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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 歷史經驗已經表明:消滅富人的結果,就是大家都成了窮人

一個健康的社會的目標就是減少窮人、增加富人,為此,要建立一種由窮致富的通暢渠道,不要讓獲取財富的通道只為少數富豪所把持,這是沒有疑義的。窮人太多、富人太富固然是一種病態,但沒有必要把窮人和富人完全置於對立的兩極;並不是為了減少窮人就必須減少富人、減少了富人就必然會達到減少窮人的目的。相反,在正常情況下,只有富人增加了,窮人才會減少。無數次歷史經驗已經表明,消滅富人的結果,就是大家都成了窮人,至多是給原有的窮人帶來「吃大戶」的一時之快,並不能使他們的貧困命運有任何改變。

邵燕祥(1933—2020),當代著名詩人、雜文家,代表作有《到遠方去》《假如生活重新開頭》《找靈魂》《沉船》,以良知與反思直面時代。

如果政治上長期腐敗,再加上經濟增長乏力,危機就不遠了。所以,聰明的政府,必須防止這個社會窮人太多、富人太富的現象。

都說「愛與死」是文學藝術「永恆的題材」;我以為,「窮與富」,即使不是「永恆」,也是一個漫長的、在今天遠遠看不到盡頭的歷史時期中「攖人心」的題材。

法國大文豪雨果在《目擊錄》(Chose vues)中有一段話:

昨天,2月22日,我赴上議院……看見兩個士兵押著一個漢子從都爾農街走來……他臂下夾著一個麵包。四周的人說他就是為偷這麵包被押起來……一輛刻有徽章的四輪大馬車停在兵營外。從打開的玻璃窗可以清楚地看見一個美麗的少婦,嬌嫩而且白皙,正在逗著一個裹在花邊里的小孩玩:這少婦並沒發覺那可怕的漢子在望著她。……從前,窮人和富人肩摩踵接,但並不互相注視……從那漢子發覺這少婦的存在而這少婦看不見那漢子的一刻起,風暴便不可避免了。

我沒有讀過這篇梁宗岱先生的譯文,不知雨果的《悲慘世界》是不是就由這個場景觸發而寫的,書中的冉阿讓就是因為偷一塊麵包而被捕判刑,終身不得解脫的。這一段話,我是轉引自旅法作家劉志俠一文(刊於《中國第三產業》2003年第10期)。雨果的《悲慘世界》寫成於1861—1869年,兩年後的1871年,一場風暴——巴黎公社起義爆發了。公社失敗後,就再也沒有發生大的革命事件。劉志俠解釋說,這是「因為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開始,西歐諸國紛紛發展社會福利,加上各種稅收,由國家重新分配的生產總值上升到四至五成,大大減少了貧富不均的現象」。

可見,要使社會穩定,是要正視並採取切實的措施來縮小貧富的差距,而不能停止在掩蓋由此產生的社會矛盾。但上文語焉不詳,並不能提供這方面翔實可靠的經驗,更不能代替我們面對本國現實的思考。

偶然得讀學者陳鏞、蔡未名、曹志行主持的一篇述評,其中摘錄學者盧周來關於窮人與富人的消費行為以及窮人市場、富人市場的觀點——

窮人的「恩格爾係數」遠大於富人,用於維持生存的生活必需品支出占的比重大,所以,一旦這些消費品上漲,窮人只能勒緊褲帶過日子。富人則不同,因為在他們每日揮金如土的過程中,用於柴米油鹽的錢所占比重少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所以這些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他們根本不計較,更不會影響他們的需求量。這一窮一富,正應了時下流行的那句話:窮人看著錢買東西,富人看著東西花錢。窮人買跌不買漲,富人買漲不買跌。這就是「反需求定律」:當某種商品價格很高時,富人趨之若鶩;而該商品價格下降時,富人理都不理。

現在媒體上整日鼓譟一個名詞「精神消費」,這絕對是有閒階層或者富人的玩意兒。因為對於窮人來說,所有的收入幾乎都用於維持生計了。而所謂「精神消費」,恰恰會出現所謂的「邊際效應遞增」。比如玩名牌,無論是車,還是服裝,富人每多購一輛(套),他會覺得他的身份又增加了幾分,因此滿足程度會越高;更有玩收藏的,收藏得越來越齊全,他的滿足程度不是降低,而是在不斷提高。

在窮人的市場上,主要是低檔消費品與日用品;在富人的市場上,主要是高檔消費品耐用品。因為世界的購買力主要在富人手中,所以同樣占有世界生產份額80%的大廠商都將質優價高的產品對著富人;窮人這邊,則是小廠商負責供應。制度學派代表人物諾斯曾考察研究過一個現象:美國曾經有不少嗜酒的窮人,因為受劣質威士忌的毒害,導致雙目失明或死亡,於是政府規定了威士忌的質量標準。結果怎樣呢?高收入的飲酒者,並不因為對他們所需的酒付出更多的錢而不滿或退卻,而低收入的嗜酒者,面對價格突然上升,只有三種選擇:要麼不喝,要麼不得不少喝,或者飲用違法私釀的威士忌。假貨、勾兌酒、毒米霉面等等,受害的多是窮人,因為富人早就不在小商店與集市買東西。為了對付這些問題,政府會強制執行某些標準,但標準一高,成本上去了,窮人又消費不起。

盧先生在分析了以上現象之後,正確地指出:一個社會的消費者中,窮人太多,富人太富,遲早要出問題。因為窮人太多,富人太富,必然會出現消費斷檔:窮人消費不起,富人所有的消費需求都已經滿足。於是,不可避免地,經濟將因總需求不足而趨向疲軟。而一些還存在腐敗現象的開發中國家,幾乎都將經濟增長作為維護穩定政局的不二法門。如果政治上長期腐敗,再加上經濟增長乏力,危機就不遠了。所以,聰明的政府,必須防止這個社會窮人太多、富人太富的現象。

再深入一步的問題是,怎樣才能防止窮人太多、富人太富?時下一種強烈的聲音,就是通過財富再分配以抑制富人的富裕程度和致富速度,用剝奪富人所得去補貼窮人。主串流媒體日前也發出了用「共富論」取代「先富論」的呼籲。編者所擔心的是,政府若是果真照此辦理,會不會又去重蹈當初計劃經濟時代的「平均主義」覆轍?在經濟日趨市場化、全球化的時代條件下,能不能找到一種更好的辦法,在繼續推動富人積極創造財富、確保他們擁有的私人財產權的同時,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為全社會包括每一個窮人提供一種公平的機會;在幫助窮人獲得基本的生活保障的同時,激勵更多的窮人去努力改變自身的命運,走上由窮變富的道路?如果這是更為理性的選擇,那麼,對於富人的種種消費現象也就沒有必要看得十分嚴重。

富人消費並不可怕,他不消費那才可怕哩!富人要消費,就必須有供給,誰來供給?按盧先生的說法是大廠商,而大廠商的背後不還是大批的產業工人嗎,不就是窮人一族嗎?富人有了錢,物質消費不過癮了,還要有「精神消費」,這也不是壞事。名車、名裝、名器、名品,多半都是窮人造出來的,有人買了去,窮人才能拿到工資;就算是收藏古董,國家藉此將富人的部分財富收了去,用於建設和公益,於公於私兩便,也不妨加以鼓勵。富人的「精神消費」從長遠看也同樣存在一個「邊際效應遞減」的問題,消費普及面廣了,「物以稀為貴」的公式就不起作用了,我們倒是希望這種消費模式「效益遞增」的向上曲線延長一點更好,保持足夠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富人和窮人為之而奮鬥。

一個健康的社會的目標就是減少窮人、增加富人,為此,要建立一種由窮致富的通暢渠道,不要讓獲取財富的通道只為少數富豪所把持,這是沒有疑義的。窮人太多、富人太富固然是一種病態,但沒有必要把窮人和富人完全置於對立的兩極;並不是為了減少窮人就必須減少富人、減少了富人就必然會達到減少窮人的目的。相反,在正常情況下,只有富人增加了,窮人才會減少。無數次歷史經驗已經表明,消滅富人的結果,就是大家都成了窮人,至多是給原有的窮人帶來「吃大戶」的一時之快,並不能使他們的貧困命運有任何改變。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聖澤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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