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提出計劃生育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後來逐漸提升為基本國策。計劃生育工作曾經是我工作經歷的一部分，那個經歷給我留下了很深的複雜的記憶，它可以分成兩段：我被計劃生育和我做計劃生育。
一、我被計劃生育
1975年夏天，我所在的軍醫大學調防回到重慶市。那時重慶市還屬於四川省，而四川是人口大省，當時的人口就近一億，由此國家提出計劃生育後，重慶市率先實行。解放軍在文革時期號稱「大學校」，凡事都必定帶頭，因此我們軍醫大學積極開展計劃生育工作，措施落實非常到位，用今天政府工作的流行話語說就是一要「工作做在前面」，二要「不留死角」。
所謂「工作做在前面」，以我的經歷是這樣的：
軍隊裡，軍人的戀愛和結婚都要事先報告組織，必須經組織批准。獲得批准後，戀愛中的男女雙方才可以在工作之外，有較多的單獨接觸時間，否則將可能被看作是「不正常」，有「作風問題」。待到戀愛成熟，必須請求組織批准結婚。從寫申請報告開始，想要結婚的人就被列入計劃生育工作對象，此後個人的床笫私生活被計劃生育工作所籠罩。
那天，有兩位幹部代表組織來找我。一位把我的結婚「申請書」還給我，告訴我可以憑申請書上蓋有單位紅印的「同意結婚」的組織批准文字去地方民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另一位代表組織祝賀我被批准結婚，同時遞給我兩種口服避孕藥（一種是需要計算生理周期而服用的長效避孕藥，；另一種是以備一時激情事前事後補救阻止受孕的藥）。這位詳細講解藥的服用方法，並一再提示「組織還沒有批准你懷孕，為了你的身體健康著想，千萬記得服藥噢」。我一邊說了一番感謝組織的話，一邊紅著臉接過避孕藥，對組織表決心，一定按照組織規定，決不擅自懷孕。
所謂工作「不留死角」，是指計劃生育要進入夫婦生活的每一個環節。那年過年是一月下旬，我們利用婚假回家見雙方父母並辦結婚儀式，二月份我們婚假結束從家裡歸隊。一回到醫院，院裡做計劃生育工作的幹部很快就上門了。她通知我們，已經把我們統計進了擬懷孕的人頭中，但還不能懷孕，等候組織決定。
按照計劃生育工作節奏的要求，大概是每年三月份各單位要根據上級分配下來的第二年生育指標，對全院已婚適齡生育夫婦進行大排隊。按照夫婦雙方合併年齡大小、結婚時間先後、女方有特殊情況的看年齡和身體狀況，來確定哪對夫婦可以在第二年生孩子，從而取得懷孕資格。這個大排隊要列成詳細表格上牆向全院人員公布，一方面是為了顯示公平公正，另一方面是為了接受群眾監督，即不該懷孕的如果被發現懷孕了，就要及時處理掉。
軍隊生活很像「清教徒」，各方面管束極為嚴格，我們都自覺遵守男女大防禮數，平時誰都不好意思把感情婚姻作為話題。本來一直習慣於那樣的氛圍，現在剛一結婚居然就被組織把批准擬懷孕擬生育的時間都放上牆公布，當時的感覺就好像眾目睽睽之下被扒光了衣服，那種強烈的羞辱感難以抹去，相當一段時間裡走路低著頭不敢看人。
那時我們醫院適齡生育的年輕夫婦，沒有排上隊的時候，想要爭取排進被批准擬懷孕的行列中去，而到真正取得懷孕資格後，有的又開始發愁。因為，一個懷孕資格對應著一個生育指標，給了你生育指標你卻不能在規定時間裡懷上孕，這極可能造成指標浪費卻又不能靈活轉給其他人，這不僅讓別的夫婦不滿意，而且也增加了計劃生育工作的難度。
所以，每年三月份公布批准懷孕生育對象名單後，計劃生育辦公室的幹部要經常拜訪，了解這些被批准對象是否懷孕。對沒有及時懷上的，幫助採取措施增加受孕機會；如若到近年底還沒有懷上的，計劃生育幹部則在權衡一番後，或者轉給有特殊狀況需要指標補救的夫婦，或者把指標申請推延到下一個計劃生育年度去，總之不能造成指標浪費。
1976年到1978年間，軍隊進入第一個大裁軍時期，我被批准轉業，回到家鄉進了當地最大的國營企業之一。不久，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寫給全體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的提倡計劃生育的公開信發表，大力宣傳只生一個好。我們廠一向各項工作走在前列，計劃生育自然也不能落後。作為轉業幹部，廠里要我帶頭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不再生育第二胎。中國人一向有著多子多福的傳統觀念，我女兒出生後，我丈夫還一心想要個兒子，對廠里來人做計劃生育動員很不滿意。但是作為共產黨員，他不能正面頂撞，於是把事情推到我公公身上，說老人想要孫子。
那時人們的經濟條件都很差，許多人從生到死一輩子待在一個地方，外出旅遊連想都不敢想，我的公公在外地工作，剛好給了廠里幹部一個出差外地的機會，那些幹部們滿面春風地去了。我公公是老工人老黨員，我們廠的幹部剛一說明來意，我公公馬上表態說只要黨的號召他都積極響應，於是幹部們那趟差事極輕鬆極圓滿，回來後對著我連連感謝。面對這樣的攻勢，我只能保證不生二孩，還領取了一年40元的獨生子女補助費。
當時的40元比一個三級工人一個月的工資還多，而且政府規定可以領到獨生子女滿18歲，合起來是一筆不小的錢。我盤算著給孩子存起來，將來作她的教育經費。領到第一個40元時，我丈夫一把搶過去，連連說「我連兒子都沒有了，這錢還不該慰勞我喝酒嗎？」他果然拿著錢去買酒了，以後這筆錢就再也沒能存下。
二、我做計劃生育工作
在進企業的第三年，我當選為廠工會副主席，同時兼廠計劃生育辦公室主任。從此，我從「被計劃生育」到「做計劃生育」工作，角色發生了戲劇性的轉換。
1980年代初，我們廠有職工2400多名，其中女工大約400多人，80%處於生育適齡階段。上級對計劃生育工作考核極為嚴格，不僅不能超計劃生育，甚至連計劃外懷孕也視為工作失誤。為此，廠計劃生育辦公室配有兩名幹事，她們的主要任務是發現計劃外懷孕的疑點，一旦出現問題及時動員懷孕女工做墮胎。如何才能及時發現計劃外懷孕的女工，動員她們儘早作人工流產，以從源頭上就堵住超計劃生育呢？這只能從掌握每個女工的生理周期作起。
女性的生理周期是深度的個人隱私，廠計劃生育辦公室如何能做到完全掌握情況呢？這就要將掌握情況寓於對女工的「關心」之中。當時我們廠專門撥出一筆經費來用於發放女工「福利」－－女工生理周期時可以去計劃生育辦公室領取兩包衛生紙（長方型包裝，類似於南方茶點雲片糕的包裝外形），以此為基礎手段，給每個女工建立生理周期台帳。
1980年代初期，生活用品極為短缺，一般人家用的多是紙質粗糙硬板、顏色灰黃的草紙，而計劃生育辦公室發的衛生紙比較潔白、紙質比較柔軟（當然遠趕不上今天一般的面巾紙），吸水性遠強於黃草紙，很適合女工生理周期時用。我們廠里絕大多數已婚工人是三級工，一個月工資36元，靠這點錢養家餬口，日子過得極為緊巴。而計劃生育辦公室發給女工的衛生紙，每包0.75元，兩包就是1.5元，對於生活普遍貧窮的普通工人家庭來說，這1.5元也是一筆不大不小的錢。既然廠里發，為什麼不領？於是不用我們做動員，女工們一到生理周期時，全都去計劃生育辦公室領衛生紙。
領紙要經過一番手續：女工必須褪下自己的內褲，由辦公室兩位女幹部驗看內褲有無「見紅」，查看驗明了才能簽字發放衛生紙。為了保證實施這道手續，廠里專門給計劃生育辦公室安排了個辦公套間。對於已經老皮老臉的年長女工來說，只要能領到衛生紙就好，她們很配合，總是爽快地褪下內褲「驗明正身」。但對於許多年輕女工，尤其是未婚女工來說，這道手續很讓她們難為情。最開始，她們想通過口頭報告而免了幹事的「實地查看」，但無奈計劃生育辦公室的幹事們極認真，沒有一點通融餘地。於是幾番懇求而不見鬆口後，只好紅著臉躲到辦公室內間的角落裡，扭捏勉強地褪下內褲，有的甚至噙著眼淚過這一手續。於是，也有女工寧可不要這「福利」的。但，這由不得她們。當絕大多數女工的生理周期情況都被掌握了，少數不想讓自己難堪而不領紙的女工，就變得分外扎眼了。計劃生育辦公室幹事會找她們的車間主任、部門領導查問情況，而車間主任、部門領導又全都是男的，這些男幹部去找她們當面查問，更讓她們難堪羞臊，於是這些女工只能乖乖地去領紙，去經歷那道必須的手續。今天回想起來，當女工們褪下內褲時，她們是沒有任何一點隱私權利的，而我們也決無任何一點保障個人權利、不得侵犯個人尊嚴的意識。相反，我們不僅被廠領導多次表揚為工作認真負責，而且被上級表彰為創造了很好的工作經驗而大力推廣。
幾個月積累下來，我們把全廠女工的生理周期台帳絕無「漏網」地建立了起來。除了驗明情況發放衛生紙外，辦公室兩位幹事的日常工作就是翻檢女工生理周期的領紙情況，逐漸清楚掌握每個女工生理周期間隔時間的長短和特點。針對普遍存在的「重男輕女」的社會心理，我們特別把已婚已生育一個女孩的女工，作為需要重點監控的對象，從中發現可能計劃外懷孕的蛛絲馬跡。
建立台帳和發放衛生紙，只是開展計劃生育工作的基礎性建設，而大量的工作是在發現計劃外懷孕的疑點後進行調查摸底、做好說服動員、採取補救措施等，這往往不僅需要細緻耐心好脾氣，還要善於博弈。
不像我在軍隊時連生頭胎都得排隊，在地方企業里生頭胎只要告知而不用排隊，但嚴格限制二孩出生。那時人們普遍願意生兩個孩子，很難接受「只生一個好」，對計劃生育有很大牴觸。那些第一個生了女孩的女職工，面對丈夫、公婆希望生個兒子的壓力，常常想辦法偷著懷孕，她們不僅要努力逃避計劃生育辦公室的驗查，而且在懷孕後千方百計地裹住身體正常上班，哪怕是重體力勞動的崗位，她們也得挺下來。
最初沒有採取驗查發紙的措施，就難以作到第一時間掌握情況，只有當女工出現嚴重懷孕反應而影響正常工作了，我們才有察覺。因為發現晚，動員做墮胎的時間期限自然就非常緊，計劃生育工作往往很被動，我們不得不「高速度運轉」。
開始是一上班就到懷孕女工崗位上，盯著一遍又一遍地希圖說服她，不行的話就找車間主任、部門領導一起談，甚至扣發獎金、暫停上班。有時候女工同意而家人堅持，我們就得下班後到女工家動員她丈夫，再不然周末下鄉到女工的父母公婆那裡做工作。
400多女工里只要有幾個是「難啃的骨頭」，我們計劃生育幹事就「有得受罪」了。我們把自己下班後、星期天的休息時間全都搭進去不說，而且得剝去尊嚴卸下面子，委屈著自己上門去，一口一個「大哥、大嫂、大爺、大媽」地叫著，始終陪著笑臉裝孫子說好話，經常是在白眼冷臉中進門，譏諷罵聲里出門，鼓鼓的一肚子窩囊氣回來。
那時我也才30歲出頭，臉皮嫩，開口說避孕、墮胎就臉紅，遇到情況常常手足無措、狼狽不堪。一天晚上，我上門給一位女工丈夫做動員，好話說了一大蘿。沒料到那女工丈夫越聽越煩，突然爆發起來：「共產黨管天管地還要管到我們夫妻床頭上來，你們太過份了！出去！」他完全暴怒了，往外推搡我。一剎那間我蒙了，挨了一頓臭罵不知如何回答，還沒等反應過來就被轟出門去，眼淚刷一下涌了出來。
我一個人是不敢去了，但工作還得接著做。隔了幾天我搬出女工的車間主任、廠工會主席等，組成頗有聲勢的「工作組」上門。那女工的丈夫見是自己老婆的頂頭上司來了，言語收斂了，態度也好了不少，但接著就給我們「出題目」。
那丈夫提出女工現在的崗位太吃力，要求調崗位，車間主任當場答應了。隨後，女工丈夫問，做墮胎傷身體，廠里有什麼補償。我趕緊介紹廠里的「政策規定」，比如墮胎休假、術後營養補助等。好說歹說，終於答應了做墮胎。回來的路上我高興極了，那女工的車間主任冷冷地丟了一句話「拉鋸剛開始，後面有你頭疼的呢。」那會兒我真的不理解，後來的事情表明，我的麻煩剛開始。
接下來的事情是，派出廠計劃生育幹事陪同女工去醫院做墮胎手術。女工住院期間我們基本每天探訪，女工出院廠里派車將她送回家，按常規休息一周後正常上班。這時，我開始理解什麼叫「拉鋸」了。
做了墮胎的女工，大凡都不按時上班，她們帶個信來說身體沒有恢復，於是計劃生育幹事替她們開延期上班證明，延期時間算作為正常出勤，不扣工資。這一般是一個星期。一星期過去了，女工丈夫來說她這疼那不舒服的，我們再替她到廠醫務室開病休條，至少三天，不扣工資。幾個病假回合過去，依舊說身體不好，要求再休。這時我們坐不住了，買上水果點心營養品上門探視，有的再陪著上醫院複查，疏通醫院給開病假。待醫院病假休完再複查，告知一切正常後，女工還是不來上班，說腰疼腿疼要營養費要換崗位，有的藉此要求調出車間，從三班倒工種換上白天的日常班。
所有「拉鋸」都是以做了墮胎為名，我們就脫不了干係，從跑醫院跑家門跑車間到跑廠領導辦公室，四處磕頭作揖，見誰都說盡好話協商事情。好不容易擺平了，女工這才上班了。
事情還沒有完。到月底發工資，女工丈夫來了，拿著工資單說，廠里欠女工錢，要求補還。那時企業對職工上班考勤較嚴，病休三天不扣工資，再多休的，有一天扣一天，除非你住院。女工做墮胎前前後後差不多一個月沒上班，工資自然被扣去不少。於是女工和家人不幹了，一趟趟來計劃生育辦公室，要求我們補回她的「損失」。計劃生育做墮胎是必須的，企業工資規定又是死的，這把我夾在當中了，咋辦呢？為了平息矛盾，我只能變通處理。當時，廠工會對職工有困難補助金，每季度討論一次補助發放問題。我利用自己的廠工會副主席職權，每季度職工困難補助時，視情況給予一次性或多次性補助。然而，補助金是全廠所有職工的，若明顯偏向墮胎女工，工人們自然意見紛紛，於是我又得努力解釋，甚至請廠領導出面做工作。
還有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由於不少女工及其家人很缺乏醫學常識，做了墮胎後從此落下心病，但凡女工身體不適，就要怪罪是做了墮胎的緣故，甚至有的夫妻生活不協調，丈夫也認為是「墮胎做壞了」，由此而起的家庭糾紛也會鬧到計劃生育辦公室來。後來經過計劃生育知識的一再宣傳普及，才逐漸消失了攪鬧現象。
驗查發紙，不只針對已婚女工，也包括未婚年輕女工。驗查發紙，對已婚婦女來說只是執行計劃生育工作要求；但未婚女工若是經驗查發紙被發現未婚先孕，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那就是聲譽全毀、幾乎沒法生存的滅頂之災。當時我經手處理過這樣一件事：
廠里有兩個女工同在一個崗位工作，兩個人從漸生嫌隙到矛盾尖銳。一天，計劃生育辦公室幹事匆匆來找我，說那兩人中一個年紀稍大的已婚女工反映，那年輕女工（當時正談朋友）情況可疑。幹事翻查了生理周期發紙記錄，果然有空缺月份。如果真的發生未婚先孕，我們計劃生育幹事是要被追究責任的。計劃生育辦公室幹事請示我，是否要對那年輕女工採取些措施。
我讓那幹事先不要聲張，我去了解情況。這年輕女工有一親戚是廠醫務室的女醫生，我把那女醫生找來單獨說了幾句，無非是請她幫著關心一下，那位年輕女工如果身體有什麼不舒服不要拖著。那女醫生過了一星期後來悄悄告訴我，已經做了墮胎。我讓女醫生告訴她趕緊去計劃生育辦公室領紙，就說生理周期有點兒亂了。第二天，計劃生育辦公室幹事笑咪咪地來匯報，說虛驚一場，那女工來驗查領紙了。我淡淡地說：「女人的生理周期又不是高精度儀表，總有個提前錯後的，不要聽風就是雨。」這事就過去了。那女工後來結婚成家了，我也調離企業去了別的單位。大概7、8年後，我早已調到了別的單位工作了，那年輕女工為我女兒親手鉤了一件十分精緻漂亮的粉紅色花式毛衣，專門托人送到我後來工作的地方。
20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