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右派蔡恢一九六O年在北京市清河勞改農場去世後，家屬保存的唯一一張他的生前舊影。這張照片是一九五三年春，蔡恢（前排左一）與郵電部同事游十三陵時所攝。
二OO二年，我在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淘到北京市警局1963年造冊的《右派分子死亡情況調查表》，收有北京九十四名死亡右派檔案，蔡恢名列其中。還原這些死亡右派的生前行跡，照片不可或缺，結果卻常讓人失望。因為從他們被打成右派起，家屬就生活在恐懼中，幾乎每次政治運動都少不了他們「陪綁」，恐懼戰勝親情，銷毀可能引起麻煩的一切物品（譬如照片）成為無奈的選擇。
抗戰時曾任梁漱溟英文秘書的翻譯家張勖仁也在調查表里，他被打成右派後，妻子荊美英將丈夫所有照片撕毀，連結婚照也沒漏過。以至他們的兒女張蘊新、張新梅長大成人後，竟不知道父親的生前模樣。直到近年，張蘊新才從梁漱溟之子梁培寬那裡，找到張勖仁當年與梁漱溟合影照片。蔡恢的家人告訴我，這張照片也是秦火孑遺之物。蔡恢被打成右派前在郵電部會計司任科員，他早年曾在上海美專習畫，且喜歡攝影，留下許多照片，可惜「文革」時家人害怕株連，將照片盡付一炬，這張照片是唯一的遺漏。
蔡恢歷史大致如下：一九O九年出生，祖籍江蘇崑山安亭鷺鷥浜。其父蔡璜為當地士紳，辦有磚瓦廠。一九三O年代，蔡恢先後在上海美專、南京中央大學數學系學習。後進入上海電信局。抗戰開始後撤至重慶，任交通部川藏康電訊管理局會計科科長兼川西伐木公司副總經理。在此期間，他認識了在成都上學的薛崇綸，結為夫妻。抗戰結束，蔡恢到青島電信局任會計科長。一九五O年調至郵電部會計司任科員，一九五一年主編第一版《中華人民共和國郵電會計法》。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開除公職，送勞改農場教養。一九六O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蔡恢因飢餓致死，時年五十一歲。蔡恢生前與薛崇綸育有三子：蔡鍵、蔡鉅、蔡銳。
蔡恢的「問題」主要出在解放前夕的「餓工運動」與反右前夕的「鳴放整風」。一九四八年十月，國民黨在內外交困形勢下，發布《勘亂時期危害國家治罪條例》，嚴禁工人罷工、怠工，違者嚴懲不貸。當時貨幣貶值，物價飛漲，民怨沸騰。為爭取民心，中共地下黨先後在上海、北平、青島等地發起「餓工運動」。
調查表記載，蔡恢「任偽職時期破壞職工餓工運動，解放初期將全局職工工資提高百分之四十七，給國家財產造成很大損失。」據當年也在青島電信局工作，且與蔡恢認識的魯京仁回憶，青島電信局餓工運動發生在一九四八年底，理由是物價上漲，職工吃不飽肚子，無力幹活，要求以發放煤、菜、糧等實物形式提高待遇。餓工運動參與者照常上班，各守崗位，但是不工作。經職工代表與局領導談判，大約僅兩天時間，餓工運動就以局長陳履夷同意職工要求而告結束，整個過程既無衝突，也無人遊行或進行破壞。按魯先生的說法：即使要破壞也輪不到蔡先生，因為他當時不過是青島電信局會計科長，只是一個執行者。如若他真有此項罪行，早在一九五O年至一九五一年間鎮反與肅反運動中就會受到處理了。據蔡恢的大兒子蔡鍵回憶，餓工運動中父親也支持發放實物，而且知道單位里有幾個人是共產黨，但從沒對別人說起過。
解放後，職工實物工資變為薪水工資，青島郵電系統的「高工資」加大了新政權的經濟壓力和行業間工資差距。發起餓工運動的初始目的與由此造成的尷尬結果導致蔡恢陷入一個悖論怪圈，無論他是支持還是反對餓工運動，都罪責難逃。當年的局領導陳履夷等已經逃跑，總得抓個人來頂罪，蔡恢成為合適的人選。至於是否有確鑿證據，結論是否符合事實與邏輯推理並不重要，這種政治生態中「莫須有」的「潛規則」，大概正是蔡恢感到極度困惑和痛苦的地方。據蔡鍵回憶，「三反五反」時，父親為這件事晚上拼命邊抽菸邊寫材料。母親有時勸他說，你別寫了，寫這麼多有什麼用呢？反覆也就是那些話，別人還不信。父親說不寫不行，不寫滿足不了領導的要求。
一九五六年開展整風運動，蔡恢又一次捲入政治旋渦。在鳴放氣氛鼓舞下，他畫了三張題名為「黨的教育家」的漫畫表達看法。第一張畫了個形象兇猛的獅子坐在崖石上，周圍有一群豎耳靜聽的小兔子；第二張畫了一個頭戴棉幹部帽的獅子，在辦公桌正面坐著，手握大印即將蓋下。第三幅畫了一個身穿幹部裝，青面獠牙，肚大耳肥的人在指手劃腳，背景一片漆黑。這三幅漫畫，不過是諷刺郵電部會計司個別領導居功自傲，自以為是的霸道作風。而《調查表》卻將此上綱為「污衊黨為統治人民的暴君」，說「人民是受統治受壓迫的小兔子。」《調查表》還記錄有「報紙上批判儲安平的反動言論時，他以『批評黨不是推翻黨』為名，寫了一張大字報，為儲辯護。污衊反右鬥爭是限制人家言論自由，並畫了一張『隔牆花影動，疑是敵人來』的漫畫，污衊黨的反右鬥爭是捕風捉影，大驚小怪。」今天來看，這些批評不過是些符合事實的大實話，然而郵電部領導反右運動的五人小組卻以此作為右派罪證，老帳新帳一起算，把蔡恢開除公職，送往勞改農場，在極度飢餓與勞累中送掉了性命。
在北京市地方國營清河農場寄給蔡恢家屬的死亡通知書上這樣寫道：「我場於家嶺分場教養分子蔡恢因患心臟病、老衰病，久治不愈，已於一九六O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六時病死。尚遺留一些物品，希於十日內來我場於家嶺分場領取。」
曾在於家嶺分場勞教的原第二機械工業部右派分子趙文滔在其所著《傷害》一書中回憶，於家嶺分場一馬平川，圍牆電網環繞，四角崗樓林立，來到這裡猶如進入生死場。這裡沒有醫院，沒有醫生，也沒有藥物，因飢餓而病倒的犯人只能集中在病號室等死。檢查病號的方法很簡單，誰的臀部已經瘦得沒了肌肉，只剩下兩根像玉米杆的股骨，支撐著一個下陷的皺皮黑洞——肛門，就會被認為是病號，不能再勞動了。
據《調查表》記載，蔡恢病倒後「因『海外關係』未辦理保外手續」，最終被死神奪去生命。趙文滔對我說，三年困難時期，一千多人的於家嶺分場至少餓死二百多人，蔡恢只是其中之一。據《調查表》記載，蔡恢葬于于家嶺分場公墓六排二號。所謂公墓其實不過是一片亂墳崗子，六排二號更是子虛烏有，當年埋在這裡的死亡右派，如今均已屍骨無存。
據蔡恢的三兒子蔡銳回憶，父親被收容離家時，天真地以為勞動教養重在教育，帶走平時所用的一塊瑞士手錶及派克金筆一支。父親去世後，母親去農場領取遺物，卻只帶回一個空手提箱及人民幣十二元六角。悲痛欲絕的母親向獄方索要遺物，竟遭喝斥，謂其訛詐，母親只好噤聲。蔡銳給我看了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郵電部政治部在右派平反後補發給他家的「革命工作人員死亡證明書」，上面寫道，「蔡恢同志不幸於一九六O年十二月二十日因病死亡，特向革命家屬表示慰問。望化悲痛為力量，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作出貢獻，除給予撫恤外，特發此證。」
「證明書」充滿時代特色，今天讀來，頗有黑色幽默味道。
二OO九年二月十日終稿於平雅居
《老照片》第六十五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