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4月5日晚，柯慶施在成都參加宴請，據說飲酒進食油膩，4月6日凌晨零時許突發劇烈腹痛，柯慶施似有預感，在劇痛之下他不用四川本地醫生，堅持等待上海（他是上海一把手）醫生，這一細節意味深長：
四川醫生在場，他不要；
上海醫生千里迢迢，他非要等。
這不是簡單的地域信任，這是政治信任——上海是他的"根據地"，他的人，他的班底。
他預感到了危險。
但他預感的方向錯了。他以為危險來自外部（四川、地方、不是他的人），所以召喚自己的嫡系來保護自己。他沒有想到，上海來的"自己人"，同樣救不了他。
柯慶施一生精於政治算計，最後還是算錯了一步——他以為派系可以保命，但1965年的權力邏輯已經超越了派系。不是"誰的人"的問題，是"誰的命"的問題。當他被毛公開抬舉到"未來總理"的位置時，對一些人來說，他就已經不屬於任何派系了，他只是一個需要被處理的政治變量。
清晨6時，秘書致電上海請求醫療支援。中午，上海醫療小組由華東醫院院長薛邦棋、上海市委書記王一平帶隊飛抵成都。4月7日晚，柯慶施呼吸驟停，氣管插管，胸外心臟按摩。4月9日傍晚6時30分，宣布死亡。
從發病到死亡，總計約84小時。上海專家在場時間約60小時。
官方結論為"急性出血性胰腺炎"。但方兆麟（直接參與搶救的麻醉師）的"交代"材料顯示，當時診斷排序為"膽囊炎第一，胰腺炎第二"。
無論按哪種診斷，當時的「救治」均嚴重偏離醫學規範，幾乎什麼也沒做：
急性出血性胰腺炎：48小時內應評估手術引流，積極液體復甦，抑制胰酶分泌。搶救記錄中未見。
急性膽囊炎：24-48小時內應禁食減壓、抗感染、評估手術。搶救記錄中未見。
上海專家到場後，面對痛苦不堪的柯，唯一被記錄的操作是：查看手術室設備、注射鎮靜劑硫苯妥鈉、然後是等待。
4月6日中午—4月7日晚：上海專家在場，病情持續惡化，無針對病因的治療。
4月7日晚—4月9日傍晚，約48小時：插管，持續胸外按壓維持心跳，甚至導致"肋骨壓斷數根"。
對消化系統病人持續48小時的暴力心肺復甦，讓人匪夷所思，這在醫學上毫無意義。
四川本地醫生曾建議轉院手術探查引流，被"怕路上顛簸出事"為由否決，且"誰也不敢去擔保"。
一位參加會診的醫生私下透露：「如果是一般病人早就送進手術室打開探查引流了，說不定還有生存的機會。」這說明核心問題不是醫術不足，而是決策機制：任何有創操作都需極高層級批准，無人敢擔責。保守治療成為唯一"安全"選擇。
1964年毛澤東曾公開稱讚柯慶施「是我們黨的高級幹部中，能夠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去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代表人物之一」，還喊小他11歲的柯為「柯老」，並有"我看總理不如柯慶施"的類似表述。此話的政治殺傷力極大，這意味著：
柯慶施被納入接班人梯隊考察視野；
周恩來被公開羞辱，地位受實質性挑戰；
柯慶施成為權力再分配的關鍵變量。
「我看總理不如柯慶施"這句話，在權力邏輯中本身就是最致命的催命符。這讓柯慶施成為眾矢之的，讓所有在場者意識到：這個人的生死已超出醫學範疇，甚至可以說，它創造了集體無意識的共謀——不需要明確指令，大家都知道"不必太積極"。
柯慶施死於1965年4月9日，時機"確實恰剛剛好"：對他本人：避免了在即將到來的文革中被進一步捲入；對周恩來：消除了直接權力威脅；對毛澤東：失去"好學生"，但避免了因過度抬舉引發的派系反彈；對林彪、江青等人：清除了潛在競爭對手。
沒有人需要為他的死負責，但很多人都從中獲益。
在1965年的醫療體制中，對政治局委員級別的幹部，任何有創操作（手術、穿刺、插管）都需要極高層級的批准。保守治療（打點滴、鎮痛、觀察）是"安全"的，因為它不需要任何人承擔責任。
但手術是冒險的——如果死在手術台上，主刀醫生、批准領導、在場政工幹部，全部要擔責。
想想真是諷刺：
柯後來昏迷的那48小時，插著管，一幫人輪換上陣，不停按壓，肋骨都被壓斷了。
機器在響，但心已經死了。
這不是搶救，這是儀式——用身體的勞動，填滿時間的空白，直到一個"合適"的時刻到來。
筆者覺得有三種可能，各位看官權當陰謀論看吧：
A.體制性癱瘓：政工幹部帶隊，醫生不敢自主決策，集體等待"上面"指示，但"上面"始終不給明確指令。
B.醫學判斷被政治化：柯慶施的病情或許被某種力量評估為"救治價值有限"或"救治風險過高"，專家被暗示"不必冒險"。
C.更黑暗的可能：在1965年那個政治節點，柯慶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變量。他的突然去世，對某些人而言是"有利"的。而"不搶救"是最乾淨的手段——沒有毒藥，沒有注射，只是"病情惡化，搶救無效"。
嗯，在那個年代，可以說，柯慶施不是死於胰腺炎或膽囊炎。他死於一套讓所有人都不敢救、不能救、不必救的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