是最年輕的常委；而萬里出了點意外，沒能入常（具體出啥意外？請參見本系列第8篇《「十三大」重新排座次》）。

按照朝廷的慣例，最年青的常委通常是作為【儲君】來培養滴，再加上總書記趙紫陽對他的賞識。如果沒有出現「六四」這個意外，他多半是趙紫陽之後的下一個總書記人選。

★趙紫陽的兩封信

◇一封未發出的「辭職信」

由於在下午的常委會上，鄧已經不留情面地點名批評趙的「五四講話」。在場的人應該都能看出來，趙的仕途實際上已經完了。

所以趙回家之後，立即讓政治秘書鮑彤草擬了一份【辭職信】，並且信都已經提交到「中辦」（中央辦公廳）的秘書局。結果楊尚昆知道了這事兒，特地打電話給趙，極力勸說趙不要提辭職的事情（楊的理由是：如今局勢險惡，如果總書記在這個當口辭職，只會讓局勢更加惡化）

趙聽從了楊的勸告，次日（18日）又通知秘書把那封信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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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沒有回音的「私信」

在開完緊急常委會的次日，趙紫陽做最後一次努力，希望能改變鄧的態度（當然，他自己也知道希望很渺茫）。

話說學潮開始後，有些國內知名人士（也包括一些有名的黨內人士）給襠中央寫信，希望朝廷能正確評價學生的愛國運動。其中一些信匯總到趙紫陽手中，他挑選了幾封轉送給鄧，並附上自己的一封親筆信（內容如下）

小平同志：

現送上幾位有影響的老同志的呼籲，望一閱。

現在形勢十分嚴重，最緊迫的事情是讓學生停止絕食（這是最受群眾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學生答應停止絕食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4·26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運動。

我反覆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做出這個讓步，只要我們主要領導人親自到群眾中去宣布承認這一點，群眾的情緒就會大大緩解，其他問題才好解決。即使我們需要採取維護秩序的堅決措施，也必須先走出這一步然後才好行動。不然，在眾多群眾嚴重對立的情況下採取強硬行動，可能引起威脅黨和國家命運的嚴重後果。

我懷著萬分憂慮的心情，再次請你考慮這個建議。

趙紫陽

五月十八日

這批信件送出後，沒有任何回音（甚至都無從知曉鄧是否看到）

★趙紫陽的仕途步入尾聲

雖然辭職不成，但趙紫陽離下台已經不遠了。而趙後續的舉動，實際上加快了他下台的進程。

◇趙被架空

剛才的章節提到：趙發出辭職信，又在楊的勸說下撤回了。如果連楊尚昆都知道這封信，鄧小平顯然也會知道。甚至不排除，是鄧先知道，然後讓楊出面來勸趙撤回。

鄧矬子雖然已經決定要把趙廢掉，但同樣是「廢趙」，【時間點】非常重要——在北京的局勢【沒】平靜之前「廢趙」，很可能會讓局勢進一步失控。鄧當然不希望這樣。另外，鄧也不希望趙在言行方面有任何的異動。因為這會讓外界意識到——襠中央出現分裂。回顧本文開頭部分介紹的「緊急常委會」，鄧在會議結束前特地強調了【襠中央要保持一致】，說明他很在意這點。

基於上述分析，鄧在17、18日的策略應該是——先把趙架空，但至少名義上還保留「總書記」的頭銜。

關於「被架空」的跡象，從《趙紫陽回憶錄》中也可以反應出來（以下是此書摘錄）

從5月17日在鄧家開會後，李鵬等人的行動有許多很不正常。無論是去醫院慰問還是去廣場看望學生，他一再阻止我去。我去了一起下車，他一反慣例搶先走在我的前面。他還讓人給攝影記者打招呼（事後有人告訴我），叫記者不要拍我的鏡頭，說以免人事變動後，就被動了。

從5月17日晚到19日，有關戒嚴的事什麼情況也沒告訴我。19日李鵬和學生對話，我是看了電視才知道的。但是5月19日下午，突然送來當天晚上召開宣布戒嚴大會的通知和他的講話稿，要我主持會議並講話，但對這個會如何開，在哪裡開，什麼人參加，還有什麼內容等等，事先什麼也沒向我說。

上述引文中所說的【戒嚴大會】指的是19日在京召開的大會，全稱是「襠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這是一次比較大型的會議，參會者涵蓋了「襠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顧委、中紀委、北京市委、中辦」等許多要害部門。

按照原定計劃，由趙主持（截止到開大會那天，他依然是總書記），並且由「趙/李」二人分別代表「襠中央、國務院」做報告。

但是，趙拒絕主持這次會議，甚至連參加會議都不願意。

◇趙與「戒嚴」劃清界限

為啥趙拒絕參與19日的戒嚴大會捏？

俺不止一次說過，趙是個精明人——他當然曉得「被架空」意味著什麼。他拒絕出席「戒嚴大會」，也就相當於跟「戒嚴」劃清界限。

本系列的前幾篇博文已經分析了他的動機——（對他而言）如果無法保住權力，至少要保住名聲。如今他已經被架空，罷免已進入「倒數計時」，假設他服從鄧的安排，去主持這樣一個大型的「戒嚴會議」，未來的史書會如何評價他捏？沒準他也會被稱作「屠夫」。顯然，他不願意背這個黑鍋。

也是基於類似的考慮，當他在19日清晨與李鵬一同到廣場看望絕食學生，才會發表那篇感人的即興演講。19日在廣場的即興演講，相當於是趙紫陽的【政治謝幕】（在本系列的後續博文，俺還會繼續介紹18、19日發生的事情）

◇鄧太上皇加快了「廢立」的步伐

趙紫陽的上述舉動，對他自己而言是「劃清界限」。但對鄧小平而言，這就意味著「製造襠中央的分裂」——使得外界意識到「襠中央【不是】鐵板一塊」。（剛才俺已經說過）矮凳是非常忌諱這種事情滴。所以當鄧知道趙拒絕出席「戒嚴大會」，他對趙的敵意就上升到新的高度。也因此，鄧加快了「廢立」的進程（在本系列的後續博文，俺會繼續介紹：鄧在5月底如何「廢趙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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