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秦城監獄
(我的《獄中回憶錄》摘錄)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九年的六月四日，毫無疑問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就在這一天的早上，我離開了學習、生活了兩年的北京大學，踏上了逃亡的旅程。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裡，為了躲避當局的全國追捕，我輾轉於大江南北四個省市，最終回到了北京。這一「自投羅網」之舉，終於使我開始了生命中一段奇特的歷程。
我是一九八九年七月二日在北京市西城區福綏境附近被捕的。先是押到昌平縣小湯山一個秘密處所，七月三日夜裡轉移到秦城監獄。從這一天到一九九一年四月二日，我在這座中國最高監獄中被關押了一年零九個月。在這以後，我被轉押至北京市第二監獄開始正式的服刑生活。至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七日被當局以「服從管理」和「積極參加生產勞動」為由假釋出獄。
人的一生，難得遇到幾次重大的歷史事件，因此一旦適逢其會，往往會在心中留下極為深刻的記憶。現在距離我被捕已有五年之遙，但當時的經歷和感受我仍記憶猶新。
應該說，對於自己的被捕入獄，我早就有心理準備。早在開始在北京大學主辦「民主沙龍」時，我就清醒地估算過自己行為的風險性。一九八九年上半年我邀請老資格的民運人士任畹町到北京大學四十三樓四三〇室參加「民主沙龍」時，就曾半是認真、半開玩笑地向他請教過一旦入獄應該注意的事項，因為我知道他曾因參加一九七九年的「西單民主牆」運動而被判刑四年，在這方面具備經驗。記得當時他告訴我「如果單獨關押，一定要堅持練習說話，以免長期不說話導致口齒不清」。
八九學潮爆發不久，當局的「四二六」社論的出籠，使我清楚地了解到自己的危險處境，做好了隨時被捕的心理準備。四月底在高校中就有小道消息流傳，說政治局會議上點了吾爾開希和我的名，甚至有人說已內定吾爾開希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而我則更為嚴重，是「顛復政府罪」。這類消息的可信度固然不高，但我絕對相信一旦運動失敗，當局不會放過我。記得我還曾向也因參加民運而被判過刑的陳子明詢問過政治犯在大陸監獄中的待遇，子明告訴我「政治犯不會受一般刑事犯的歧視」。
「六四」以後，當局在全國通緝以我為首的二十一名青年學生，正在外地逃亡的我已經明白，這一次我是無論如何也要進監獄了，所以七月二日那天，從發現被「尾巴」盯上，一直到被便衣扭住胳膊，我始終沒有驚慌失措。在福綏境派出所，我聽到便衣在電話里大聲向上邊匯報喜訊，居然說「小王被抓住了」！這個令人奇怪的「親昵」稱呼還不禁令我暗笑。
押往小湯山的路上，他們一直按著我的頭不許我向兩邊的窗外看，這時我就默默地在心中告誡自己，要做好應付各種可能性的準備。在小湯山等候第一次審訊的時候，我的內心非常平靜，此時的心情可以說要比東藏西躲的時候踏實得多，坦然得多了。閒坐無聊，我還向看管人員要來一本我新買的《讀者文摘》。到現在我還覺得不可思議的是，一卷在手，我看得津津有味，幾乎忘了自己身在何處。
七月三日夜，在深沉的暮色中，我被押送到秦城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