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
本文一萬三千字，系近日游戒台寺讀碑後所寫。戒台寺的碑刻眾多，信息龐大，因此心癢而不得不作文記之。歡迎大家閱讀、評論和打賞。
正文：
1919年5月20日，五四運動如火如荼。兩周前，學生衝進了趙家樓，焚毀了曹汝霖的住宅。
按理說此時曹汝霖應該焦頭爛額。
可是在北京石景山區模式口，有一個通電第一村紀念館，館裡陳列了這樣一份文件。
交通部。
交通總長。
曹汝霖。
中華民國八年五月廿日（1919年5月20日）。
我相信任何一個對歷史有初步認知的人都會對這個日期有巨大的敏感。
讓我們帶著這個疑惑，將目光轉移到距離模式口幾公里外的一處地方。
2026，北京，門頭溝區，戒台寺。
越過山門來到天王殿前，有三座碑。其中一座平平無奇，叫做民國禁卝記碑。卝是礦字古時候的寫法。這座碑的內容也平平無奇，無非就是這裡的住持覺得周圍到處有人開礦會導致寺廟裡的樹木枯死、井水變苦，所以請託了關係讓這裡嚴禁私自開礦。
繞過去，看到碑陰（碑後面），你會震驚。
因為住持請託的人是：
李國傑、袁乃寬、劉金標、世續、孫寶琦、劉文煜、紹英、祺誠武、王寶義、張勳、耆齡、馬文盛、端緒、張文治、張敬堯、志琦、鄭懷、陳光遠、宋小濂、勵慶順、李純、成多祿、陸宗輿、塔旺布理甲拉、吳毓麟、鄭毅權、車林巴布、聶憲藩、李耆壽、業喜海順、薛之珩、蘇源泉、曹汝霖、袁得亮、甘公颺、王懷慶、申振林、高湵霨、錢能訓、樂達義、張廷諤、熙鈺、尚安、汪平元、端鎮。
隨便挑幾個名字出來，都是已經在歷史教科書上的人物。張勳、張作霖、張敬堯（毛澤東驅張運動的對象）、李純（江蘇督軍）、曹汝霖、陸宗輿、錢能訓（北洋政府國務總理）。
牽頭的李國傑是誰呢？李鴻章的長孫。
如果你到現在還不夠震驚，那只能說你對政治社會歷史都高度不敏感了。
哪怕這塊碑只是走過場，它也囊括了當時的巨佬們。
而我們知道一件事，北洋政府不是集權政府，它是高度分權和內鬥的。在這種情況下，總統都不一定能夠讓這些派系迥異的人同時出現。
更何況是一個爺爺已經去世十幾年的李鴻章的孫子。
所以我們不免要回答幾個問題：
1，為什麼煤礦開採對戒台寺很重要？
2，這件事為什麼是李國傑牽頭？
3，戒台寺對這群人來說為什麼重要？
於是我們繞回到這塊碑的前面，再仔細端詳一遍碑文：
北地土厚水深，山多童赭，……，故建寺以來，歷唐至今，官皆為之營護，界址所屆，嚴禁鑿卝，所以保泉脈也。比歲以來，屢有人私行採煤，樹多枯槁，甚至香積汲井，皆苦眢渫，主僧達文患之，乃告諸官。去歲李君國傑等，復呈請有司，據案申禁，並於四至刊立界石以諗來……
落款時間是壬戌九月。
壬戌年，並且讓這些風雲際會的北洋人士都出現的壬戌年，那只有1922年了。
1922，戒台寺。
一塊新落成的碑，字跡規整，通篇溫文爾雅，字字句句都在訴說一場功德無量的善舉：護松、保泉、修繕古剎、封禁私采、保全西山風物。
1922年附近還發生了什麼事呢？
京師華商電燈公司於1919年在石景山投資興建了石景山發電廠，而到1922年終於建成，並向北京城送電。
從此北京城開始了電網建設。
以上種種告訴我們，這一切都是有聯繫的。這兩份署名背後，有著一個更深遠的故事。
為了完整理清楚曹汝霖幹了什麼、究竟為什麼能幹，我們必須回顧一下這片地區的煤窯歷史。
先將時間回溯到元朝。
一戒台寺1479：王振
故事要從元大都的出現講起，一直講到明代的王振、清代的康熙和恭親王，最後落子才能是曹汝霖。
1303，戒台寺。
《元一統志》裡有寫：石炭煤，出宛平縣西四十五里大谷山，有黑煤三十餘洞；又西南五十里桃花溝，有白煤十餘洞水火炭，出宛平縣西北二百里齋堂村，有炭窯一所。
這是最早關於京西煤窯分布記錄的記載，當北京成為元大都，人口陡增，一下子全國各地、世界各國的人都在北京有更多的煤炭需求，也因此帶動了京西地區的煤窯生意。而從地方志能看出來，門頭溝、房山、齋堂三大產區，對應的恰恰就是戒台寺所在的大谷山和桃花溝一帶。
1440，戒台寺。
時間撥到明代正統年間。
一個在土木堡中留下重要身影的太監出現了在戒台寺。
王振。
碑文記載寫的是，王振出遊，偶然看到戒台寺，心中非常喜愛，於是出資重修，並請正統皇帝親筆提寫匾額。
從此戒台寺成為了王振等宦官的產業。
但從我們上面的敘述能夠看出，戒台寺的核心價值與周邊的潭柘寺不同，它沒有那麼多歷代高僧（潭柘寺則從遼開始就有歷朝國師駐守），它的核心價值其實就是煤窯。
王振想幹什麼一目了然。
京西山脈地質獨特，煤層埋藏極淺、岩層鬆軟、開採難度極低，幾乎是掘土即得煤。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讓沿山宛平、門頭溝、房山一帶數萬百姓，以採煤為營生。
而小產業是朝不保夕的，要想能維持下去，最好的辦法是什麼？
是找大人物投獻，掛在大人物的名下。只要大人物穩如泰山，那小產業雖然需要定向輸送利潤變薄了，卻可以細水長流。
這是自古以來的道理。
唯一的變數就是大人物不能倒。
恰恰這也是悖論：越有資源和地位能維持一個極其龐大產業的大人物，越容易成為眾矢之的，所以也越容易垮台。
土木堡之變，王振倒台。
這以後的朝廷紛爭不斷，一直沒有出現穩定的話事人，也因此這片地方開採煤窯的民眾日漸繁多，逐漸不再受控。
幾十年後，到了成化十五年的時候，朝局穩定，終於騰出來幹這件事了。
1479，戒台寺。
一座成化年的《敕諭萬壽禪寺護寺碑》是這麼寫的：正統年間，鼎新修建，仍舊開立戒壇，導誘愚蒙，使皆去惡為善，邇來四十餘年矣，其界東至石山兒，西至羅喉嶺，南至南山，北至車營兒。山林田園，果樹土產，遞年給辦香火供獻之用。近被無籍軍民人等牧放牛馬，砍伐樹株，作踐山場；又有恃強勢要私開煤窯，挖通壇下，將說戒蓮花石座並折難，殿積漸拆動。司設監太監王永具悉，以聞特降敕護持之。……今後官員軍民諸色人等，不許侮慢欺凌。一應山田、園果、林木，不許諸人騷擾作踐；煤窯不許似前挖掘。敢有不遵朕命，故意擾害，沮壞其教者，悉如法罪之。不宥！故諭。
我們來一段段分析。
1，正統年間，鼎新修建，仍舊開立戒壇，導誘愚蒙，使皆去惡為善，邇來四十餘年矣，其界東至石山兒，西至羅喉嶺，南至南山，北至車營兒。山林田園，果樹土產，遞年給辦香火供獻之用。
——這段話說的是王振時期朝廷決定加大對戒台寺的投入，皇帝（朱祁鎮）-宦官（王振）-寺廟（戒台寺）-煤窯（百姓）成為了一個穩定的利益鏈條。
2，近被無籍軍民人等牧放牛馬，砍伐樹株，作踐山場；又有恃強勢要私開煤窯，挖通壇下，將說戒蓮花石座並折難，殿積漸拆動。
——成化年間私窯挖到戒壇基座，導致蓮花石座拆動。
這是明面上的理由。
實際的理由就是，朝廷終於可以找到新的白手套了。
3，司設監太監王永具悉，以聞特降敕護持之。
——這段話說的是，新的話事人登場，司設監太監王永了解了全部情況，並且向成化皇帝做了匯報，於是皇帝發出了詔令，要求保護戒台寺。
這是明面上要走的流程，就好比前面也是王振給正統匯報。但匯報為什麼一定能成功？答案實際上是領導有沒有遞話告訴你現在是匯報的好時機、有沒有暗示你匯報的框架。
有了，那就一拍即合順勢而為。
4，今後官員軍民諸色人等，不許侮慢欺凌。一應山田、園果、林木，不許諸人騷擾作踐；煤窯不許似前挖掘。敢有不遵朕命，故意擾害，沮壞其教者，悉如法罪之。不宥！故諭。
——這段話說的是官員、軍士、百姓都不許欺辱寺僧，寺院所有山田、園林、果木不許騷擾破壞，不許像以前那樣開挖煤窯，有不遵的全部依法治罪。
核心是什麼？
是百姓嗎？
不是，是官員和軍士。
在王振倒台後，小產業一定會找到各自的小頭目，以前是王振這個級別的，現在可能到處都是保護傘，但級別不高，遍地都是。皇帝針對的也是這個群體。
換言之，保證他們不會動用到這塊利益，這才是重點。
在明代，銀、銅、鐵等礦業被官府牢牢把控，而對於煤，明代一直沒有過多干涉，交稅也很輕。到了萬曆年間，順天府尹許弘綱寫奏章據理力爭，說：查勘官窯僅一二座，其餘盡屬民窯。可以在說整個明清時期，這件事都是長期維持的。而可以長期維持的重要原因是：
北京城雖然人口在增加，但增加的速度是緩慢的甚至勻速的，所以對煤炭的需求量不會陡增。
所以圍繞在戒台寺周邊地區的，以戒台寺為首的耕種土地地主、佃戶與以民戶為台前人物的煤窯小販之間的矛盾，雖然長期存在，但始終不會作為主要矛盾。
所以哪怕好幾個皇帝多次強調，也並沒有留下太多真正的動作。
1685，戒台寺。
這一年是康熙二十四年，三藩剛平定、台灣剛收復，雅克薩之戰也剛打贏，於是康熙巡幸駐足戒台寺。也許是住持請託，也許是太監遞話，總之康熙照例頒布了詔令，要求嚴令開採煤窯。
除此之外，有清一代，雖然實錄顯示對於全國各地尤其是內蒙、山西、盛京、吉林的煤窯多有開採和封閉，但對於北京城的煤窯，皇帝直接下指示的只有這幾條：
1，乾隆五年二月初六諭：凡產煤之處，無關城池龍脈，及古昔帝王聖賢陵墓，並無礙堤岸通衢處所，悉聽民間自行開採，以供炊爨，照例完稅。
2，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諭：京師開採煤窯，為日用所必需，近聞煤價較前昂貴，推原其故，皆因煤礦刨挖日深，工本運腳既重，窯戶無力開採，呈請地方官封閉，經工部核題覆准者甚多，於民間生計大有關係。現在西山一帶產煤處所，尚有未經試采者，著步軍統領衙門會同順天府、直隸總督，派委妥員前往，逐細躧看，無礙山場，照例召商開採，一面咨部，一面奏聞，以副朕籌計民生之至意。
3，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初十諭：看來西山一帶開挖煤窯，該汛弁兵略沾余潤，原所不免。
4，嘉慶四年十二月初六諭：西山煤窯最易藏奸，聞該處竟有匪徒名為水工頭者，往往哄誘良人入窯驅使，慘惡致斃，殊有關係。著順天府會同步軍統領衙門，派安妥員，密為查訪，如有此等棍徒，即行查拏具奏，按律治罪。
5，宣統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諭：以私辦煤窯，煽眾抗捐，革直隸都司張鴻年職。
發現沒有，實際上朝廷並沒有真正著手查處過多少侵占寺廟田地的大案，而更多關注的是能不能穩住地方百姓、地方部隊（乾隆）以及是否會有窩藏罪犯（嘉慶）。真正開始操作的是宣統年。
那麼這中間發生了什麼變化？
答案是，煤窯開始真正賺錢了。
在煤窯還沒真正賺錢之前，清代的戒台寺依靠什麼獲利呢？
它是京西的大地主。
橫跨多縣的耕地、山林、果園，數百畝良田出租收租，年年穩定進帳，不靠天、不靠煤、不靠亂世動盪。
1787，戒台寺。
康熙朝確立的皇權保護機制，讓戒台寺擺脫了生存危機，獲得了穩定的發展環境。進入乾隆年間，社會經濟繁榮、民間禮佛風氣盛行，戒台寺迎來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產業擴張期。
這一階段的寺產增長，不再依賴皇權賞賜，而是依託民間社團、旗人貴族、基層鄉紳的持續捐贈，完成了從皇家保護寺院到跨區域大地主的轉型。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北京西單牌樓如意老會發現寺院香火經費匱乏、日常修繕難以為繼，由會首蔣廷臣牽頭，一眾信眾集資三百兩白銀，購置通州二頃良田，全部捐贈給戒台寺。
這批良田不做寺院私用，全部對外出租，所得地租收入專項用於寺院購香供佛、日常修繕。
同時，鑲白旗旗人榮喜、常福保主動將名下通州田地捨入寺院，進一步擴充了戒台寺的域外田產。此次捐贈被刻碑存證，將民間私產永久轉化為寺院公產，形成了穩定、可持續的現金流收入。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戒台寺的產業版圖再次大幅擴張。宛平、固安、通州多地村民聯合捐贈，累計捐贈田地97畝，覆蓋岢羅坨、西蠻子營、園頭、曹家墳、蘇家莊等多個村落。此次捐贈不僅包含耕地、山場，還附帶觀音殿三間、柿子樹28棵，同時將當地邊姓家廟的私有產業，正式劃歸戒台寺統一管轄。
這塊碑鑲嵌在戒台寺的牆壁上，我們來解讀一下這是什麼意思。
1776年，京城信眾集體捐田；1787年，三地鄉民捐產確權。耕地、山林、園林、附屬產業，全部歸寺所有，四至分明、永久確權。
戒台寺徹底成了跨區域的大地主，靠地租穩穩躺贏。
如意老會捐地，是為了用租金購香供佛，讓寺院不用再依賴臨時捐贈。
村民捐地，是為了把原本的家廟私產，掛靠到戒台寺名下，獲得官方保護，避免被地方勢力甚至宗族力量侵占。
而戒台寺則通過接收這些土地，變成了跨區域的大地主，擁有了源源不斷的穩定收入。
寺院不再單純依靠臨時捐贈、香火收入維持運轉，而是通過持有大量不動產、收取穩定地租，擁有了常態化的經營性收入。
還是上面提到的邏輯，如果有一個產業可以有穩定的收益，那它會想辦法去投獻。
而如果可以有穩定且豐厚的收益，那會吸引重量級的人過來。
穩定的經濟底盤，讓戒台寺具備了對接高層權貴的能力，雖然之前也有過住持和皇家、宦官、大臣匯報的情況，但顯然這種匯報沒有長期、穩定、持續的通道。
但現在有了。
而且這條脈絡從那一天起，就再也沒斷過。
恭親王來了。
二戒台寺1884：恭親王
恭親王是洋務運動中的重要人物，歷史課本上就有提及。我們這裡不去詳細敘述他的生平，只需要知道一件事。
恭親王在1884年也就是光緒十年，來到了戒台寺。
和其他的達官貴人皇親國戚來戒台寺不一樣，他不是過客，而是停留。
這一年，恭親王實際上被慈禧趕出了朝廷中樞，而這一出就是十年時間。歷史上稱之為甲申易樞。
從恭親王的詩集《萃錦吟》能看到，他在被趕出中樞後很快就選擇了前往西山地區，而目的則是去看看給自己選定的百年後的墓地。
而他的墓地在哪呢？
戒台寺的下院西峰寺。在今天的門頭溝區永定鎮岢羅坨村西。
可以想到，在此之前，恭親王一定已經和戒台寺產生過了聯繫，所以他才能夠動用到寺廟的土地，但他畢竟之前沒有來過。
而1884年，光緒十年，他第一次踏上這座寺廟。
此時寺廟周邊是什麼景象呢？
1，寺廟的土地規模越來越大。
《永定河續志》：北下汛經征戒台寺香火地七頃六十三畝一分，歲征銀二十二兩八錢九分三厘。嘉慶六年被水沖刷除租，二十二年涸出，照舊納糧。舊志載：各廟香火，除北下、北二上兩汛外，撥地六十七頃六十九畝，連前共地九十頃十六畝一分。
2，京西民間採煤業持續繁榮。乾隆二十七年的一份檔案記載，當時西山地區就有舊煤窯750個，在採煤窯273個。而嘉慶六年直隸總督姜晟的奏摺則披露，該地區有舊煤窯778個，在採煤窯185個，廢閉煤窯417個。
而此時更主要的是什麼呢？
洋務起來了，社會上對煤炭的需求增大了。
按我們上面說的，明清時期對煤炭的需求是線性緩慢增長的。但到了這個時候，伴隨著初步的現代化工業和設施一個個出現，對能源的需求也發生了巨大缺口。
而巨大缺口就會導致原先不作為主要矛盾的矛盾（農田VS煤窯）此時發生了質變。
在這個質變中還出現了一個變量，那就是恭親王和戒台寺的關係越來越深。
雖然恭親王不是皇帝，雖然之前有成化、康熙三令五申，但畢竟皇帝不常年住在戒台寺，還日理萬機，是根本顧不上時刻盯著的。
但恭親王地位足夠，雖然不再在中樞，但常年積累下來的資源和人脈足夠讓他對某一地區產生巨大影響力。更重要的是，他賦閒在家，有大把時間留在戒台寺，可以直接面對複雜局面。
最重要的是，慈禧其實是樂見恭親王更多關心戒台寺事物的。恭親王幫戒台寺處理的事情再多，相比於全國的資源體量來說也是九牛一毛，用放權戒台寺的默認，換取恭親王對權力中樞的遠離，這筆買賣是划算的。
在清廷全局資源版圖中，戒台寺屬地及周邊礦田體量有限，即便奕訢全權打理相關事務，也撼動不了朝堂核心權柄與國家整體利益。以放任其管轄處置寺域事務為交換，能將這位政壇元老隔絕於中樞權力博弈之外，穩固自身統治秩序，對清廷而言實屬划算的政治權衡。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再來看戒台寺里恭親王親筆書寫的那塊碑：
我聖祖仁皇帝，且慮民啫煤利鑿山損石，或及廟基，爰於康熙二十四年，有釐定四止，力禁侵虞之旨，勒諸貞珉，以垂久遠。遐哉煥乎，洵名山之護符，禪門之寶誥也。予偶遊覽至此，何勝欽悚，因其羅漢堂、千佛閣等處，或患剝落，或將傾圮，捐資修建之。其地有俗稱北宮者，亦復其崇隆之舊額，以慧聚堂取靜，為靜修之所。
而當時京西九成是百姓私窯。
這意味著什麼？
官窯占比極低、體量極小、產能有限，完全無法主導市場。真正撐起京師能源供給、養活西山數萬人口、支撐京城日用消耗的，全部是百姓自發經營的民營煤窯。
而且晚清民間私窯早已擺脫零散、粗放、個體挖采的原始形態，形成了高度市場化、資本化、組織化的成熟產業模式。
其一，普遍實行合夥入股制。鄉民、小地主、手工業者、閒散商戶自由湊股，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按股確權、按股分紅、按股承擔風險，形成了完整的民間股份制雛形，產權清晰、權責明確。
其二，全面推行僱工規模化經營。每座煤窯常年僱傭數十乃至上百窯工，分工明確。鑿工、運工、排水工、支看護、帳房、把頭各司其職，形成流水線式採掘體系，不再是家庭小作坊式的零星勞作。
其三，形成完整產銷閉環。開採、分揀、晾曬、轉運、批發、零售，全鏈條由民間自主完成。覆蓋京城全城民用、商鋪、作坊、官府次級用炭，是晚清京西運轉真正的底層支柱產業。
其四，形成了穩固的民間生計圈層。從窯主、股東、僱工、挑夫、車夫、商販、家屬，依託煤業生存的西山百姓多達數萬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民間生存體系。
至此，三方面的矛盾匯聚了。
而從我們能看到的史料得知，恭親王並沒有插手煤窯生意，那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戒台寺在晚清這段時間，也沒有真正插手煤窯生意。
看起來錯失了良機，卻為幾十年後的曹汝霖提供了巨大的機會。
為什麼？
因為1885年的時候，電還沒有來到北京。
北京的第一次使用電力要到1888年了，當時在在西苑儀鑾殿慈禧太后臥室的天花板上安裝了電燈泡。
於是1890年，工部購買了一台德國造的蒸汽機，在頤和園建立了一座發電廠。當然這座發電廠主要是供皇家使用，並且在1900年前後被戰火毀掉了。
所以這個時候電力需求還沒有那麼龐大。
即便是洋務運動的發起人，恭親王也許也沒完全意識到電力的重要性。他將戒台寺實際上是視作洋務派的據點的。
我們先來看這樣一則記載：
清末民初的藝術家譚鑫培去世的時候，安葬在哪裡呢？
地圖顯示，譚鑫培墓和戒台寺看似很近，其實仔細觀察，譚鑫培墓距離戒台寺已經有一段距離了。
然而這塊地是怎麼來的呢？
是當時的戒台寺住持妙性把位於栗園莊的12畝香火地出讓給譚鑫培作為百年吉地的。
這意味著什麼？
1，意味著戒台寺在當時是一個巨大的莊園主了。這是顯性的。
2，隱形的結論更加有趣：戒台寺的香火地，不是單純的寺院用地，而是可以由住持支配、甚至可以轉讓的活資產。
這些本來是應該在官府登記的土地，卻一步步成為了主持私人關係下的產業。
這是怎麼做到的？
答案很簡單，恭親王派系已經完全控制了戒台寺的土地。
他斥巨資修繕寺院、擴建牡丹院、修建千佛閣，實際上把一座清淨古剎，改成了自己的郊外據點。
戒台寺，從宗教場所，變成了晚清洋務派系的地下大本營。而戒台寺自然也成為了洋務派乃至北洋的「祖廟」。
就像上面說的，這裡是奕訢最初給自己選擇的埋葬地。
他在詩里寫的「冀叢林淨土，滌胸中之磊塊」說的就是這裡，只不過他去世後，朝廷（慈禧）在昌平崔村另賜了一塊官地作為親王陵，也就是我們現在說的恭親王墓。
於是，他原本選好的西峰寺，就變成了他次子載瀅（溥心畲的父親）的墓地，只留下了他當年修建的地宮遺蹟。
而雖然奕訢本人沒葬在這裡，但他的兒子載瀅、孫子溥心畲、重孫毓嶦。
是的，在一塊2007年的碑上，還有愛新覺羅毓嶦的名字。
除了恭親王，我們熟悉的很多人，後來也在戒台寺逐一登場。
也許說到這裡，當我們回顧本文開頭的那一塊碑，你會有隱隱約約的感受，那批人的出現不是沒來由的了。
我們再看一遍那三個問題：
1，為什麼煤礦開採對戒台寺很重要？
2，這件事為什麼是李國傑牽頭？
3，戒台寺對這群人來說為什麼重要？
現在可以試著回答一下：
1，因為戒台寺的核心資產是農田。開採煤礦會影響到戒台寺本身的資產。而戒台寺的資產不完全由戒台寺負責，還會受到更高層的影響。
2，因為戒台寺是洋務派的京西據點，洋務派的領軍人物恰好就是恭親王和李鴻章。恭親王一脈幾代都和戒台寺有聯繫，李鴻章自然也能持續分一杯羹。
3，答案同上。
如果問題回答到這裡，那只能算是初步做出了解答。
真正的答案還在後面。
電的時代終於登場。
三戒台寺1922：曹汝霖
我們真正的主角終於登場。
1904年，華商電燈公司由史履晉、蔣式瑆、馮恕發起，以挽中國之利權，杜外人之覬覦為宗旨，是中國最早的民族電業企業之一，不借官銀、不舉外債，完全由國人集資創辦。
在這份《華商創辦京城內外電燈公司請予立案以保利權折》裡，三人聯名商部，希望可以創辦完全由中國人控股的電業公司。
而很快，商部批准了這份奏摺，並以《商部為華商創辦電燈公司請予立案以保利權折附奏辦京師華商電燈有限公司章程》的名義上報軍機處。
看似一個簡單的流程，但卻暗藏玄機。
先看三個人的名單，其中一個蔣式瑆是誰呢？御史。
根據記載，1904年初，蔣式瑆上奏彈劾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貪污腐敗，雖然這件事不了了之，慈禧留中不發，但奕劻掌握到了關鍵證據，時刻決定要搞下蔣式瑆。
偏偏此時蔣式瑆給商部上了奏摺。
商部此時的一把手尚書是誰？載振。奕劻的兒子。
這就有趣了。蔣式瑆一邊告了老子，一邊向兒子所管轄的部門請託。
那答案只有一個，蔣式瑆在商部有其它靠山。
這個靠山是誰呢？
我們發現，此時的商部左侍郎是陳璧，商部右侍郎是顧肇新，此外領導層還有左丞唐文治。
陳璧是袁世凱的鐵桿，後來還因為和袁世凱走動過密被載灃革職。
顧肇新、唐文治是恭親王奕訢時期的總理衙門章京。唐文治還是後來的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的校長。
更有趣的是，商部曾經有一位左丞，如今正好高升去了軍機處。
此人就是袁世凱鐵桿中的鐵桿，徐世昌。
說到這裡其實很明顯能看出來了，從最一開始華商電燈公司就是以袁世凱為核心的群體的產物，名義上是民間資本，實際上依舊是個殼。
而袁世凱是誰，我想不用做任何介紹。
袁世凱和戒台寺的關係呢？
戒台寺里唯一沒有落款名字的牌匾，選佛場，就是由袁世凱書寫的。
沒有落款，是因為袁世凱爭議太大。
沒有落款卻依舊將他書寫的匾額放上去，是因為袁世凱影響太大。
至少在戒台寺，袁世凱的影響還是極大的。
於是在我們的洋務戒台寺拼圖裡，又多了一層。
洋務1代：恭親王、李鴻章。
洋務1.5代：袁世凱。
在這樣一個傳承有序的流程里，我們會很快看到更多熟悉的面孔登場。
話題先回到華商公司。
清廷給了華商公司什麼優渥條件呢？
1，免除關稅特權，豁免華商電燈公司購買機器的全部稅金。
2，授予華商電燈公司在北京城內的獨占經營權，營業區域為京城內外。
於是1906年，位於北京前門的電廠正式建成，北京城除了皇城和外國使館外，其它地方也可以逐步使用上電力。
但問題接踵而至。十年後，也就是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時期，由於老舊城區廠址街巷狹窄運煤困難、城區水源不足無法冷卻機組、燃煤污染嚴重、產能極低，老舊電廠不堪重負。再加上北平城市擴張、商業繁榮、機構激增，因此用電需求暴漲。
更主要的是，一戰爆發了。
一戰爆發對電廠的直接影響是，原本設備大都進口於英國和德國，而一戰以後華商電燈公司從英德等國進口機械設備出現了問題，而且因為運輸成本大幅度增加，公司不得不調整電價，此舉又進一步引發了用戶的強烈不滿。
基於種種原因，1919年，華商公司決定申請換廠。
選址就選在了石景山。
此地毗鄰永定河，水源充足適配工業機組冷卻；背靠京西煤田，燃料就近可取；緊鄰京張鐵路幹線，煤炭運輸高效低成本。絕佳的地理優勢，讓石景山成為北平電力工業的唯一最優解。
又是一段看似順理成章的描述。
但很多時候事情辦得順理成章，不代表背後就一定順理成章。
注意時間節點，1919年。
五四運動那一年。
而華商是什麼時候申請的呢？向誰申請的呢？
終於回到本文開頭了，曹汝霖。
此時的曹汝霖，身處人生最洶湧的輿論風暴中心：全國學生罷課、商人罷市、民眾遊行，他的私宅被焚、名聲盡毀、千夫所指，朝堂內外彈劾文書堆積如山，民間輿論將其釘死在賣國賊的恥辱柱上，人身安全、政治前途、個人聲譽全部瀕臨崩塌。
在外人看來，此刻的他，理應惶惶不可終日、四處辯解、疲於保命，根本無心顧及任何政務與實業。
而他卻在敲定石景山發電廠落地、規劃京西煤電專屬供給體系。
那答案只有一個，這件事對曹汝霖來說非常重要。
因為曹汝霖知道，交通系是他的基本盤，也是他最重要的資產。
因為曹汝霖知道，在這場風波背後，恰恰就有人在覬覦交通系的資產。
因為曹汝霖知道，職位是虛的，利益是實的，他已經做好了被革職的判斷，那此時他要做的就是完成任上的最後一些工作。
從這裡我們能清楚看到，從袁世凱開始到曹汝霖，華商電力公司一直在押寶北洋系。
從這裡我們也能清楚看到，從恭親王開始到曹汝霖，戒台寺周邊地區也一直在北洋系手裡。
1919年五四運動，有好幾層背景。最直接的自然是外交主權爭議，但深層是北洋兩大派系的廝殺。
研究系和新交通系。
研究系是以湯化龍為首的原由進步黨議員所組成的憲法案研究會，與以梁啓超為首組成的長期憲法研究同志會合併為憲法研究會而組成的政治派系。該派系掌控主流輿論陣地，李大釗擔任過第一任總編的《晨報》就是他們創建的，而他們針對的對象就是新交通系。
1916年段祺瑞執政後，曹汝霖任交通總長兼署外交總長，年底又任交通銀行總理，與陸宗輿等控制外交機關和部分財權，在新國會中收買一部分議員，形成親日的官僚集團，稱新交通系。
4月開始，研究系重要人物、前司法總長林長民（林徽因父親）在《晨報》連發文章，抨擊曹汝霖以中日密約向日方借款。
5月2日，林長民在《晨報》刊文，疾呼山東亡矣，從而引發五四運動。
而對曹汝霖來說，他已經完成了棄車保帥。
敘述到這裡，我想一個巨大的藍圖已經展開了。
一、北京，自元大都建立起，人口一直在增加。也因此北京城對京西煤炭的要求與日俱增。而到近代，自恭親王和李鴻章開啟洋務，北京城對消費和工業的需求更高，於是煤炭需求指數倍上漲。而在電力時代來臨後，這件事成為了主要矛盾。
二、戒台寺，自王振起，一直和高層關係密切。等到恭親王來到這裡後，更是成為了洋務派的大本營，起初他們可能只是將這裡視作是政治據點，但經過了一代、兩代人以後，這一切就都變了。更主要的是，由於恭親王的強力壓制，19世紀戒台寺附近的煤窯完全沒有開採，也沒有真正的話事人出現。
三、洋務派，自恭親王和李鴻章起，已經發展了幾十年很多人。這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政治派系，1代恭親王和李鴻章，1.5代袁世凱，2代徐世昌，2.5代曹汝霖。中國政局變化頻繁，但由於他們掌握了大量資源命脈以及對外關係，所以始終延續。
一切線索都匯聚在了曹汝霖身上。
曹汝霖已經是鐵路資源的掌控者了。而他最後要完成的那塊拼圖，就是煤炭。
而對於曹汝霖來說，後面的時機其實也剛剛好。
1919年以後的北洋政府就再也沒有消停過了。
1920年直皖戰爭，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聯合奉系張作霖，與皖系軍閥段祺瑞為爭奪北京政權在京津地區爆發的軍事衝突，最終以皖系戰敗告終。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直系曹錕、吳佩孚與奉系張作霖兩派在京漢路長辛店和津浦路馬廠一帶發生戰爭，結果奉軍敗退，雙方協定以山海關為界，直系控制了北京政權。
換言之，這幾年恰好北洋亂局，四分五裂，已經不再是派系在朝堂中的鬥爭，而是開啟了軍事戰爭。
在這個背景下，曹汝霖反而藉助自己掌握的資源，一步步完成了新的布局。
戒台寺恭親王居住的牡丹院東牆外，有一塊早於1922年的碑。
1921，戒台寺。
曹汝霖等開山修路碑。
碑文是這麼寫的：爰商諸曹潤田先生，以本寺至岢羅屯，自石佛村至羅睺嶺一帶，山路崎嶇。自道光間，經智天祥祖修葺，今已年久，均坑陷不平。達文欲募資重修，以便行旅，藉贍災黎。荷曹公慨許，倡捐鉅款，召集附近災黎數百人，刻日興工，自春祖夏，厥功告成。王道蕩平，行旅咸稱便利。以工代賑，饑民得慶更生。靡不出自諸善士之。惠也。
碑上參與捐錢的有：信士李國傑、曹汝霖、陸悟慧、楊仲和、馬輝堂、鄧君翔、余叔岩。
先看人物。
李國傑上面說過了，李鴻章的孫子。
楊仲和，山西商會會長。
馬輝堂，民國初實業家。
鄧君翔，滙豐銀行買辦。
余叔岩，譚鑫培的徒弟。
那事件呢？說的是看到山路崎嶇，曹汝霖發了善心，召集了周邊的民眾，以工代賑修路。
多麼體面的一件事。
名流名士心懷蒼生，以工代賑、救災行善，讓災民修路，既節省成本，又博取民心、獲得官府認可。
真的嗎？
我們帶著這個疑問，再來看一塊碑。
大總統徐世昌戒壇寺碑。
1921，戒台寺。
碑文里寫：若此泉石之溉被蔥鬱，又若彼則信乎其有，護於保障，而必不可以礦而荒之。遺蹟之必護惜，揆之礦務條列亦應然也。
意思還是說這塊地方不能因為礦業而荒廢。
落款是中華民國十年十二月。
曹汝霖等人修路的碑落款是中華民國十年仲夏。
1921年夏天，曹汝霖出資修路。
當年冬天，大總統就親臨了。
多麼體面的一件事。
大總統心懷蒼生，不忍千年古剎被民間濫采摧毀，於是親臨寺院，親筆書寫，告誡眾人。
可以回過頭來看看文章最一開始的那塊碑了。
1922，戒台寺。
那也是多麼體面的一件事。
名流名士心懷蒼生，不忍千年古剎被民間濫采摧毀，於是跨圈層派系聯名、立碑定界，禁絕私挖，護住了京西山水文脈，護住了戒台寺千年基業。
還是那個問題，真的嗎？
整整四十六個名字，橫跨滿清遺老、交通系財閥、滿蒙王公、北洋軍政、淮系世家，覆蓋了當時中國所有手握實權、掌控資源、制定規則的頂級圈層。
這是一群半生廝殺、互為死敵的人。北洋二十年，派系割據、南北對峙、府院之爭、直皖大戰，他們為權力廝殺、為財權反目、為地盤兵戎相見，幾乎沒有任何一件事務，能讓他們放下所有恩怨、摒棄所有分歧、達成絕對統一的共識。
為了西山一座古寺、一紙看似無關緊要的禁山令，鎮守關外、寓居津滬、蟄伏京城的各路大佬，全員聯名站台背書。
沒有天災逼迫，沒有戰亂威脅，沒有強制政令，沒有輿論裹挾。
所以，真的是在為佛門積德嗎？
答案如果真的這麼簡單，那也不需要我們專門寫一篇文章來講述這個故事了。
這是一場被包裝起來的資源掠奪史。
在近代中國所有的資源掠奪史中，武力劫掠往往最容易被人銘記，火燒圓明園、割地賠款、軍閥橫徵暴斂，這些事件白紙黑字寫在教科書里。但拿著朝廷法度、披著文明外衣、打著公益旗號的溫柔收割，卻往往以極致體面的博弈，不僅拿了面子，還拿了里子。
我們再來看看那幾年的一些事。
1921年4月，京兆尹撥款30萬元，修建京門公路永定河上三家店水泥橋。該橋由法籍工程師設計，當地民工施工，通車後方便了門頭溝煤炭外運，時為北京第一座水泥結構橋樑。
1921年8月，石景山發電廠1、2、3號爐建成。
1921年10月，石景山發電廠2號機組建成。
1922年2月，石景山至市內33千伏輸電線架設完工。石景山發電廠開始向市內送電。
別忘了徐世昌自己就是商部出來的，曾經親手扶持過華商電力公司。
於是答案非常清晰了。
所謂的禁煤，實際上是曹汝霖在背後牽線完成的一場北洋系壟斷交易。
曹汝霖自己就是大量煤礦的股東董事甚至董事長，正豐煤礦、六河溝煤礦等等。
1919年，曹汝霖在最後關頭確定布局石景山。
1921年，曹汝霖以公益名義修路，實際上是完成運煤通道和人力動員，年底請大總統親臨完成合法性構建。
1922年，石景山發電廠正式營運，曹汝霖再次請李國傑出山，牽頭完成北洋的聯名刻碑，確定京西地區煤窯的歸屬權。
是的，1922年禁山碑四十六人聯名，最耐人尋味的細節，就是排頭第一人並非實權大佬曹汝霖、張作霖，而是看似低調的李國傑。這不是資歷問題，不是地位問題，而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結果。
因為李國傑不是實權人物，但他是北洋祖師爺的後人。
已經是1922年了，派系廝殺白熱化，任何派系大佬牽頭，都會被對手無限放大、攻擊，只有找到和所有人都有關係但都沒有立場派系的人，才能成為那個出面協調的人。
所以現在我們才能真正回答文首那三個問題。
而曹汝霖此舉的另一個目的是什麼？
雨露均沾。
我們現在可以仔細研究一下這46人名單，一定會有很多疑惑。
遠在關外的張作霖、早已下野的張勳、寓居外地的張敬堯，和西山戒台寺毫無交集，常年不駐京城、不涉京西事務，為何隔空聯名、無償站台？
答案是，曹汝霖因為自己下台了，反而不再牽扯派系鬥爭，此時的他選擇將煤窯開放給當時明面上的所有人，大家都有錢可賺。曹汝霖不是軍閥，手上沒有兵，但鐵路、礦權、能源等實業資源是他的安身底牌。
所以這事實上是1922年那個北洋的關鍵時期下，頂層人士心照不宣的利益結盟。
只是他們全都沒有意識到的是，北洋在那個時候已經岌岌可危了。雖然他們還在舞台上，但南方的多股力量正在崛起，沒有幾年就會讓他們知道，有的東西是可以席捲他們的，很快他們中間所有人都會退場。
所有人。
只不過，到了1936年，很多北洋的後人們終於想明白，於是主動參加了一二九，完成了對自己的改變。而後來我們也不得不意識到，每一個領域的敘述起點可能都繞不開洋務派。
至此，我們終於完成了橫跨幾百年的故事講述。
先有戒台寺，後有北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