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17日早上，景文離家出發去陝北插隊。母親早早起來，做了一桌好吃的飯菜，可景文一點胃口也沒有，草草吃了一點就提包出門了。
父親推著自行車把景文送到北大附中，上了大轎車。景文不想面對汽車開動與親友告別的場面，就讓父親先回去了。
看著父親在寒風中推著自行車遠去的背影，景文內心嘆道，父親的形象真是落拓之極了。父親穿著一身打補丁的舊棉襖，推了一個光頭，穿著一雙大頭皮鞋，推著車子弓腰駝背推在寒風中獨行而去，是一付標準的老工人的模樣。
父親現在早已不做科學研究了，他正在面對清理階級隊伍的政治審查，現在每天在研究所的勞改隊裡揮舞著鐵鍬、鎬頭挖土、搬磚，拉板車，回到家裡，每日寫檢查寫到深夜。
好在每天父親還能下班回家，而隔壁的劉伯伯，被隔離審查了，住在研究所的廁所里，天天勞改還不能回家。
景文的幾位同學家里也都是一片蕭瑟。程為平兄來了，是一人來學校，沒人送。他父親到北大在江西鯉魚洲的幹校去了，他的母親是民國時研究生學歷的老知識分子，現在被打發到清華的鍋爐房裡燒鍋爐。母親早上給他做了煎餃子，他只吃了幾個，沒有胃口。母親站在門口看著程為平兄走出自家的小院子就決然回屋關門了。
許崇平兄也來了，他父親是民國時代畢業的老知識分子，50年代初留蘇，文革前任某研究所副所長，現在被打成走資派進了牛棚沒法來送他。張啟疆兄父母都是留學歸國的大學教授，都被發配去了幹校，也是沒人送。
景文是班裡最後一批去插隊的，曾多次到北京站送一批又一批同學去農村插隊，看到很多同學在開車之前坐在車窗里與大家笑著一一握手告別，但在列車開動的一霎那，突然間笑臉變為哭臉，淚水抑制不住滾滾而下，每次送行都是車上車下一片哭聲震撼人心。景文下決心，此次離開北京去插隊，從此就是一個獨立的男子漢，臨行時絕不落淚做小兒女態。
列車開動的時候，車上車下不分男女哭聲一片，景文好像一個旁觀者一樣，看著車下一張張悲痛的臉越來越快地向後方掠過，聽著車上的撕心裂肺的哭泣和呼喚聲，景文很自豪地發現自己無悲亦無喜。
有一位插友回憶當時的情況說：記憶最深的就是在火車快開了的那個時間，因為座位挨著窗口，身上被許多同學擠壓的頭也抬不起來，脖子上淨是眼淚，鼻涕，被壓得差點背過氣去。真是受苦我一人，大家哭個夠！還好，景文沒有挨著車窗坐。
列車駛出北京站，親人們的身影已看不見，大家紛紛回到座位。幾乎是一剎那間，車廂里像是爆炸了一個煙霧彈，煙霧瀰漫，嗆得人難受。景文驚奇地看到，身邊幾乎所有男同學都叼起了菸捲，噴雲吐霧。離家之前，景文以為在中學生中只有流氓和頑主才抽菸呢，但現在，火車剛離開北京站，難道人人都成了流氓？很多過去在印象中很老實的同學，也都在抽菸。
有一位軍宣隊人稱小李子的解放軍走進車廂大聲喊，不許抽菸！不許抽菸！抽菸的學生們冷冷地瞟他一眼，轉頭繼續抽菸，沒人理他。小李子解放軍平時在學生中說一不二，令行禁止，很是威風，此時在滿車廂知青的冷眼對視之中一下啞了火，只好悻悻離去。
其實這算是很文明的了。海淀區的一個中學的工宣隊長，平時在學校一貫極左，對學生採用高壓政策，對學生們來不來就反革命大帽子掄過去以勢壓人。他還到北大附中來做過上山下鄉動員報告，景文也去聽了這報告，這位老兄在報告中就像訓犯人一樣拍桌子、大喊大叫、氣勢洶洶、氣焰囂張。聽說這位老兄到了火車站送學生插隊時又拿起架子訓斥學生，殊不知此時同學們滿腹怨氣正無處發泄，一擁而上，將其暴打一頓，為不少同學解了氣。
過了一會兒，車廂那頭一片喧譁。景文擠過去看熱鬧，看到大家圍著一個小伙子，這小伙子看上去有點眼熟，肯定是住在中關村，景文在中關村一帶見過他。小伙子坐在車窗邊，用拳頭捶著小桌子，淚流滿面，帶著哭腔說，我帶了60本小說，裝了一箱子，臨走時，全讓我爸給沒收了…….旁邊有人說，他喝醉了。
知青專列走了一天一夜到達陝西省富平縣火車站。大家住進了一個糧庫，幾百人住在一間巨大的糧庫房子裡，地上鋪上蘆葦蓆子和薄薄的被褥，大家都打地鋪。
景文和幾位同學在地鋪上收拾行囊，看到邊上有一個小伙子從行囊中拿出了一個口琴，吹起來，曲調歡快活潑，坐在旁邊的十幾位同學隨著歡快的口琴曲調唱起來：
你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開更美麗，你含苞欲放的花，盛開更美麗，只有在我的花園裡才能找到你，只有在我的花園裡才能找到你。來吧，快來呀，我的玫瑰花你啊快過來呀！
姑娘們都嫉妒你，只因為你太美麗，姑娘們都嫉妒你，只因為你太美麗，如今我要愛上你，她們不樂意，如今我要愛上你，她們不樂意。來吧，快來呀，我的玫瑰花你啊快過來呀！
許崇平兄告訴景文這是《外國民歌200首》裡的一首阿爾巴尼亞的民歌。在陝西小縣城的大糧庫里一群北京知青小伙子們用粗豪的嗓音齊聲高唱一首外國情歌真是別有風味。
景文後來才知道，在1968年，唱《外國民歌200首》中的情歌已經成為北京中學生上流社會中的時尚。北京中學生上流社會指的是幹部子弟。
景文不是幹部子弟，不會《外國民歌200首》中的情歌，甚至對唱《外國民歌200首》是北京中學生上流社會中的時尚這件事都不知道。當年，知識分子子弟中最時尚的流行是欣賞歐洲古典音樂。張啟疆和張啟營兄弟二人的家有美國帶回來的電動留聲機，還有大量古典音樂唱片，他們家經常是高朋滿座，認識的、半認識的、拐著彎兒認識的同學們都想方設法來他家聽音樂。景文沾了和張啟疆同學的光，多次在他家欣賞了歐洲古典音樂。
至於工農子弟們在那段時間幹些什麼，景文不得而知。景文曾和一位住在北大邊上的工人子弟老驢同學（外號）一起大串聯過。老驢同學住在北大東門外的成府街道的小胡同里。
1967年初北大的大學生造反派們在鋪天蓋地的寫大字報、瘋狂地鬧革命的時候，老驢兄和他的弟弟兩個人每天早上四點鐘趁著天黑，一人卷一個大麻袋進入北大校園貼大字報的席棚子區域。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貼大字報的席棚子區域裡響起嗤拉、嗤拉、嗤拉的聲音，兩個黑影在忙乎，他們在幹什麼？這哥倆在撕扯貼了三天以上的大字報，撕下的大字報塞入麻袋，天亮前一人扛一個塞得滿滿的舊大字報的麻袋凱旋而歸，上午扛著麻袋去廢品收購站賣廢紙補貼家用。真應了樣板戲裡紅燈記的唱詞。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1968年5月，景文遇到老驢同學，老驢同學說他報名去北大荒853農場，說到那裡一個月能掙28塊錢，伙食費一個月8塊錢，還發冬夏兩身軍裝，穿衣服也不花錢，一個月15塊錢都花不了，還能省不少寄給家裡。他說這話時表情很沉重，去北大荒，雖然能掙點錢，但太遠了，報名去離家幾千里的遙遠北疆，心裡終究還是很沉重的。老驢同學真是個早當家的好孩子，真的很現實。
現在無論是唱《外國民歌200首》的「上流社會」的紅幾類，還是聽古典音樂的灰幾類，還是賣廢紙補貼家用的困難戶，只要是還沒走的，就統統都被當局大掃帚一揚，一簸箕搓起，撒向了陝北這塊荒涼破碎的土地。真應了那句最高指示「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開晚飯了，所有的知青都領了兩個大饅頭和一大碗有白乎乎的大肥肉和青菜的油乎乎的濃湯。看來負責接待的單位是盡心盡力了，在這小地方，這麼多人吃飯，能讓每個人吃上大肥肉，在那個物質匱乏，多數人都處於半飢餓狀態的年月里實屬不易。
可絕大部分知青卻毫不領情。大家都是從北京這大地方來的，肚子裡不缺油水，知青們在家裡臨走前幾天父母都做了很多好吃的，上火車每個人都帶了好多好吃的，此時一點食慾也沒有。景文勉強吃下一個饅頭，看著碗裡的大肥肉，一口都不想吃，那油膩的菜湯喝了幾口就被膩住了，再喝就要吐了。剩下的菜湯怎麼辦？沒有吃的饅頭可以退回去，喝了一小半的菜湯可沒法退。我們這一代人都經歷過1960年的3年大饑荒，對糧食非常珍惜。景文絕不會幹出倒掉剩飯菜的浪費糧食的行徑。
這時聽王柏林兄說那邊有一位仁兄飯量大，吃不下的可以送給他。景文趕快端起菜碗走過去，程為平和許崇平兄也趕緊端碗跟上。景文走到那位老兄跟前，那位老兄正蹲在地上大口地吃饅頭，吸溜溜地吃菜，吃得非常香甜。由於他戴個帽子低著頭吃喝也看不清他長什麼樣子。
景文小心翼翼地問他，我們的菜吃不下，你要不要？
這位老兄埋首大吃，頭也不抬一下，嘴裡發出嗚嗚噥噥、悶哧哧的聲音：放這兒吧，放這兒吧。
景文三人放下三碗又油又膩的菜離開，走遠了一點幾位不禁爆笑起來，笑這哥們真夠能吃的，笑這哥們悶聲悶氣的「放這兒吧，放這兒吧」的語氣。背後稱這位老兄為傻帽，景文還真有點擔心，這麼油膩的菜，這傻帽哥們別吃壞了肚子。
第二天早飯有一大鍋小米粥，隨便喝。景文此前從未喝過小米粥，喝起來感覺真好喝，就連喝了三碗。
早上7點半，將近2000名知青們分別坐上幾十輛帆布蓬大卡車，車隊浩浩蕩蕩，塵土飛揚地開往600里外的宜川縣。
景文和許崇平兄坐在卡車車廂最裡面，背靠駕駛室，面向後方。卡車車廂蒙了篷布，車廂里黑洞洞的。許崇平兄捅捅景文附耳悄聲對景文說：你看那個昨天喝了咱們三大碗油膩菜湯的傻帽，那小子是個色（讀作shai，三聲）棒、色狼。你看他眼睛死死的盯著女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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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文抬頭看去，那傻帽哥們彎著腰，縮著脖子，靠著車幫站著，一對眼睛閃閃發亮，在黑暗中像兩個小燈籠一樣，這哥們表情嚴肅而凝固不變，像一尊凶神的雕像，又像一頭惡狼，令人不敢對視，非常瘮人。
到農村的1個多月後，大家才知道，這哥們哪裡是什麼色狼，他真是一個傻帽，他是一位弱智者，所謂表情嚴肅而凝固不變不如說是表情呆滯，不過他那閃閃發亮的眼睛確實有特色。
他父母已經去世，在北京和哥哥嫂子住在一起。這次趁著落實毛主席最新指示，他的嫂子給他報名下鄉插隊，把他送往農村，為家裡甩了個包袱。
他在北京大概吃不飽飯，怪不得他在富平一口氣可以吃幾大碗油膩的菜。這位老兄離開北京時身上還帶了居委會補助的40多塊錢，離開家時據說錢還在身上，可到了宜川就一分錢也沒有了，不知道半路給誰弄走了。這位老兄姓於，似乎大號叫於德某。
於老兄被分到了駱駝塬村，到隊裡後不久，老鄉們發現這位老兄整天不幹活，也不言傳，老從一人多高的畔畔沿兒向下跳，這樣老鄉才發現唔狗兒是個憨憨。於是村里緊趕著將唔狗兒趕送到了公社。公社讓他在公社灶上幫廚，同時向上反映情況。景文到公社寄信時見過他，這憨憨在公社灶上幹了兩個月人還胖了不少，看來他在壺口過的比北京還扯溜。
三個月以後，這憨憨哥們被退回北京。當時聽說他退回北京，我們竟然有點羨慕，恨不得當個憨憨。
車開出不到半小時，景文感覺到早飯那三碗小米粥漸漸下行，小腹中漸漸有了壓力。
景文到陝北一年以後放羊時才聽老鄉們說，小米是涼性的，玉米是熱性的。夏天要喝小米的米湯（宜川人稱稀的小米粥為米湯），如果早飯喝一碗米湯，一天都不會渴，如果喝玉米糊糊，一晌不到人就得渴。景文按老鄉說的試過，早上喝小米米湯，到山坡上放羊，真可以堅持一天不喝水。
在富平，剛剛出道的景文哪裡知道小米米湯是涼性利尿的道理，上車前狠狠喝了三大碗，車開出去沒多久，早上喝的那三碗米湯，就迅速下行。
分到坪佐村的許國慶等同學坐的是另一輛卡車，後來到達縣裡遇到他們時，他們告訴景文這一路是噩夢一般的旅途。他們和一群流氓坐到了一輛車上，這群流氓學生拿出刀子來張牙舞爪，在他們臉前比劃來比划去，嚇唬他們，使他們感到了極大的侮辱，但也不敢動彈。他們說的這群流氓的另一個惡行是，站在車後幫處，掀開篷布，在車行進中直接就向外面撒尿。
景文問國慶，車上有女生麼？國慶說沒有。
景文倒真是願意到他那輛車上去做噩夢。不管怎麼受流氓的嚇唬，也比活人讓尿憋死好。景文的車上男女生都有，景文邊上就坐著女生。
汽車行進在漫漫的長路上，坐在車廂里看不到外面景色，也不知時間的長短。隆冬季節，天地寒徹，人一滴汗也不出，身體裡所有的水分只能下行。
汽車在山路上慢騰騰地走著，景文只覺得小腹中壓力越來越大，漸漸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更要命的是，山路不平，汽車顛簸的厲害，每一次顛簸都對是壓力巨大的膀胱的難以忍受的衝擊，而這衝擊不是一次兩次，而是持續不斷幾小時的成千上萬次。
那真是一生中最漫長的路程，路途無窮無盡，時間度日如年。那個時候還是年輕，身體好，景文咬緊牙關忍了3、4個小時，終於忍到了汽車到達黃龍縣停車休息。
而那位傻帽哥們，靠著車幫站著，幾個小時，一動不動，目光如炬死死地盯著對面，象凝固的雕像一樣，無喜無悲、無欲無求。靠對面車幫恰好坐了幾位女生，也不知道她們是否害怕？
傍晚時分車隊到達了宜川縣城。
1969年1月19日傍晚，近2000名北京知青到達宜川縣城。宜川縣城唯一的一條長度不到500米石子路街道上近百輛汽車如一條長龍，緩緩駛入縣城。居民們全都擁上街道，與其說是歡迎知青不如說是看熱鬧，看北京的洋學生長的是什麼樣子，穿的是什麼衣裳。
沒想到樂極生悲，車隊剛進縣城，就發生慘劇。工作人員點燃了長串的鞭炮，鞭炮齊鳴，比過大年還熱鬧100倍。很多沒爆炸的鞭炮被崩到了馬路中間和汽車底下。一個小孩子鑽到汽車下撿鞭炮，被汽車後輪從頭上壓過，當場喪命。好多人圍上去看，程為平兄也擠進去看，回來說頭都壓扁了，噁心極了，看了以後飯都吃不下去。看來不是好兆頭，知青們下車伊始就遇到喪門星，今後的日子好過不了。
景文和同學們在縣黨校安頓下來後到街上轉轉。景文發現這宜川縣城實在沒有任何可以提起自己興趣的地方，整個縣城裡似乎連一座2層樓都沒有。倒是滿街的知青讓人有點心驚膽戰。
街上的知青都是十幾人、幾十人一夥，戴著大狗皮帽子，晃著膀子，呼嘯而來。有不少人，皮帽子上還插著一根五彩斑斕的錦雞翎毛，走起路來腦袋晃一晃，翎毛抖三抖，十足的像座山雕三爺的隊伍下山了。
原來縣裡集市上有賣錦雞翎毛的，5毛錢一根，據說原來賣給老鄉是2毛錢一根，有知青買來往帽子上一插，感覺很威風。於是大家都搶著買。價錢很快漲到1塊錢一根，但很快就賣光了。於是有兇惡者就直接在別人的帽子上搶奪錦雞翎毛，又引起鬥毆乃至群毆。
這一個傍晚，也不知打了多少場架。這種大混亂的場面，恐怕是當地政府沒有想到的。據說第二批知青到達時，鬥毆的規模更大，場面更加混亂，不得不動員民兵出動緊急彈壓。
景文看到那些囂張之輩都躲著走。景文看到了那位在車上目光如炬死死盯住對面女生的色狼（實際上是表情呆滯的憨憨）和兩個男生從對面走來，他們都是在壺口公社的車上坐的，看上去穿著樸素，人也老實，就打個招呼，一問果然是壺口公社的。於是攀談起來。
其中一位較老成的兄弟說他們原是在北京干臨時工的社會青年，幹了好多年了，這次毛主席最新指示一下，因為不是正式工，也被勒令下鄉插隊。那位老兄說他已經24歲了，他的名字叫呂化南。呂化南老兄說，這次分的村子也不知道是窮還是富，再過幾年老婆孩子一大堆，也不知道養得起麼。
呂化南老兄到底是在社會上已經混了好幾年，說起插隊，馬上想到養活老婆孩子。景文下鄉時根本就沒考慮到養活老婆孩子的問題。呂化南老兄後來分到離公社25里的駱駝塬村。三十多年後，景文在《走過青春》的畫冊中看到了呂化南老兄的照片，1972年老兄分到位於壺口公社的昝家山公路道班當養路工，現在仍在宜川縣公路段工作，已定居於縣城。
當年到內蒙插隊的人數少，都是自願報名的，尤其是到牧區插隊的多是熱血青年。但是純粹由於革命激情而熱血沸騰者，恐怕是千里挑一，多數人是由於家庭受衝擊的原因使得北京無可留戀而一咬牙，頭腦一熱，革命激情、豪邁之情隨之升起，義無反顧而去。
到了去山西插隊時，人數眾多，大多數人是出於無奈。
景文的姐姐68年5月在學校寫大字報表決心堅決要求去北大荒，回到家吐露實情，他們初三分配有到工廠的，也有到北大荒的，她覺得自己出身不好，去工廠無望，聽說以後全是插隊的名額了，她不願去插隊，怕連北大荒農場也去不了，只好寫大字報表決心堅決要求去北大荒，結果一去北大荒10年。
而到陝西插隊的，幾乎全是不想插隊熬到後來形勢所迫不得不來者，三教九流各路英豪都有。有像呂化南那樣的社會青年，還有剛從局子裡放出來的，有刑事上犯事兒的，也有政治上犯事兒的。與景文一個大隊的胡波兄就是反中央文革犯事兒的。
還有工讀學校的，景文在車上看到了一位北大附中的名人劉G。
1965年第二學期時北大附中曾召開全校廣播大會，黨支部書記賈世起同志給大家上思想品質教育課，內容是初三的劉G和郭ZY同學的劣行和被送到工讀學校的教訓。這哥們轉了一圈，又和北大附中的同學轉到一塊兒來插隊了。
甚至還有偷越國境犯事兒的。景文兩年後在參加縣運動會時，有人給景文指了一位縣中學的體育老師和一位女知青。那位體育老師是北京體育學院的大學生，據說當年這對戀人看了朝鮮電影，羨慕朝鮮的生活好，於68年底，想偷越國境到朝鮮去找工作，在邊境上被抓。幸虧被抓了，否則現在就生活在金家王朝的水深火熱之中了。
被抓之後女的被發配到宜川縣插隊，男的要求分到宜川縣中學當體育老師和女的團聚，一片真情忠貞不渝倒也甚是難得。
當年知青中流傳著插隊順口溜：內蒙土，山西洋，陝西都是大流氓。內蒙知青土不土？山西知青洋不洋？不得而知。陝西都是大流氓這話連我們自己都相當認可，當年剛下鄉時，實在是太亂了，至少剛到宜川那個傍晚，景文在宜川縣的街上，感覺是遍地流氓，心驚膽戰。
吃完晚飯，縣革委會在禮堂里演節目歡迎知青。禮堂里的舞台上燈光昏暗，幕布破舊還打補丁。一開場兩個小伙子在台上翻了幾個跟頭倒讓人覺得有點真功夫。然後一位30多歲的女演員出場，出場時還不小心絆了一下差點摔倒，台下一片起鬨聲。女演員用堳戶劇的唱腔演唱了一首歡迎北京知青的歌，景文還記得其歌詞和曲調：
北京的學生你們好，一路上你們辛苦了
向你們敬個革命禮，向你們問聲革命好！
問聲革命好！
大家剛從北京出來，都狂得很，哪看得上這等草台班子的演出水平，演出在一片喝倒彩和混亂中結束。
回到住處，大家見到了父母官，壺口公社革委會主任崔周元同志，他看上去40多歲，高高的個子，耳朵上帶著兩個毛茸茸的防寒護耳套，知青們覺得他既土氣又好笑。
崔周元主任宣布了大家的去向。
在北大附中時，已經知道有個村子要12個知青，景文和許崇平等6個男生和6個女生湊夠了12個人的小組。現在知道了這個村子是桃曲村，離公社2里地，離縣城90里地。
而在學校里沒有組成小組的同學，就由官方隨便捏合了。景文同班的女同學王同學竟然被分到與劉G等幾位工讀學校的學生一個村子，聽到這個分配方案，真是晴天霹靂，王同學頓時怒火萬丈地與公社主任理論。
王同學當時在學校自由組合時，景文為了湊滿12個人，曾向她發出邀請，她沒答應，景文還以為她已經有了自己的小組了，抑或是否看不上這幾位同學也不得而知。沒想到她沒有參加任何小組，最後還和工讀學校的學生分到一個村子，實在是可憐，早知道這樣還不如和我們湊合一組了。
劉G這幾位工讀學校的同學到農村後，從未惹是生非，都是好好幹活，苦下的美的太太了，表現都很好。那些調皮搗蛋，鬥毆打劫的英雄好漢中可是一位工讀學校的同學也沒有。這些工讀學校的同學也是我們的插友好兄弟。
像這樣對分配不滿意的還有不少，都一擁而上與崔周元主任理論，搞得崔主任不知所措。其實這位崔主任也是一個狠人，到村里以後聽說，文革中這一帶農村中搞群眾專政，壺口公社私設公堂，把所謂的階級敵人抓起一大批，吊在房樑上嚴刑拷打，打傷人無數，還打死了人，彼時運動領導就是崔主任，老鄉們都非常怕他。好在崔主任沒有親自參加嚴刑拷打，公社當時高姓和武姓兩位副主任，參與嚴刑拷打，致死人命，後來均被追究責任，法辦判刑，而這位崔主任在知青到壺口公社不久也被降職。
雖說老鄉們對公社主任怕得厲害，知青們下車伊始，對公社主任這等芝麻綠豆官哪放在眼裡，稍有不滿就大吵大鬧，還真把崔主任搞得一籌莫展。但最後誰也沒能換成村子。
1969年1月20日上午10點，景文和壺口公社的同學們坐上大卡車向村里出發。車開了30里到秋林鎮，大家被趕下車被告知再往前不通車了，要自己走，到桃曲村還有60里地。
在秋林鎮上，見到了桃曲村的兩位小伙子趕著兩輛毛驢拉的拉拉車來接知青，兩位年輕人是賀建明（成分中農）和賀宗文（成分地主）。兩個小伙子27、8歲，都是美男子，精明強幹。後來才知道，二位都是高中畢業生，而我們這些知青全是初中生，看人家穿一身老土布衣褲，當時還真把人家當土老冒農民了，這些初中沒畢業的知識青年一個個牛皮哄哄的，真不知道當時人家心裡怎麼看我們。
在裝車綑紮行李時景文問賀建明，咱們村富麼？
賀建明說，富的了。
景文又問，一個工多少錢？賀建明說，去年一個工2毛8。
景文聽了以後心中叫苦，2毛8！太窮了！
景文在北京就聽說，北大附中初三的孔濤68年到內蒙阿榮旗插隊，隊裡富得流油，孔濤在油坊里幹活，一個工3塊多錢，幹了3個多月，就掙了300多塊錢，比當工人還富得多。68年底，我們還在準備下鄉插隊時，孔濤老兄已經懷揣著300多塊的勞動所得的巨款回家探親了，讓人羨慕不已。
由於前面已經有很多同學去插隊了，景文對農村窮富的行情還是略知一二。一個工值一塊錢以上的隊是富隊，一個工值7、8毛的算是小康，一個工值4、5毛的就是貧窮了。這地方一個工值才2毛8，簡直是赤貧。真正到了村里以後的幾年，最好的一年工值才2毛3，差的年景只有1毛幾。
從秋林鎮到甘草村30里路沿縣川河走川道平路。這點路對景文之流倒不算什麼，景文在學校也常下鄉，1967年夏天下鄉勞動，從北大附中到蘇家坨號稱60里地也是走著過去的。走了30里地到甘草村已是下午4點多。一路上景文印象最深刻的是路邊的石崖上長長的冰掛和冰瀑布。
過了甘草村就該上坡了，就進入了壺口公社的地界。這個上坡路我們稱其為甘草坡，是個光禿禿的黃土坡，看上去有頤和園的萬壽山那麼高，土坡路相當陡，塑料底鞋走上去一滑一滑的。
已經走了30里路，相當疲乏了，但這山坡看上去不高，景文和幾個男生奮力向上爬去。等到呼哧帶喘、疲憊不堪地爬到坡頂時，卻發現只是站在了一個小平台上，前面還有一個大坡，還有萬壽山那麼高。哥兒幾個只好打起精神再向上爬，爬到精疲力竭終於到頂，卻發現仍是一個小平台，前面又是一個更高、更長的大陡坡。
此時雖是隆冬季節，哥兒幾個已是滿頭冒熱汗，腿都軟了，景文和幾個男生只好停下來歇歇兒。向坡下看去，女生們遠遠地落在了後面，有的人邊爬坡邊哭。有的人說，到了村里再也不回家了，路太難走了。
經過千辛萬苦，景文等人終於爬上了第三個大坡，上了坡頂一看，終於上了塬了，上面是平的。走了幾百米，聶夢雪（聶元梓的兒子）和曹友仙同學向大家揮揮手說，我們村到了，就在老鄉帶領下離開大路，向坡下走去。可以看到1里外的坡上幾排窯洞，幾行樹木，坐落著一個十幾戶人家的小村子，記得村名叫下樓子。
又走了一段，高三的童粹中同學（著名生物學家童弟周的兒子）和幾位高三的女同學（錢三強、錢偉長的女兒等人）也拐彎向2里地外的一個十幾戶人家的小村子走去，是上樓子村。
在塬上走了2、3里地平路，到了一個溝邊上，同學們一看都倒吸一口涼氣，還要翻一架大溝。哥兒幾個鼓起餘勇，先下深溝，再爬大坡，要爬的坡路和剛爬上來的甘草坡有一拼。等爬上坡頂時大家可真是累垮了。
此時天已經完全黑了。上了塬幾位男生拖著疲憊的身軀又走了5里地到達了坪佐村。就在坪佐村投宿。而女生們，下了溝就再也無力氣向上爬了，溝底有一個九戶人家的小村子白家園，女生們就投宿在那裡。
到了坪佐村放下行李，老鄉就帶著我們分別到各家去吃派飯。
老鄉們都住在窯洞裡，這地方不通電，到了晚上山溝里是原始的黑暗，腳下的山路黑漆漆的看不清，我們跟著老鄉在山坡上向上向下，深一腳淺一腳，磕磕絆絆的左轉右轉進了一孔窯洞。
窯洞炕上擺著炕桌，一盞油燈像鬼火一樣昏暗，油燈後面坐著幾位看不清楚面目的老鄉，炕桌上擺著幾塊看不出顏色的食物。老鄉遞過來一塊食物，趕快道謝，接過來張口一咬，味道又酸又臭，粗礪的像鋸末一樣難以下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好在文革期間被紅五類們逼迫吃過憶苦飯，就當憶苦飯往下咽吧。好不容易咽下這一塊絕不再吃了，趕快告辭。聽說到另一家吃派飯的同學咬了一口，再不吃也不說話，直到離開出門，吐出一塊東西說，這是什麼東西呀？原來老兄根本沒咽下去。
事後才知道，那難以下咽又酸又臭的食物是糜子面饃饃。糜子古語稱為稷或黍，是真正的中華老祖宗的農作物。糜子耐旱，對十年九旱的陝北來說是度饑荒的最好糧食。
到陝北的第一晚，幾位北京知青吃糜子面窩窩難以下咽，誰能想到，2年後的春荒季節，糧食吃光了，挨餓時節，吃糜子面窩窩成了夢想。
後來景文聽說坪佐村一個工可以達到5、6毛錢，比桃曲村富的多。可這些北京來的洋學生，第一次在這方圓十幾里最富村子裡吃飯，竟然一口也吃不下去。
第二天上午，又走了15里地，在將近中午時分，12名知青經過4天半的跋涉，終於到達了插隊的村子桃曲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