嘆為觀止的集權事功
中國大規模植樹工作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自1978年以來，該國在其綠牆倡議下種植了約660億棵樹，這是一個旨在減緩戈壁和塔克拉馬乾沙漠在中國北部蔓延的長期項目。
根據發表在《地球物理研究通訊》上的一項新研究，衛星觀測顯示，這些種植的森林的葉子樹冠擴張速度比附近的天然森林快66%。研究人員將快速生長歸因於年輕的樹木、積極的森林管理、使用快速生長的物種、戰略間距以及與周圍植被的競爭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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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紅旗渠之治水事功極致
以人力興大工程，原是一種「大河文明」，從幾千年前古埃及和金字塔就開始了，或它也可稱為一種「治水社會」之功效。
易興大事功也易生大災難，應是「治水社會」衍生的一個特徵，我從美國生物學家賈德戴蒙著《崩潰》一書中，看到非常貼近的描述，他分析道：中國海岸線平直，無大型半島，主要河流由西向東、平行排列，利於「大一統」，因此早在公元前221年，核心疆域的統一局面就壓倒分裂，這也使得統治者可以在廣大的疆域內，隨意改弦更張，事情不是更好就是更糟，常常在須臾之間。
在中國，這套事功的典範即那條「紅旗渠」，真乃古今中外也找不到這麼完美的一個「治水社會」，且出現在二十世紀，一九七五年我在豫北跑農村，跑得最勤的地方，是安陽（彰德府）西部最缺水的太行山區林縣，「紅旗渠」如一條青龍纏繞太行峭壁，乃是文革期間全中國最驚人的水利事功，非常難得而生動的一個「治水社會」標本。
林縣地處晉、冀、豫三省交界處，山地面積占70%，所謂「七山二嶺一分田」。這裡的太行山余脈，皆自西向東傾斜，地質構造猶如漏斗，留不住水，幾條過境河，才露出頭就都流走了。明朝以來五百多年間，大旱104次，民眾皆往山西逃難，呂梁山一帶多有「林移村」。對付這樣惡劣的自然條件，自古鬆散、官府不達縣以下的中國民間社會，自是無可奈何。黃仁宇認為，中國傳統官僚制度（亞洲大陸主體的產物），管轄過於廣闊而無效率，不能具體而微，後來「蔣介石及國民黨因抗戰而替新中國造成一種高層機構，毛澤東及中共因土改而造成一種新的底層機構」，這個理論在林縣被應證得淋漓盡致。五四年派來的縣委書記楊貴，受「大躍進」氛圍激勵，萌發從山西引水的「狂想」，並鎖定漳水，即《西門豹治鄴》中提到的「河伯娶婦」的那條千古聞名之河。
「紅旗渠」開鑿於文革時代，乃是可以跟山西大寨媲美的一個奇觀，實際上超越大寨。周恩來曾不無自豪地告訴國際上：「新中國有兩個奇蹟，一個是南京長江大橋，一個是林縣紅旗渠」。但是對這個奇蹟，至今沒有一個到位的解讀。其實楊貴以曠古未有的「底層機構」制度（黨），組織十萬農民，一錘一鉚地削平一千多個山頭，打通兩百多個隧洞，在太行山的岩壁上，開鑿長達1500公里的引漳入林工程，與其說它跟瑪雅金字塔和復活節島石像一樣嘆為觀止，倒不如說它奇蹟般地把「治水社會」重演一次在現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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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旗渠是「政治決策」，所以才會幹枯。戴蒙在《崩潰》中寫道：中國淡水資源的人均擁有量，僅為世界人均擁有量的四分之一，而且南北懸殊，北方僅為南方的五分之一。尤其農業灌溉三分之二靠地下水，含水層正在慢慢枯竭。中國是世界上河流斷流問題最嚴重的國家，至今河水仍在被不停地抽取，因此斷流問題進一步惡化。例如從1972年到1997年這25年間，有二十年的時間黃河下游出現斷流，而斷流天數也從1988年的10天增加到1997年的230天，甚至在潮濕的南方，如果遇到乾旱季節，長江和珠江也會斷流，從而影響航行……。
二、鬼推磨：兩億廉價勞動力
近三十幾年，中國有兩億廉價勞動力拼命工作，對這個世界的意義，大概要等一百年後，才看得比較清楚。
這麼龐大的物質生產，財富創造，只獲得了維持一個腐敗專制政權那麼一點意義；或者僅僅令一種粗糙的「國家主義」（從政治控制到經濟干預）在如此巨大的一個社會中得以實驗且極為成功，又因為自由經濟乏力困頓，這樣一種解釋，令我實在不甘心。
一日偶讀《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那位天才型的以色列青年尤瓦爾·赫拉利寫的兩本暢銷書之一，他闡述「農業革命」在人類演進中的意義，解析人類擺脫250萬年的採集狩獵階段之後，開始馴化植物、飼養畜牲——關於農業對人類的重大意義，論述甚廣，我記得《槍炮、細菌和鋼鐵》一書中，詳述農業帶來定居、專職精英、士兵、征服等等，赫拉利也作如是觀，說農業正是未來大規模政治和制度的基礎，他寫道：
『正是這些徵收來的多餘糧食，養活了政治、戰爭、藝術和哲學，建起宮殿、堡壘、紀念碑和廟宇。在現代晚期之前，總人口有九成以上都是農民，日出而作，胼手胝足。他們生產出來的多餘糧食養活了一小撮的精英分子：國王、官員、戰士、牧師、藝術家和思想家，但是歷史寫的幾乎全是這些人的故事。於是，歷史只告訴了我們極少數的人在做些什麼，而其他絕大多數人的生活就是不停挑水耕田。』
「倉廩足而知榮辱」，在「全球化」的今天獲得新的含義。中國巨大的社會勞動，在東方比較保守落後的社會裡進行，不僅製造了極少數權貴階層，它也意外地令比較開放、自由的西方社會，得以更閒暇地專注精神、價值層面的嬗變和提升。這個星球的確分成兩半：有幾億人勤勞並註定拼命使用肌肉而不太勞煩精神，而另外幾億人盡可以騰出精力玩得更高級一些——世界原本就是這麼分工的，在吃不飽的飢餓時代（腸胃優先）是跑不出「同志」來的。
很有趣的非預期現象：六十年代在西方，自由主義、民權運動、社會福利等價值提升，恰恰造就了他們八十年代後的經濟低迷，仿佛預先為後「六四」的中國幾億廉價勞動力出場，預備好了市場和購買力。所以，西方福利社會運作的條件之一，是東方必須出現一場龐大的物質生產運動，並且是維持低勞保、低工資、低人權的，否則不可能形成，而西方經濟也會崩潰，因為資本的鐵律是剩餘價值，它兼顧「美國優先」和「中國模式」的襯底，柯林頓時代將貿易與人權脫鉤，是「符合」資本性格的行為。
另一個未明的機制是，價值嬗變抑或提升的肇因，究為痛苦還是愉悅？或兩者兼顧？將生物學引入人文領域乃當下時髦，物種的自私傾向甚至是存活選擇決定的，是基因的規定，所以利它的價值提升（文明基本含義），居然有反基因（克服基因趨勢）傾向。但是我們可以窺見，六十年代西方的價值嬗變，其總趨勢是符合基因選擇的，即利己主義、個人主義的強烈抬頭，但是女性覺醒、女性主義興起的直接後果，是核心家庭的解體，它導致了離婚率上升、生育人口下降、單親家庭普遍、子女孤單等一系列問題。
但是另一個非預期後果，是單身孤獨的寂寞，可能導致社會對同性戀容忍度擴大，竟意外地使少數的同性權利得到普及，這在社會仍然以婚姻家庭為風氣的保守氛圍中，是不可能的。反過來卻是，同性風氣又進一步解構傳統家庭，同時由於生育的替代需求，而推動試管嬰兒、無性繁殖技術的精進。所以，女性撤離家庭的後果，其實是傳統生殖功能的衰減，直接危及人類物種的首選：繁衍後代。
然而也不盡然。2011年全球人口已突破七十億大關，早已超出地球負荷而成一大危機，其中出生率上升和壽命延長是兩大因素，與此同時，歷史上造成人口銳減的戰爭和飢餓兩大因素，也消停了近七十年，導致大自然平衡的「馬爾薩斯災難」失效。
可是另一種神秘機制，又悄悄地進行新的人口填補。實際上已開發國家的生育率，因為富裕而不振；反而是伊斯蘭文明圈內人口激增，天主教拉丁語的南美洲出生率上升，呈現出來的弔詭是，制度好保障人權的地區人口下降，壞制度失敗國家卻大量繁殖。這裡提供的結論是，人權保障個人主義上升的非預期效果，居然是節制生育的。「人口之最」的中國計劃生育頗具成效，在這裡是個特例，但是惡果嚴重，導致中國勞動力萎縮。
三、我們有過一部趕超史
集權既「舉國體制」，在中國最早的事功是體育。
球賽在中國是政治物件，如毛澤東跟西方的媾和，是從桌球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禁絕大部分門類的藝術，獨尊京劇，搭配體育，跳起寂寞的雙人舞。不知道是不是秦始皇焚書坑儒那會兒還沒體育，所以它能在兩千年之後溜號？這竟然構陷了世界桌球男子單打冠軍莊則棟有染「紅都女皇」江青，成為文革後期膾炙人口的黃段子。
新中國的體育，是一枚「雪恥」的溫度計。中國近代思想史，原本是近代恥辱造的孽，委實延續出一段新中國續篇，或可稱一部《「東亞病夫」摘帽記》，卻絲毫沒有引起理論界的重視。要知道，「東亞病夫」這四個字構成的恥辱，藏在歷史記憶並不深遠處，卻控制著近代以來華夏民族的潛意識。這個詞的出現，最早據說是1896年在上海的英文《字林西報》上，乃西人泛指「落後國家」，其意與「個人體魄」原本無關；卻是我們的「如椽大筆」梁啓超，1903年發表〈新民說〉，首次用它來說國人；1904年曾樸用它作筆名，開始發表、出版《孽海花》（至1941年止），也跟體質虛弱相聯繫。顯然，這是國人給自己扣的一頂帽子。
「解放後」，中國要出「東亞病夫」這口惡氣，所以前十七年的國家體委主任是元帥級的賀龍，他同時兼任軍委常務副主席，掌兵權的管體育，可見其功能。但中央領導人對足球賽都很情緒化；六四年國家隊輸給巴基斯坦，賀龍一怒之下竟將其解散；八一足球隊出征前，外長陳毅（也是元帥級）對隊員說：你們要贏巴西隊，「我陳毅就給你們磕頭!」鄧小平要看電視轉播足球賽，下令中央電視台晚間八點不准插播新聞；九〇年亞運會中國輸給泰國，鄧竟打電話責問萬里：「怎麼搞的，我們這麼個大國連泰國都打不過啦？！」
政客（國家領袖）不一樣，中國球迷跟英國球迷絕對不是一個種類。北京學生鬧事之前，早有球迷鬧事；中國政治危機的先聲來自球場，只是沒人讀得懂。八五年北京工人體育場的「五一九」球迷騷亂，我們不妨把它當一個起始點，生發出兩條平行的軌跡：一條是從這綠茵地，延伸到幾年後的天安門廣場，空間變得更闊大，模式則從球迷騷亂轉變為街頭政治抗議；另一條則是銜接到「鳥巢」，空間沒有廣場闊大，但是「雪恥」的含義濃烈到了頂點，幾近凱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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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視對民眾灌輸愛國主義之濫情是中國電視的一貫作法。1961年4月，使電視和桌球同時在中國暴得大名的一場國際比賽——第26屆世界桌球賽，至今令中國人記憶猶新，整個所謂「祖國話語」都是在那時被植進心靈的——莊則棟的勇猛、李富榮的穩鍵、徐寅生十二大板扣殺星野、丘鍾惠絕境一球扳成女單冠軍等，這些仿佛是命運的決戰，當年都讓中國人如醉如狂。
北京當時約有一萬架電視機，幾乎每架之前都擁擠著幾百人。1981年第36屆世乒賽，中國囊括了全世界七項冠軍，一時仿佛「拔劍四顧心茫然」，老百姓開始對桌球「小球」沒興趣了，中國的桌球也由此從頂峰跌落。
同一時期，中國人正為他們的「大球」苦惱。足球不爭氣，連亞洲都沖不出去，讓球迷們痛苦萬分，電視台每轉播一次都要鬧事。突然，1981年中國女排在日本舉行的第三屆世界盃，奪得第一個中國大球冠軍，此後又「二連冠」、「三連冠」，成了民族英雄。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爭奪「四連冠」，最後一局即將決出勝負時，實況轉播突然轉為「新聞聯播」，觀眾勃然大怒，怨聲四起。後來中共「十三大」開幕新聞專題，同中國足球衝出亞洲的關鍵一戰轉播時間衝突，中央批准把時段讓給球迷。
1981年乃中國人的體育年。3月20日，中央台通過國際通訊衛星實況轉播世界盃排球賽亞洲預選賽，中國男排反敗為勝，擊敗韓國獲小組冠軍，電視轉播之後，北大、復旦、科大學生立即在校園遊行，高呼「振興中華」——這個八○年代最煽情的口號，便是一場體育賽事的電視轉播所引發的民間產物。那天還有人跑到復興門廣播大樓門前高呼「中央電視台萬歲」。
北京要把2008奧運辦成一幕「雪恥」大秀，國際社會是看懂了的。美國作家夏偉（Orville Schell）在美國《新聞周刊》的點評，便使用了一個字眼：humiliation（恥辱），並詮釋得甚為透徹：「中國終於可以自我陶醉於它的國家認同，從受害者轉為勝利者，全賴奧林匹克的點金術。一場盛大的象徵性的一舉成功的比賽，意味著中國歷史上的恥辱一筆勾銷，翻過它那受難遺產的一頁，這個國家走向了春天，在世界舞台上重生，儘管中國人可能還會不對勁地繼續尋找他們的自信。」
研究義和團運動的美國漢學家科恩（Paul Cohen）也指出，中國意識形態的監督者們，隨時隨地、從不猶豫將國家舊時之痛「用於政治的、意識形態的、修辭的和情感的需要」，放大其受難性質，獨占了所謂「往昔痛苦的道德權力」。
中南海非得抓住國際體育盛會的機會，來向世界宣布他們收復了國家尊嚴，自然涉及到眾所周知的那個近代圖騰「東亞病夫」。這個精心設計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民族心理上對「恥辱」的培育、教唆，應有一個二十多年的草蛇灰線可尋，這便令我不由得回味起一九八七年重返製作《河殤》時期，那「五一九」球迷的狂躁，竟給了我第一個靈感：哦，我們中國人原來有「輸不起」情結。
你看在這些體育競技場上，中國人是多麼狂熱呵。
當五星紅旗升起的時候，大伙兒都跳、都哭。
如果輸了呢？大夥就罵、就砸、就鬧事。
一個在心理上再也輸不起的民族。
中國女排的姑娘們已經是五連冠了。壓在她們肩上的是民族和歷史的沉重責任。假如下一次她們輸了呢？
《河殤》這個著名的開頭，靈感就來自「五一九」的工體騷亂。
但是，「新中國」的趕超意識，就是一種競技，是要跟西方（國際）比快慢、高低、勝負、優劣，在所有的領域裡比試；體育是第一利器，豈能逃脫？所以，它是由一個元帥主管的、半軍事化的、「從娃娃抓起」的、「一條龍」的、仗著人口基數大「萬里挑一」的、急功近利型訓練模式的、一將成名萬骨枯的……，總之，是和平建設時期的一支「雪恥」軍隊，戰略目標是用最短時間，衝到世界第一。這個戰略的最早模式，就是毛澤東的「趕英超美」，後來又直接成為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
這種「趕超欲」，被民族心理的自卑、嫉恨所驅使，也被梟雄玩於股掌之上，不僅在五○年代鬧了一場荒唐的「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人；更在「開放時代」被來自西方的資本、文化所煎熬，仇外心智愈趨偏狹愚昧。凡此種種，令晚近中國二三十年，瀰漫著憎羨交織的人格分裂氛圍，摘除了「東亞病夫」的帽子又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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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國五步「支配世界」
麥金德《陸權論》：誰控制了中亞腹地，就控制了世界島，也就能控制了世界。
馬漢《海權論》：制海權對於一國力量最重要，海洋航線帶來巨大商業利益，保有強大艦隊、商場、港口才有此一利益。
斯皮克曼「邊緣地帶」說：地緣戰略地區和資源富集地區，都是「可爭奪地帶」。
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西方有上述三大著名地緣政治學說，也是冷戰時期的戰略依據，最近忽然被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史蒂芬•班農，拿去詮釋一番，2019年3月13日他在日本，發表了一個演講，矛頭直指中國。他說在最近發生了兩件事情：一個是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的長達三個半小時的講話，另一個就是美國布朗大學的沃森中心做了個研究報告，結論是過去十七年美國的反恐戰爭總共耗費了5.6萬億美元，但是沒有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獲得真正的勝利。班農極為苦惱：
「習的十九大報告，長達三個半小時，道出了他們未來全球霸權統治的計劃，而西方對此根本沒有人關注。中國領導層的計劃有五個方面，他們基本上是在規劃未來幾年發生的事情，他們認為他們實際上會控制世界的主導地位。
「第一是2025計劃，這是中國領導層幾年前提出的一項戰略計劃，掌控全球10個產業，其中3個產業，晶片及矽片製造，機器人和人工智慧，將使中國在21世紀裡統治全球的製造業。
「第二是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是中國真正大膽的地緣政治擴張。每當我在美國各地談到此事時，他們都說，哦，哦，班農，你錯了，你錯了，中國人從來都不是領土的擴張主義者。他們其實是地緣政治的擴張主義者。」
原來西方三大地緣政治學說，被北京活學活用了，證據就是「一帶一路」。班農說，「一路」就是中國從絲綢之路開始擴張，把中亞那些重要的國家聯繫在一起，用孔子重商主義的市場模式，把伊斯蘭教政治統一到一個市場中去，這不就是「陸權論」嗎？不就是要控制「世界島」嗎？
中國人在波斯灣、吉布地、南中國海做什麼，用海軍、用港口控制世界島嶼，把沿途的主要港口都連接起來。這是他們的「一帶「，這不就是馬漢的《海權論》嗎？
所以「一帶一路」，就是把麥金德和馬漢的理論結合起來，以前從來沒有人這麼幹過。
班農說中國人控制南中國海，在那裡造島，實際上更加大膽，這不是斯皮克曼的理論嗎？該理論是關於從海洋向內陸的溝通線，把侵略者遠拒國門之外，在他們的勢力範圍之外，讓日本和美國無法發起大規模的入侵。
習近平講的第三件事是5G網絡。中國在這方面比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先進得多，如果他們趕在前面完成這項工作，他們將再一次在科技技術上占主導地位。
第四是金融技術。目前西方以及日本和美國等國尚且可以把它從世界資本市場上踢出去，對它的公司實行真正的制裁，或者把它的銀行從全球資金流中趕出去，或者將它的大銀行隔離於全球資本市場之外。這是中國今天的一個弱點。但是5年、7年或8年後，隨著他們金融技術進步，這種可能性將會消失。
第五是開始用人民幣，來作為汽油和所有石油產品的兌換貨幣，讓美元失去儲備貨幣地位，也使美國在世界資本市場失去極大影響力。
這五大方面，便是 中共領導人戰略部署，到2030或2035年，他們就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也就是說，十五年後，他們將成為世界霸權。
西方根本無人注意北京的這個大動作；
西方還會有人記得鄧小平「韜光養晦」那四個字？
海派江澤民渴求入世的低三下四，也早已被人忘得一乾二淨。
五、中國由盛轉衰
廉價勞力，是中國起飛的訣竅，這是北京的一項「專制紅利」，由中共打造，西方資本主義艷羨而不得，然而也不要眼紅，因為「中國由盛轉衰只需30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CDE），針對中國取消獨生子女政策，展開一項研究，得出這個結論，它預測中國經濟將在2030年達到頂峰，然後到2060年左右會再被美國趕超。中國生育率仍遠低於其更替水平，這導致中國勞動力市場也開始萎縮。中國15歲至60歲群體的人數在2012年開始下滑，預計還會進一步降低。到本世紀中葉，中國勞動力將下降約四分之一。到21世紀30年代左右，中國經濟必然趕超美國，但在此後，由於人口老齡化，中國經濟增長將開始減速。
中國目前最大的對手，是東南亞與印度的約二十億「農民工」，他們比中國農民工更廉價、更年輕、素質更高，很大一部分能說英語。在馬來西亞，一個二十來歲高中畢業的印尼籍傭月工資不到1200馬幣，即不足2000元人民幣，英語流利的菲傭月工資在2500元人民幣左右。周邊國家年輕勞動力可謂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他們與中國農民工一樣，馬國無需負擔他們福利；而且，這些國家沒有嚴密的網絡防火牆，包括越南在內，所有東南亞國家google、facebook、twitter、youtube隨便上；這些國家「民主憲政」不是敏感詞，沒有那麼頻繁的刪貼封號；這些國家的執政者不管好歹都得靠競選上台，連緬甸都「選舉」了。
整個地球當前只需要五億人從事低端製造業。一旦東南亞與印度二十來億人口中，有四五億人真正融入世界經濟分工體系，中國的產業向外轉移將勢不可擋。由於中國的勞動法、驅趕大城市低端人口、一刀切的環保風暴、高稅收、產權人權保障不力、各種運動式執法、土地壟斷導致的社會綜合成本上升等等因素，將加速中國產業外遷的速度，而使失業風暴更加猛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