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千年以來，對中共治理下的延安歷史的研究，漸成顯學。高水平的研究論著和有價值的回憶錄不斷問世，引起了學界關注的升溫。第一手史料的開掘，將進一步推動研究的深入。我認為，在這方面，《蕭軍延安日記1940—1945》（牛津出版社2013年）公開出版，具有獨特的意義。理由有三：一是這部日記是當時的同步記錄，而非後來追憶，真實程度更高，且系逐日記載，從1940年8月15日截取，至1945年11月10日為止，分上下兩卷，長達百萬言，篇幅空前；二是作者寫作的動機不為示眾，只為給自己積累心得，留一份人生閱歷的精神備忘錄，所以記錄見聞直言不諱，表達思想感情淋漓盡致，從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到人際關係、感情糾葛，細節豐富，氣象萬千，斑駁多彩，有助於更詳盡、更具體、更感性地進入延安文化；三是作者身份特殊，既與毛澤東等中共高層領導人有很多直接交往，介入延安的文化旋渦，又尚未加入中共，保持著獨立作家的客卿身份，臧否人事，無拘無束。
中國共產黨從1937年接管延安以後，逐步形成了黨、政、軍、民、學各界由黨一元化領導的體制。在這種體制下，作家、藝術家申請加入中共，成為潮流。大批青年投奔延安，積極要求入黨；還有人歷盡艱辛，從國統區去延安接受審查，要求恢復黨籍。但也有幾個知名文藝家，在延安無意入黨，如詩人塞克、音樂家賀綠汀、畫家張仃等，蕭軍也是一個。蕭軍在日記中，詳實地記載了是否入黨的思想糾結和感情波動。本文僅就這一問題，作一初步的梳理。
一、作家不是屬員
蕭軍是東北遼寧人，原名劉鴻霖，生於1907年。1935年發表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得到魯迅的激賞與推薦，由此名動文壇。魯迅逝世後，抗日戰爭爆發，1938年，蕭軍想到五台山打游擊，因交通封鎖，滯留延安半個月，其間毛澤東曾親自到招待所拜訪。1940年，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告訴蕭軍，他在重慶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經董必武等人的安排，蕭軍攜妻帶女，再次來到延安，開始了長達五年的延安生活。
抗日是當時中華民族第一要務，而蕭軍又是最早出版抗日文學作品的左翼作家。一入延安，蕭軍就被安排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簡稱「文協」）。他曾被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抗」）成都分會理事，到延安便擔任「文抗」延安分會理事。當時是供給制待遇，雖生活水平不高，卻衣食無憂。蕭軍給胡風寫信說：「在這裡住有幾種好處：第一不愁吃穿住；第二不必跑警報；第三不會有意外的『橫災』，夜間可以不插門安安穩穩睡覺。不過，我還是覺得沒有在這裡生根，總想要跑跑，……有些人，一到這裡就生根了，而且預備發芽下去，比方周文就能這樣。」（上Ｐ89）
蕭軍到延安後受到各界重視，許多集會都請他到場發言。當時蕭軍從思想上願意逐步接受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但是在組織上卻無意入黨。他對個人無條件服從組織的紀律約束，對首先是黨員，其次才是作家的要求是不接受的。他在人格上仍然師從魯迅，保持著明確的作家獨立意識。他提醒自己在延安從事文藝運動「勿甘心喪掉自己的人格和獨立的精神，變為淺薄的軟骨病者或裝甲的烏龜」（上P12）他在日記中說：「我是不高興做別人的陪襯而存在這裡的。將來文壇的趨勢，凡是有些才能和骨氣的作家，他們一定不屬於國民黨也不屬於共產黨，這兩個黨裡面留下的，恐怕只是一些一般的人！我感覺黨的方面，形式主義、機械主義、官僚主義，人情主義的氣氛很濃厚。」「這裡要求攢黨的人很多，他們睡不著覺，他們哭！真是可憐得很。」（上P1）
蕭軍把自己定位為：為人類獻身的人。他閱讀西方文學作品，以是否有大的關懷、是否思想深刻為尺度。他認定：真正的藝術家在精神上是孤獨的。有一次他對朋友舒群說：「你恐怕要像柴霍夫一樣，是人類的朋友，因為你很能平易近人……我恐怕是托爾斯泰之類的人，我是越來越要孤獨，也越要向人類傳教了……人對於這樣的人是遠看的。」（上Ｐ123）
「我是個作家，我不獨推進社會，而且要監督社會，我要和任何人平等，我不想領導人，但也不想被誰領導……這裡『權位』的氣氛太深厚了……（上Ｐ129）。蕭紅是常常鼓勵我的，她是有正義和文藝氣氛的人。」（上P130）
曾經留法的作家李又然對蕭軍說：「毛主席對我是比普通黨員不同啊！——他問著我——我和他是建築在人與人的關係上啊」蕭軍說：「我只能答應著，我心中暗暗悲嘆著，一個權位者隨便一點溫情，對於受者是如何底珍貴啊！人類這種感恩的情操是可貴的，也是可憐的。」（上P424）
毛澤東表揚了蕭軍的文章《論終身大事》，蕭軍最初很興奮，隨後就告誡自己：「這恐怕是一種奴才性的感恩心理。」（上P432）
蕭軍常向親人、朋友流露：「一個人無論何時不能放棄了人類的自尊，『墮落』只是毀害自己。」（上P18）「我們這樣的人是不適於常住在這裡下去的……只是現在的環境沒有辦法……」（上P53）「歐陽山去宣傳部工作，這使我感情上又遭了一下衝擊。我一定要堅持走自己的路，一個獨立不屬的作家。」
[page]
「作家固然不必擺架子，但決不能忘了作家的身份，像一個屬員似的。」（上P130）
「我的先生他僅是民族的，我要是人類的啊！要由我這裡把整個人類的文化，文學，導向一個正常的方向啊！給它以指路和奠基。這野心會引導我貪婪地前進，也會壓碎我在半路上。」（上357）
毛澤東對於我這個人只知道是好人，豪爽、忠誠、坦白，有力，其餘是不會知道了，因為他沒有讀過我的『創作』，就不會懂得一個人的靈魂。」（上479）
同時，蕭軍和一些黨員有過矛盾衝突，他感到受了傷害。和丁玲說到自己的感覺，他說：「我遇到的幾個黨員，他們總是給我傷害，由上海左聯一直到現在止，我不能不憎惡，雖然我憎惡的這是個別的人。同時對此地的氣氛我是不慣的，遲早我必要離開，它妨害我精神上的自尊。他們——黨人——總有一種幫忙別人，養活別人而不是別人幫忙他們的意識，這是可悲的。……我不願意像『士』似的那樣被別人養著，我能生活我自己，我要建立我自己的精神領域。……」（上129）
一次蕭軍和丁玲在河邊洗衣服。他看著她，心想：「她愛她的黨，以至於被最不屑的黨人；我愛我應該有的自由，我不願意把這僅有的一點小自由也捐獻給黨！」（上Ｐ80）
蕭軍在延安，除了寫他的長篇小說《第三代》，也了解延安及邊區的軍事、經濟、文化動向，寫一些雜文和劇作、詩歌等。他積極參與籌辦「文藝月會」、創辦《文藝月報》，建立「魯迅研究會」，主編《魯迅研究叢刊》，搞星期文藝學園，給文藝愛好者講課。1941年，還被選為邊區參議員。他是名人，很多會議都邀請他參加，讓他發言。他發言一向坦率、尖銳，不留情面，樹敵不少。但他自認為很真誠。
蕭軍認為「在延安，反對我的要罵在口上；同情我的，要藏在心裡。」「我統計著我的仇人，幾乎成了九面楚歌：1郭沫若系統。2田漢系統。3陽翰笙系統。4國民黨系統。5成仿吾系統。6周揚系統。7蕭三系統。8山西閻錫山系統。9茅盾系統。」（上Ｐ99）。
蕭軍也曾想：「革命政黨中的卑惡分子，那是應該和他鬥爭，但不能牽涉黨！美麗之中一定要有醜惡的東西存在；常常是美麗的花朵要從醜惡的糞土裡生長出來。」「共產黨人他們有的傷害我、侮辱我，忽視我……我不能動搖了我對於這黨本身有什麼不信任，越是感到這中間的卑丑、庸俗……危機……我似乎更不能放棄它……我要鬥爭！」「我不再對這些共產黨人現在的本身存過高的希求，因為我更深懂得他們了，他們大部分是平庸的缺乏獨立靈魂的，缺乏教養的，被中國舊社會培植太久了的較好的人；他們有能力也只能到這樣的限度。他們還正在學習著，進步著……。」（上P71—72）
有一次，蕭軍和丁玲為《文藝月報》的事衝突。他心想：「她大概現在不需要我們了，他們黨內要自己團結了」他對黨外的身份十分敏感，本是很談得來的一群人，一旦有了分歧，他馬上就會有內外之分的想法。儘管如此，他也沒有想從黨外到黨內去。「我不必再在他們『黨人』中尋找什麼『友誼、公正、同情』。」（上P120）
總之，想在人格上保持獨立，精神上超越黨派，是蕭軍在延安生活頭兩年的自我定位。
二、延安讓他看不慣
蕭軍的《日記》裡，記錄了不少在延安看到的負面現象，有對自己經歷的不快，有對他人遭遇的不平。
一次，蕭軍到合作社買東西，路經一處山坡，山上警衛營的兵士向下扔石頭，蕭軍質問他們，下來一個兵，不放他走，「我要去見他們長官，他也不許見，我要見毛主席他說我不配，我要見洛甫他們不准我上去，我要和他打架他也不肯，這完全是一種無賴的行徑。」蕭軍很激動，找到洛甫告狀。那軍人雖受到批評。但他覺得心受傷了：「我感覺到這不是『八路軍』，簡直是一群低級的野獸！看不到一點教養的痕跡！我不相信他們對於老百姓不欺壓！因為僅僅是在他們『中央』的門前，全是如此，其它地方不問可知道。」「我要離開這裡，因為這裡給予我的侮辱與損害是別處從來沒有過的。而且我還不能發聲」！「我寧可到外面去住國民黨的監獄！因為他是敵人！我不願意再在這裡受『優待』了！」（上P28）
一次，文協的勤務員被總務科長「吊在洞裡的樑上，已經關了半天一夜了」，蕭軍去說情，先是不准，後來才放人。他寫道：「我憎惡透頂這些小黨人，即無用又卑劣，還要裝腔作勢，有機會我一定要狠狠地臭罵他們一頓」。（上126）「我一定要執著自己，和庸俗來戰鬥！」
作家草明剛到延安時，蕭軍看到對她和孩子安排得不好，孩子生了病，他很憤怒：「離開此地的決心又燃燒起來。」他給自己定下，在延安「至多是兩年」。
他表示：「我希望革命成功，我願意他們生長……我怕這裡的醫院、傳達室、戲院、飯館……這些表現著官僚、凌亂、卑俗、無教養……啊！醜惡到這裡集合了！」（上P174）
「下午到河西谷玩了半天，遇見毛澤東的老婆騎在馬上，跑著去高級幹部休養所去了。這裡連個作家休養所也沒有，無論哪裡的特權者，總是選擇最好的肉給自己吃的。」（上P175）
蕭軍到醫院去看等待產的妻子，回來寫到：「下午去看芬，在醫院中聽到了很多醜惡的事情！（1）李伯釗自己帶小鬼，每天做飯五次，罐頭、牛乳、雞蛋、香腸等應有盡有，饅頭也是白的。（2）據小鬼說，楊尚昆買雞蛋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雞蛋，餅乾代早餐。（3）毛澤東的女人生產時，不獨自帶看護，而且門前有持槍衛兵。產後大宴賓客。去看病時，總是坐汽車一直開進去，並不按時間。（4）一個法院的院長女人住單間，彭家倫女人生產也住單間。總務人員總是吃香菸，買十幾元一斤的魚，各種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帶來……雖然他們的津貼各種是四元或五元。我懂得了，這卑污地存在原來到處一樣，我知道中國革命的路還是遙遠的。（上P200）
[page]
蕭軍眼裡揉不得沙子，目睹上述情形，覺得自己和黨的距離，「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拉開」。
三、毛澤東的禮遇
蕭軍是一個自視甚高的人。他把自己和中共領導人的關係，類比為高爾基和列寧的關係。他說：「列寧對高爾基是謙卑的，高爾基能夠和俄共產黨合作不是偶然的，與其說是為了主義，還莫如說是私人情誼。」（上P207）他覺得延安「他們不懂得『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發揚一個黨人或非黨人的長處，有用於革命。」（上P208）他想給「這些被損害的人以幫助。忽然想起了再和一些人——洛甫、陳雲——談一次，但覺得可能是無用的，我去直接找毛澤東。……我是命定要做個破冰船的人。」（上P211）
於是，蕭軍給毛澤東去信，請他與自己談一次話。他日記中寫道：「一面要把一些事情反映上去，一面也要解剖自己。一面我要決定認識中國共產黨的真面目，以決定我將來的態度和去留。……我要作一次堂.吉珂德吧，我要替一些小小者申冤，只有我能擔當這任務。有偉大的行為，才能有偉大的作品，有偉大的精神，才能有偉大的成就，要決然地擔當起人類保護者監督者的擔子，我能！」(上Ｐ212)
毛澤東很快找他談了話。蕭軍「談到作家在延安寫不出東西，」「黨內：個性被消磨，文章被機械批評，自動不寫了，投機分子以文章做工具。黨外：生活瑣碎，精神受壓抑。」蕭軍說毛澤東也「很這為這些事所焦急！他說：『為什麼一個作家不給他們一個很好的環境呢？』」蕭軍認為毛澤東「對一切隔閡著，從文協負責人不知道是誰，丁玲底調工作不知道，不曉得艾青來，羅烽等來……就是證明。」（上Ｐ225）毛澤東及時回應，使蕭軍產生好感和親切。而後，他又給毛寫信，反應招待所物質條件惡劣，文協女秘書因擔水而早產。
蕭軍這時甚至想影響和改造毛澤東，他：「把12期月報給毛澤東寄了一份，附了信說在新年假期中去訪他。射人射馬，擒賊擒王，必須先改變了他，才能改變了所有黨員們的卑俗傾向。」（上P361）為了解共產黨，他讀馬、恩、列、斯的書，買聯共布黨史。並表示，他崇拜的偶像「思想方面：蘇格拉底、耶穌、馬克思、列寧」。（上Ｐ357）
蕭軍是一個情緒型的人。與周揚有不同的意見，寫了反批評文章，《解放日報》不給發表，讓他感到受了窩囊氣，於是決定離開延安，1941年7月下旬，他向毛澤東辭行。毛問其原委，蕭軍講到延安文藝界的宗派鬥爭和自己的苦惱。並問毛澤東：「黨有文藝政策嗎？」毛澤東當即挽留蕭軍，請他幫助收集文藝界的意見，為文藝座談會做準備工作。這幾個月，成為蕭軍和毛澤東見面和通信最頻繁的時期。
當時，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都處在相持階段。延安成為相對穩定的後方。經莫斯科和共產國際的認可，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已經取得了最高決策地位，有了考慮軍事以外問題的餘暇。蕭軍不經意的發問，啟動毛澤東的一篇大文章。他要制定黨的文藝政策，最具代表性的文本，就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個講話先是主導了黨內和解放區的文藝政策，繼而又主導了整個中國大陸的文藝政策，長達三四十年以上。這是發問者蕭軍始料未及的。
蕭軍的妻子王德芬說，有一次毛澤東「忽然對蕭軍說：『蕭軍同志，你改改行好嗎？』『改什麼行？』『入黨、當官』蕭軍說：『我這個人自由主義、個人英雄主義太重，就像一頭野馬，受不了韁繩的約束，到時候連我自己也管不住自己，我還是在黨外跑跑吧！謝謝你這麼看得起我！」毛說：「你什麼時候想通了，什麼時候提出來，我們歡迎你。」
蕭軍想，「無疑的，只要我一加入黨組織，十年以內，我會做到很高位置，但我卻不樂意，低頭或丟掉我的自由攻擊惡的自由。我知道那會庸俗了自己。在文學上毀滅了自己。我還是在文學上行走吧。」（上249）
蕭軍多次與毛澤東交談，有一次長談達五六個鐘頭。毛澤東提到：「我真不自由啊！那全要『決定』！每一個字全要討論……」「在我沒有入黨的時候，那多自由，手提包一提，要到哪裡去，就到哪裡去……」蕭軍說：「所以說，花子要了三年飯，給縣長全不做，我這職業無毛主席不易也……」蕭軍感到毛澤東是理解他的。他寫道：「我不遮瞞我什麼，因為我不需要什麼。對一切人我總是能交即交，不交即罷。」（上P453）
毛澤東對黨內交往和黨外交往有不同的方式。總的來說，對黨內要保持他的威嚴，對黨外則比較客氣。不獨是對蕭軍，在同其他黨外長者或名流交往時，也十分注意給對方以禮遇。
從性格上講，毛澤東對蕭軍身上那種特立獨行的氣質可能還有幾分欣賞，蕭軍的坦誠和率直，也成為他了解真實情況的管道，所以，毛澤東當時樂於和蕭軍建立特殊的私人友誼。在蕭軍日記中記載，他出入毛澤東處比較容易，有時一塊打麻將。有一次，李訥生病，毛一臉倦容，也還是耐下心來聽蕭軍的滔滔不絕。
丁玲恢復黨籍遇到麻煩，很痛苦。蕭軍讓她冷靜，不要衝動。他說：「政治信仰這是一生的大事啊……這不能比戀愛，也不能比結婚……一個人一生可以戀一百次愛，結一百次婚，但卻不能改變一百次信仰啊……」（上Ｐ51）蕭軍對入黨問題是認真的，他提到了信仰的高度。反過來他對毛澤東說：「你們在政治上應該更深切懂得她，她是在黨中難得的，她代表這個世紀的女人上十字架受難的人……」他說毛「似乎也為我這話所感動。」（上452）
有一次在毛澤東那裡，吃了兩盅酒，蕭軍對毛說：「中國共產黨現在似乎摸著正路了……我對於黨處理馮雪峰、丁玲、瞿秋白一些事，我以一個作家的地位看是不滿意的。」毛說：「我在黨內受過十一次處分，但我什麼都不說，我不向任何人說我的意見，因為這違背了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是啊！比方我和你之間，我們講話全要有限度，假使你不是負著一種責任的人，我們可以由手淫問題談到人生問題……現在你已經一半不屬於自己。」蕭軍認為他「從魯迅那裡學得了堅強，從毛這裡學得了柔韌。」(上P403_404)
但是，蕭軍對毛澤東還是有誤讀。1942年3月楊家嶺解放日報召開座談會。毛澤東在場，博古有個檢查。而後，蕭軍第一個發言。他說：「據博古同志說，黨報的黨性不強，我卻覺得有點過強了，強得已經成了孤立的火車頭，沒了列車。在邊區里辦報紙，我覺得要根據現存的環境，決定它的形式。……黨的政策是什麼呢？是統一戰線，而這報紙卻不是走統一戰線的路……我希望此後的解放日報的魄力更大些，角度更寬些，這樣我們才能合作下去。」（上Ｐ433）這次座談會的背景，是毛澤東對《解放日報》「黨性不強」很不滿意。蕭軍的意見卻背道而馳。
[page]
四、遭遇「王實味事件」
延安文藝座談會開完了，計劃旅行的蕭軍還是沒有走成，原因是他干預了王實味事件。
當時，王實味在《解放日報》發表了《野百合花》等文章，尖銳批評了延安的某些陰暗面，引起黨內的強烈批判。王實味不服，氣憤之下提出要脫黨。李又然托蕭軍去找毛澤東說情。蕭軍去了，毛「起始似乎很困疲和懊惱的樣子，也許在煩厭我又多事，但我卻不管這些，嚴正地把我的意見說給他聽。」毛說：「共產黨有這麼一條規定，沒有入黨的自由，有退黨的自由……如果他要退黨那也沒有辦法……他這裡面還有別的問題。」（上P487-488）王德芬記憶中毛澤東對蕭軍說：聽說王實味有托派嫌疑，正在調查。這件事你最好別管。
蕭軍本來已經不準備再介入。中央研究院通知「文抗」參加批判王實味的大會。蕭軍進了大禮堂，幾百人圍了一圈，王實味坐在一個躺椅上，蒼白細瘦病歪歪的。大家向他提出質問，他剛一說話就被大家打斷了，剛一回答又被大家止住，七嘴八舌亂亂鬨鬨，秩序很亂。此時「一個女人叫嚷叫他去自殺……」。蕭軍不能忍受，終於發言：「主席，這是不行的，應該讓他發言說全了大家再反駁他……無論什麼會場全有個秩序呀……！你有理論還怕他說話嗎？」但他的發言被打斷。蕭軍在回家的路上氣憤地對王德芬說：「這他媽的開會的什麼會，簡直像狗打架倒屎盆，哪像個最高學府！」「不料被走在旁邊的一位女同志聽到，向黨組織匯報了。過了幾天，中央研究院的人拿來一份108人簽名的『抗議書』，說蕭軍同情托派王實味，讓他向中央研究院承認錯誤，賠禮道歉。蕭軍一看就火了，不但把他們趕走，還給中央寫了『備忘錄』。並將『備忘錄』給『文抗』的人念了一遍，因為『文抗』有人簽名。又在『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六周年大會上』念了一遍。遭到群起反對。當場，他一人舌戰群儒，和很多人辯論了六個多小時。直到吳玉章站出來勸解說：『蕭軍同志是我們共產黨的好朋友，我們一定有什麼方式方法不對頭的地方，才使得蕭軍同志發這麼大的火，我們應當以團結為重，自己先檢討檢討。』蕭軍主動承認自己有99%的錯。丁玲卻說我們一點錯也沒有！100%都是你的錯。蕭軍一氣之下走了。」「有一天，聽到山下有人喊他，走出窯洞一看是王實味。蕭軍問：『你來幹嘛』？王在山下大喊說：『蕭軍，你應該參加共產黨！』蕭軍心想，就是為了你，我才倒霉受了冤枉，你又來添亂，不是更抖擻不清了嗎！把他趕跑。從此後，同情王實味的帽子就給蕭軍扣上了。」（引王德芬書Ｐ114——117）
蕭軍在日記中說：「關於王實味的問題，A、我仍然承認他主觀上是站在革命立場上，根據是他是個黨員。何氏否認他主觀的立場是不對的。B、對於王實味批評的態度是不對的，究竟對他是同志還是敵人。（上P476）
「王實味事件」對蕭軍刺激很大，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幫過他們忙的『黨人』！如今他們為了表現黨性，竟不惜來咬我一口，我想到了人底品性！一個黨員的品性。」（上P500）「我對此後的態度是這樣的：（1）拋棄一些幻想、過多的熱情，一生決不加入任何黨派，以文學為生。（2）對於共產黨我只在外面為它服務，因為他目前還是中國進步的政黨，我不因少數壞種傷害我，或它們本身卑劣對該黨本身有何損害。……（5）要我和黨人的接近，一定要採取距離和防備，不做內心談話，拒絕一切辯論，拒絕一切說服。……（6）絕不描寫我所不樂意描寫的東西。（8）以此次事件為界，此後關於黨內人們底曲直決不再管，這是他們自己的命運。把一切感情的關係結束。（上P492）
「為了藝術的前途計，他們就是把死人說活了，我也決不入黨。這一次我學了一次乖。」（上P510）
「我不禁止別人做黨員，但我決不要一個做黨員的老婆。」（上P576）
在延安整風中，蕭軍幸虧尚未入黨，還是黨的客卿，雖然遭到孤立，仍可獨立寫作；已經入黨的王實味就不同了，他不但失去了人身自由，還丟掉了卿卿性命。
[page]
「王實味事件」以後，蕭軍與當時也不入黨的畫家張仃有一段談話。蕭軍記錄：「我們一致認為，將來第一流的作家，任何黨內不能存在、存在的儘是一些二、三流的呼『萬歲』之輩。他們也正需要的是這類東西。」(上Ｐ504)
1942年10月，有朋友和他又談到入黨問題，蕭軍是這樣想的：「我告訴他們，我不拋棄文學的時候，是不會入黨的，入黨我就完全從事政權工作。我底入黨與否，不是以我個人為決定的，而是以革命利益為決定，看我於哪方面更適宜些。」「中國共產黨他們還不懂得作家，也沒有真正的尊敬和關心，更不懂該怎樣使用，我為什麼跳進裡面去毀滅自己。他們是為政治，我除開政治還要文學——更大的政治。」(上P627)
他說：「一個政黨他們只需要一個能夠把他們的口號，決定等披上一層藝術的外衣，達到一種目的作家就夠了！」（下P27）
一次毛澤東造訪「文抗」，蕭軍在交談中說：「一個作家參加革命不是容易的，他反革命也是不容易的，因為他們是有良心的，這不相同一個簡單從事政治的人……」（上P260）
「我最後一滴血是要流在藝術上，而不是政治」。（上P645）
五、蕭軍的無奈
「王實味事件」後，朋友們疏遠了蕭軍，他感到「鳥盡弓藏，獸盡狗烹」，打算到邊區各地去旅行，因開不出通行證，只好放棄。一邊改寫他的長篇小說《第三代》，一邊讓心漸漸平靜下來，並且認真讀起《聖經》，「夜間把《約翰福音》讀完。統計《新約》我每篇全讀過一遍了。《舊約》還要再讀一些。」（上544）
1943年3月「文抗」的作家紛紛下鄉下廠上前線去體驗生活，去不了的少數作家轉移到其他單位繼續「整風」。「文抗」撤銷了，只在邊區文協設立了通訊處。原址改為「中央組織部招待所。」蕭軍因為「同情托派王實味」，哪也不能去，哪個單位也不敢要他，只好仍住原處，成了「中央組織部招待所」的客人。從外地調回來的同志們住到招待所參加「整風審干運動。招待所的負責人沒有讓蕭軍夫婦參加整風小組。邊區政府號召「生產自救」之後，王德芬參加了紡紗組，蕭軍則繼續寫他的長篇小說。
12月初，王德芬因臨近預產期，每天三餐從山上窯洞到山下平房食堂吃飯困難。蕭軍向招待所負責人提出，可否讓他把王德芬的飯帶到上山去。負責人不客氣地說：「不行，任何人都不准特殊化！」蕭軍解釋王德芬爬山已經很困難，請照顧一下。負責人仍不通融。蕭軍日記中寫下他們的對話：「你和你老婆，甚至學委會的委員們，不是讓小鬼給你們一天三頓都送到山上窯洞去吃嗎？這不是特殊化？」負責人大發雷霆：「我是主任，你敢批評我？」最後下「逐客令」：「你嫌這不好可以走」！「走就走」，於是蕭軍決心離開招待所，下鄉種地當老百姓，再也不吃這份供給糧，受這份窩囊氣。
蕭軍領著待產的妻子和兩歲數多的兒子，捆上簡單的行李，就去找陝甘寧邊區政府。他們被安排在一個老鄉存糧的半地下石窯，一個馬槽當水缸，安了家。蕭軍自己砍柴、擔水、開荒，給妻子接生，過起艱難的農家生活。他帶著兩歲多的兒子去砍柴，怕孩子被狼吃了，只好綁在樹上。1943年初，縣政府停止供給他糧食，也沒有動搖他在鄉下生存的決心。他藉口糧，借農具，借種子，並提出為邊區政府做文化工作，等待答覆時，口糧告罄。老鄉對他不信任，又「無工可攬」，可見生存之難。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如今是生活在爛泥沼里，不能前進，不能後退，不能停止，要忍耐著咬緊牙齒爬過去啊！」（下P314）
1944年3月3日，受毛澤東囑託，胡喬木帶著縣委書記來造訪，動員蕭軍回延安。妻子提出，此處沒醫沒藥，「孩子病了怎麼辦？」蕭軍只好同意回去。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竟坦白地和他們談了我回延安的目的——準備入黨——他們當然是被一種不信任的感情驚異著。」「我大致為他們解說了這過程：1、我自從到鄉下以後，對於革命的真理又多了一面認識。2、中國革命需要更迫切的是什麼。3、這是我應該入黨的時機。4、我來農村的目的等。」「感情是我自己的，理性是屬於人民大眾的，……我是決定服從後者的，我所以放棄了我的感情上的不舒服——這也是不容易的——它經過了十五年的矛盾！」（下P358）
[page]
蕭軍回到延安，被安排在中央黨校三部學習。在黨校遇到了一些情況，使他在入黨問題上又退卻了。這時黨校正在「反省」運動中，不斷有「叛徒」、「特務」在大會上反省。那些「過去傷害過我的人」也站到了反省的舞台上。並且說服蕭軍寫「反省自傳或入黨」。他表示：不能冷靜寫反省，因為受傷害太深；對入黨，要「重新考慮，如果沒有十分必要，我還是做一個非黨的共產主義罷……因為我的職業是個『作家』」。「夜間開『實事求是』討論會，每個人又在全盤否定自己。我沒有發言，覺得沒有必要」（下Ｐ400）。
不久，蕭軍遇到了彭真，蕭軍「說了自己一個月來的印象和感覺，也提到關於組織問題，請他代我考慮。……他似乎沒有想到我還在猶豫著這個黨的問題，但當提到這個問題，他的臉色忽然變成一刻嚴肅，我不甚明白這意義。」（下391）蕭軍談到下鄉的感受，彭真很感興趣，想借蕭軍在鄉下寫的日記看一看。幾天後，蕭軍將日記親自送到彭真的住處。
蕭軍日記中寫道：這一次大家談話更是無任何保留，全說出每人所要說的。他第一次對我的批評：「你的《八月的鄉村》沒有問題，是革命的，你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也是革命的，但你有時候卻總不能和黨靠攏，有時甚至是對立的……這就使我懷疑了。同時又知道你認識一些不好的人，又是從東北來的……也許和日本人有此關係罷？……」（下Ｐ405）
四個月後，彭真將蕭軍日記送還。
大約又過了半年，1945年2月，彭真約蕭軍去談話。蕭軍日記中記下了當時的對話大概：
接著就接觸到過去一些：王實味事件、招待所事件……他說：
「這是他們不對，把友人造成了敵對形勢！」
「我所感到悲痛的，也就是這種力量底『對消』！我敢說，就我的性格，歷史……對共產黨我已經忍耐到最低或最高限度……」
「我相信……如果再能忍耐些就更好了……」我們全笑了。
「我還做不到『以德報怨』這程度，只能以『直報怨』……我如今可以容三槍，但第四槍，我一定要還手了！」
「如果他是個同志，第四槍也讓過他……」
「我還不能，因為我在外面刀對刀，槍對槍慣了，比如武術，下意識伸手就要打人，雖然我不願意打……」
最終他說了主題：
從各方面我們考查、研究……知道你——更是我自己看了你日記等完全相信——是我們的同志，關於入黨，原則上是毫無問題，只是我代你考慮的，只是『紀律』，因為它是個集體啊！」
「這使我很愉快，因為究竟共產黨認清了蕭軍並不是他們的敵人，是朋友、同志……大家一致對中國人民大眾負責。關於後一點，我考慮過了，還是不入為好。第一，我還不能很好地把握控制自己的感情；第二，我不能一下放棄個人的自由享受性；第三，我還沒有決定是以文學創作占第一不是其它第一……」
「即使入黨，也還是創作，只是公開還是秘密……」
「秘密不可能，公開對於此後工作利益受限制……」
「最後我底回答是再待一年再說。」（下653）
這時，整風已經結束。在整風中曾經有人把蕭軍，羅烽、舒群指認為特務，還有人指認蕭軍和丁玲組織「反黨」活動——文藝月報，刊物等。蕭軍心裡清楚：「共產黨把我放在這裡，是在作「無形的審查」！彭真看蕭軍的日記，顯然不是代表他自己，所以他說「從各方面我們考查」。這是鄭重表明了延安當局對蕭軍的態度。
1945年3月，蕭軍被調到魯藝。6月邊區召開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文藝界擬推蕭軍、周揚、丁玲為籌備委員。可見，蕭軍的地位在延安文藝界還是相當突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華民族慶祝勝利的鑼鼓未停，國共兩黨爭奪政權的內戰已經拉開了大幕。中共力量的重心迅速移師東北，延安時代行將結束，蕭軍的延安生活也隨之戛然而止。他提出到東北工作。臨行前，還記錄了這樣的見聞：
「9月2日星期日高原夫妻來了，他們在保全處被囚禁了三年，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他們說了那裡面『無法無天』以及悲慘的情形：一個女人瘋狂了，被光身囚禁在窯洞裡，弄了渾身糞便；一個東北人被囚禁了六年，有肺病；一個中學校長陷在昏痴狀態，吃煙把手指全燒成了泡！一個東北女人『十五分鐘』回答羅邁的『有問必答，言必對題。禁止耍死狗』她上吊了，羅邁還說她是『死特務』……一個女人被迫和一個科長結婚，生了一個孩子，如今走了。一個日本女人給科長做僕人……他也約講了他們夫妻被捕來延安的經過……從這些徵候斷定，我對團結的前途是悲觀的。」（下Ｐ756）
「11月9日，我正在修補一條破行李袋，毛澤東派來人接我去棗園。……」蕭軍對毛說：「我是預備回東北去剝國民黨的皮，掘他們的根……」「他們同意我這意見，也同意我選印魯迅先生全集。」「最後他鄭重告訴我：『聽彭真說，你要入黨，我們歡迎，只要你自己什麼時候下決心……一個黨員不是說要取消他一切特性，創造性……」「我主要是怕自己發脾氣……」「『不要緊，發一點脾氣可以的，這叫大團結里的小摩擦。』在我倆去看朱德的路上，他笑著說。」「他也說周揚和他說過，我幾次在會上發言全說得正確。」（下P769）
蕭軍到東北以後，又經歷了從熱到冷的過山車。最初，彭真親自安排他一家從張家口到哈爾濱。蕭軍作為東北抗日作家的代表，受到各界熱烈歡迎，演講六十多場，盛況空前。他被任命為東北大學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東北局還撥出三兩半黃金，讓他創辦魯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報》，他同時兼任東北文協研究部部長，並下鄉參加土改。在這種情勢下，蕭軍已經願意入黨，寫信向凱豐提出入黨申請。經毛澤東同意，批准蕭軍為中共黨員。就在蕭軍準備像孫悟空一樣戴上「緊箍咒」，全身心投身中共麾下之時，東北局卻掀起了一場對蕭軍的批判。《文化報》停刊，出版社交公，一紙《東北局對蕭軍問題的決定》，撤消了蕭軍的一切職務，下放撫順煤礦。隨後東北地區又開展了對蕭軍長達三個月的批判。以後歷經多次運動的折騰，直到文革結束後，他才以「出土文物」的形象回歸文壇。終其一生，他也沒有真正進入黨的組織生活。蕭軍的背影已經遠去，但作家與政黨之間的關係，仍然值得繼續探索和沉思。
此文還參考了王德芬《我和蕭軍風雨50年》；張毓茂《跋涉者——蕭軍》；秋石《蕭軍與蕭紅》；黃樾《延安四怪》。
來源:《領導者》總第55期（201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