呦呦鹿鳴黃志傑，是我就業的最後一家媒體的同事，他是主編，我屬於下面的一個部門。可是，我沒等到這個部門推出第一篇報導，就跑了。
復盤過很多次：或許我那次不走，再多做一年新聞，我的生命會不會曲折成另一個軌跡？
在我離職前，黃志傑請我在朝陽門外的一間小餐館聊到深夜。回頭看，那是新聞理想對我的最後一次挽留。
昨天下午，黃志傑推送《刀筆巔峰之作：我讀長沙「女幹部占車位事件」》之前，我們又聊到了新聞和理想。
當時我剛推送了日長沙這份通報，妙就妙在不撒謊。我截取了通報中，女幹部謊稱出差無法挪車，卻很快被苦主識破之前的情節，分析事實是如何被某些人刻意取捨與裁剪。
黃志傑認為我寫得太短，我說我對這種破事，沒有精力去仔細爬梳。於是倆人都感慨道，扒拉這種小事，與其說無聊，不如說是屈辱。在二十年前，恐怕連都市報社區版的邊欄都不屑去發這個。
我非要評論此事，是被官方通報激出來的。長沙有一些寫材料的，可能覺得四海無人，可以任意欺矇。我給他們見識下另一種可能。
輿情處置本是力與慧的混合雙打。倘若可以一力降十慧，就直接施展神通得了。把那份通報，改成「匯報」，呈給願意相信的領導們，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內容呢，也敞開了寫，比如那個車位主人八歲時曾盜竊鄰居三個西瓜，從此奸頑成性數十年…
霉就霉在，既沒有噤聲四海的本事，又掩耳盜鈴，幻想天下人既昏盲又聾啞，可以任由「引導」。
無論公司還是公家，應對輿情最忌這種倚門饒舌的二臉子。啥都想要，又啥都不徹底。挨打呢，不想立正。懟臉噴人呢，又心虛，只能玩些暗戳戳的文字遊戲，暗示自己從不向真相低頭。
當然，我也不會幼稚到相信操刀此通報的那些人會被追責。對他們來說，苦主終止維權，通報再一出街，此事就可以存檔。那份通報的描述與措辭，大概率也得到過苦主的默認。他不鬧就是海晏河清。
好官大家繼續為之。群眾只知道這份通報由長沙市紀檢監察、公安、體育、屬地街道等部門參加的聯合調查組出品，並不知調查組成員都有誰，又是誰參與撰寫通報，誰最終審核定稿。
斗膽想想，要是這份通報的末尾，附上一連串的官銜和人名，會不會就會是另一個文風？
讓辦事的人實名負起責任，是起碼的行政倫理。一旦匿掉名字，很多部門參與，就意味著沒部門真正參與；很多人負責，就意味沒人真正負責。
一份拒絕署名的通報，固然可以透露部分事實，卻一定更方便潛藏更多真相。
在阿倫特°所說的「無名之人的統治」中，人們只需要服從命令，行為很少被留痕，幾乎不用擔責，惡之平庸性就由此而生。
平庸到，連一塊車位大的輿情都沒法擺平。惡到，連一塊車位大的道理都要攪渾水。
當越來越多的輿情應對，都淪為揣摩上意、虛應故事、瞞天過海的刀筆吏遊戲，那還不如不應對，放輿情一條生路，又能怎？
剛聽說胡錫進老師發文，呼籲大家不要盯著長沙通報挑刺。它在急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