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9年1月到1972年12月，我在陝西省延川縣關莊公社太相寺大隊劉家灣村插隊設籍，當了四年農民。
1.哭聲震天離北京
1969年1月13日，是我人生的重要日子。
1968年12月21日，毛澤東發出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後，北京便掀起了上山下鄉的高潮。我所在的清華附中初641班，去黑龍江、內蒙古、雲南、山西插隊的和參軍、留京的有十來人，這次，其餘的三十多人都報名去陝北，我也是其中之一。
當農民不是我的初衷，當時我只有17歲，上初二，但在時代大潮的裹挾下，個人沒有選擇。文革頭兩年，我們曾在京郊東北旺下鄉勞動，見到了文革前下鄉的知青，一進他們住的房子，從灶台上飛起烏雲般一片蒼蠅，他們預言，我們的命運肯定和他們一樣，也會下鄉，我還不相信。我以前沒有明確想過這輩子要幹什麼，但肯定是要上大學的，不然也不會報考中學時都選大學附中。
文革初期，班上的同學仿效秦始皇焚書，在宿舍里把我的中學課本都燒了，看著臉盆里還在冒著煙的灰燼，我黯然神傷，覺得是個不祥的兆頭，但還存有幻想，覺得上不了學的噩運不會真的降臨到自己頭上，因而前幾批去雲南、黑龍江、內蒙古、山西農村插隊，我都沒有報名。然而現在，有偉大領袖「最新最高」的指示，在「忠不忠，看行動」的年代，你還能有什麼選擇？
臨走前，大約是1968年12月，我騎車去看爸爸（吳磊伯，地質學家，1935年在北大參加「一二九」運動，加入民先隊和共產黨。1943年，和南延宗第一次在中國發現了鈾礦；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又指導廣東省地質隊發現了當時中國最大的鈾礦211特大型鈾礦床），向他辭行。當時他還關在牛棚里。
文化大革命時期，我爸爸受到了很大的衝擊，我記得最清楚的，是讓他寫交代材料，他寫出草稿來，我們幫他謄抄。無休無止地交代，無休無止地寫，一稿一稿又一稿。要他把30年前的事情按年按月甚至按天寫出來，稍有遺忘，而造反派又從其他人那裡聽說了一二線索，就說他不老實，要他重寫。回想至此，閉上眼睛，眼前就出現了他坐在昏黃的檯燈前，皺著眉頭，苦苦回憶的情景。
我給他謄抄交代材料時，屢屢驚異他怎麼會有那麼好的記憶力，居然能把30多年前的事情按天回憶起來。殊不知，那對他的腦子和精神是多大的摧殘！當時，造反派送給他「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等幾頂大帽子，抄了家，停發了工資，把他關進牛棚（文革時，他們這種人被稱為「牛鬼蛇神」，住的地方便簡稱為「牛棚」）。
我去的那天，天上下著小雪，天陰沉沉的，我的心也陰沉沉的。他的牛棚是原來的圖書閱覽室，人們過去看書的大桌子現在成了牛鬼蛇神的床，床邊有一張小桌子，爸爸就伏在這張小桌子上寫交代材料。桌上放著一包煙，他已戒菸了很長時間，現在卻又抽上了。古人說，抽刀斷水水更流，借酒澆愁愁更愁。
我看，借煙驅愁也好不到哪裡去。而且，那是什麼煙啊，9分錢一包的「羊群」！裡面儘是硬硬的煙梗，抽兩口就滅。劣質的煙霧瀰漫在昏暗的牛棚里，讓人幾乎要窒息。爸爸見到我來很高興，也許這是他這死一般生活中唯一的亮點。他張羅著讓我坐下，問我家裡的情況，什麼時候走，帶的衣服夠不夠，說陝北很冷，讓我帶上他的皮大衣。我沒有拿。爸爸已年近55歲，在牛棚里不知還要住多久，這豬狗不如的境況不知還要延續多久，皮大衣還是留給他吧。
下鄉前，爸爸的工資停發，每月只有14元生活費，媽媽沒有錢為我準備下鄉的行李，賣了劫餘僅剩的結婚金戒指，在當時，也只賣了幾十塊錢。我走後，姐姐妹妹相繼下鄉，也要準備行李，但再沒有細軟可賣，媽媽只好把我上中學時騎的自行車也賣了。
1969年1月3日，我忽感不適，發燒頭疼，可能是感冒了，去北京人民醫院看病，那還是在白塔寺的老院。記得是在一進門往右拐的第一間診室，大約有幾十個人在門口等著看病，在排隊等候時，前面的人聽說我再有兩天就要去陝北插隊，紛紛說：「你先看，你先看。」把我讓到了最前面。看病的是位女大夫，給我看病時親切地叮囑我注意事項，這都讓人心裡暖暖的，感到人間還有溫情。而前幾天做下鄉前體檢，那是在海淀醫院，檢查的速度快極了，在一個大夫前也就停留幾秒鐘，拍拍你的背，按按你的肩膀，就通過了！連脊柱彎曲、少根肋骨的都合格。
往學校運行李時，是我生平第一次蹬板車，我騎著借來的三輪車拉著行李騎在去學校的路上，還得意自己第一次騎就騎得這麼好。但樂極生悲，在魏公村附近，不知怎麼撞了一個騎自行車的人，把他的自行車大梁撞彎了，只好花了五毛錢給他修車。
本來說元月5日出發，不知為什麼又推遲到元月13日。
1969年1月13日，我離開北京，乘火車去銅川，爸爸還在牛棚，媽媽和姐姐妹妹去送我。我們是從北京站出發的，車站上人山人海，那一天，我真正知道了什麼叫生離死別。
上了火車，安頓好以後，我便站到窗口，聽著媽媽的囑咐。汽笛拉響，火車開動時，車上車下忽然爆發出震天的哭聲，響徹雲霄。車下的父母兄弟姐妹追著緩緩前行的列車，拉著車上親人的手，久久不願鬆開，仿佛從此天各一方，再也見不到了。
媽媽也哭喊著跟著火車跑，仿佛想再跟我說點什麼，再看我一眼，再拉拉我的手。車下的人拼命往前跑，車上的人拼命拉住車下親人的手，但火車越開越快，終於把緊緊牽住的手分開。
唐代大詩人杜甫在《兵車行》中描述了將士出征、親人送別的情景「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但那是在戰亂時期。而現在是和平年代，為什麼卻使人感到仿佛是在亂離之世，前途迷茫，再也回不了家，見不到爹娘？此情此景給我極大的震撼，我這輩子只見過一次，但卻深深地永久地刻在了我的大腦中。
當時我年輕的心，以人前流淚為恥，覺得那樣很丟人，車開動後，為了表現男子漢四海為家的氣概，我還與同學們談笑風生，但內心深處，卻也暗暗生出了莫名的恐懼與不安。後來每憶及這一幕，總要想起媽媽，總不禁熱淚盈眶，甚至痛哭失聲。媽媽現在已經離我遠去了，子欲養而親不在，再要盡孝已不可能。人生，人生，為什麼這麼多無奈！
2.從北京到劉家灣
1969年1月13日，我們乘火車離開北京。這列火車是知青專列，車上的一千多人都是知青。也許是年輕人的心裡裝不住愁，開車不久，很多人已經從離別親人告別故鄉的離愁別緒中擺脫出來，又開始有說有笑，時不時，我也拉拉自己帶著的小手風琴。至於以後的事，還真沒怎麼想，下鄉去什麼地方，和哪些人在一起，我都不知道，以為這是學校或者要去的延川縣安排好了的。
但很快地，人們便開始自由組合。有女同學來問我：「吳乃華，和我們一起去吧。」打聽之下，和她們一起去的，還有幾個高二的同學，他們比我大三歲，比我們懂的多，也比我們老練，和他們在一起，豈不是會處處管著我們？我不願意管別人，也不願意被人管，所以沒有同意。
最後，安排在劉家灣的大概是別人組合後剩下的，一共13個人，其中8個人是初641班的同班同學：劉元東、段和、吳乃華、尹清萍、許玲、蔣文佳、熊雪玲、張蒲靜，還有許玲的哥哥許全，張蒲靜的姐姐張蒲真，初642班的同學岳林，以及兩個鐵道附中的女生樊平和李潞萍。
1969年1月14日，火車經西安到達銅川，我們住的地方似乎是一所學校，晚飯時，打飯的大叔一邊盛菜，一邊勸我們：「多吃個白饃，多吃個白饃，再往前走，就沒得吃了。」當時我還不太相信，以為他有點誇大其詞，1962年之後，我們在北京已經不再吃代食品；文革初期在學校附近支農勞動時，饅頭也是管夠；大串聯時，到各地米飯饅頭都能吃飽。現在，難道去陝北又會像三年困難時期一樣餓肚子嗎？心裡存了個大大的問號。但從食堂大師傅那認真的口氣中，又感到不是在說笑話，心頭不禁掠過絲絲寒意，難道饑荒歲月還會再來？
晚飯後在校園裡溜達，聽到什麼地方傳來鋼琴聲，循聲找去，來到一間教室，有個叫馬迅的同年級男生正在彈琴，琴聲優美流暢，看的出來是經過專業訓練的。我從小就羨慕會彈鋼琴的人，少年時，父母見我們喜歡音樂，也給買了手風琴、小提琴、笛子、簫、口琴等樂器，讓我們學，但一直沒有痛下決心買鋼琴。文革初，我到菜市口的委託店逛，看到賣舊的德國鋼琴150元，較新的鋼琴250元，也不知是抄家物資、掃地出門者的東西，還是擔心封資修的惡名而主動賣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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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15日，我們坐了一天的汽車，從銅川到達延安，當時還沒有水泥路或柏油路，只有土路，一輛接一輛汽車行進在陝北的塬上，揚起了漫天的黃塵。我們乘坐的是大卡車，雖然有篷，但車後面是敞開的，一路走，一路黃土卷過來撲進車廂里，到達延安後，人人都是灰頭土臉，變成了貨真價實的黃種人。
1969年1月16日，我們從延安乘汽車赴延川，一路所見山巒，又是一番景象，既不是我在北京或串聯時在南方常見的石頭山，也不是從銅川至延安路上所見的頂上開闊的「塬」，而是像一個一個大黃饅頭那樣的土山，但饅頭的邊緣不是平滑的，而是像巨人的手隨意抓出來的千溝萬壑。
中午飯是在賈家坪吃的，每人發了兩個餅，但沒有給菜。我拿著餅心裡納悶，無論是在學校食堂還是去大串聯，到哪裡都是有飯有菜，怎麼到延川後不給菜吃呢？但實際上並不是沒有菜，確切點說，是沒有北京人意義上中飯該吃的菜，而只有酸菜，放在窯洞門口的一個大盆里供人隨意取用，但好像沒什麼人去吃。在我的概念中，只有炒菜、熬菜才叫菜，而酸菜只能歸入鹹菜的範疇，是早飯時就著稀粥吃的，而中飯或晚飯吃的必須是炒菜或者熬菜。
午飯後，大隊人馬步行由賈家坪走小路翻山去關莊公社。我可能是對中午吃的飯不太適應，肚子不舒服，就照顧我隨著行李乘汽車走大路去關莊公社所在地關家莊。其實到關莊是有公路的，但是沒有汽車，我後來聽說，當時全縣的汽車也不到10輛（不知是不是我記錯了，現在寫到這裡，我還覺得這個數字很荒唐），一路上，我躺在行李堆上，觀賞著沿路的風景，好幾個地方都有松柏樹枝搭成的歡迎知青的彩門。
晚上我們住在公社所在的村子裡，我把自己做的半導體收音機拿出來試聽，高興地發現能夠收到台。
1969年1月17日，我們從關莊往東沿著清平川步行，前往太相寺大隊劉家灣村，25里路。本以為隊裡即便沒有拖拉機，也會趕個馬車來給我們拉行李。沒想到隊裡那麼窮，竟然連個驢車也派不出，而是派人拉著架子車去關莊接我們，車子裝行李，人隨著車走。
在太相寺小學前，隊裡舉行了歡迎儀式，隊幹部致辭之後，我也說了幾句話，無非是鸚鵡學舌似的說些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之類。
晚上，我們吃了到達村里後的第一頓飯，吃的是餄餎（helao），幫我們做飯的是起興（村里一個小青年）的大（二聲，爸爸的意思），澆的湯是洋芋臊子。所謂餄餎，不過就是一種麵條，沒什麼新鮮，但有趣的是做的方式：炕頭的大鐵鍋里燒著水，鐵鍋上架著個類似鍘刀的東西，但鍘的不是草而是麵團，起興大抓起塊揉好的麵團，塞進鍘刀床上的洞裡，然後把鍘刀落下來用鍘刀把上的木塊蓋住洞，再一屁股坐在鍘刀把上，雙手扳住鍘刀床的下緣，上下用力，使勁一壓，一根根麵條就從鍘刀床下的洞洞裡漏出來，滾落到鍋里。屁股的作用發生了如此大的升華，我簡直驚訝得目瞪口呆，根本顛覆了之前的所有觀念。在這裡，我第一次知道，除了手之外，屁股也可以做飯。
3.從學生變農民
從北京去陝北插隊，是人生的大改變。而要從學生變成農民，在生活上，要過好幾關，砍柴、做飯、背糧、買煤、挑水，喝水，一樣都不能少。
砍柴：我下鄉的劉家灣村，位於延安北部的延川縣，那裡是山區，但山上既看不見樹，也幾乎看不見草，從延安去村里時正是冬天，所經過的群山都是光禿禿的，就像一個個黃黃的大饅頭！在夕陽的映襯下，這一片紅紅黃黃的饅頭山，作為風景來看，色彩奇異，群山蒼涼沉寂，確實別有特點。但對於生存在這裡的人來說，就不那麼詩意了。
人要活著，就得吃飯，而要想把飯做熟，就得有燃料。在當時當地，燃料只能是柴或者煤。煤礦在百里遠的永坪，不是想去就能去，得有車有牲口，隊裡去公社接我們都是人當牲口，是想要就能有嗎？惟一現實的是柴。柴也分兩種，一種是農作物的秸稈，一種是山上砍的柴。秸稈在頭年秋天已經分光，要想做飯就只能靠山上的柴。所以，下鄉沒幾天，我們四個男生就受命上山砍柴。
那天是個陰天，隊裡派一個叫劉德的小青年領我們上山，工具是小钁、鐮刀和繩子，小钁用來刨地，鐮刀用來割樹枝，繩子用來捆柴。爬上山去，到處是收割完莊稼的黃土地，哪裡有柴呢？走了七八里，才在一處多年撂荒的山坡上發現了些細細軟軟的黃草，「就是這裡吧！」隨著劉德的一聲招呼，我們明白這就是今天的活兒了。
這種柴經燒嗎？為什麼不砍木柴呢？雖然有疑問，活兒還是要乾的。於是彎下腰，連拔帶割，忙活了大半天，每人割的草也只有約二十斤，而太陽卻已偏西，該回家了。我們背上這第一次砍柴的收穫往家走，心裡有些興奮，也有些惶惑：一天下來，四個人就打這麼點兒，夠燒幾天呢？
這種又細又軟的黃草果然不經燒，以後的日子裡，我們又去更陡峭的山坡上砍過木柴，砍過有刺的圪針（酸棗樹）、檸條，在下雨時節，缺少乾柴，為了做熟飯，我甚至把高粱稈編的鍋蓋、檸條編的筐、裝糧食的席筒子劈了當柴燒。但直到買了煤，燒柴的問題才基本解決了。
做飯：剛下鄉時，隊裡派起興大幫我們做了幾天飯，算是帶我們，後來，我們就自己做飯了。吃什麼？入鄉隨俗，吃小米飯、小米粥、豆麵條、玉米餅、饅頭、攤黃（發麵的玉米面煎餅）、餃子、包子、黑豆錢錢飯、黃米糕，等等。怎麼做？輪流，每人5天。
我在北京也做過飯，但在陝北，滿不是那麼回事。要自己挑水、推磨、拉風箱，自己收拾柴火。勞動通常是早出晚歸，由於幹活在山上，比較遠，為了節約時間，早飯中飯一般是在山上吃，隊裡每天派人往山上送飯，收飯時，送飯人站在村子中央，大聲吶喊吆喝，各家便趕緊把飯食送去，通常用一個馬勺或盆裝著水、小米湯等喝的，用布袋裝乾糧。
水倒在一個大桶里，乾糧放在筐里。送飯人用扁擔挑上山。因而在山上幹活時總能見到和品嘗各家的乾糧。家境好的，吃的是純糧做的乾糧，也就是不摻糠、麩子或谷葉子的糧食（所幸還沒有像三年困難時期那樣吃玉米芯粉）。但多數人，乾糧里總要摻些糠、麩子或谷葉子等等，即使家境好的人家也常這樣吃，這被看作會過日子的標誌。
由於做飯不老練，我也鬧過笑話。有一次輪到我做飯，段和上山勞動。我做的是「哭賴」，就是把扁豆切成一段一段，拌上麵粉放在籠屜里蒸，蒸熟了放上辣椒、鹽、酸菜汁等調料吃。那天恰逢下雨之後，天仍是陰沉沉的，我燒了一陣火就沒有乾柴了，濕柴放進灶膛里光冒煙不起火，根本做不熟飯。
眼看快到送飯的時間了，我的飯還沒有熟，急得到處翻持能燒的東西，把暫時不用的高粱稈編的大鍋蓋燒了，飯沒熟，又把挑東西的檸條編的筐劈開燒了，飯還沒熟，最後把裝糧食的席筒子也一條一條地拆下來燒了，鍋里才冒起了騰騰的熱氣。
這時送飯人吆喝得正緊，我趕緊用飯盒裝了一盒送去。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如釋重負。但晚上段和收工回來後，把飯盒往桌上一摔：「看看能吃嗎？」我打開飯盒一看，「哭賴」沒熟，沒法吃。幹了一天的重體力勞動，餓肚子該是什麼滋味？我深感歉然。問詢後，才知道，是老鄉這個給點，那個給點，才讓他撐了下來。
喝水：人生下來就會喝水，但到了陝北，我卻又不會喝水了。為什麼？因為，有時候你必須一氣喝下一大盆水，一直喝到嗓子眼，有時候你又不得不一天不喝水。這些，是生來就能會的嗎？
剛開始上山幹活的時候，鄉親們叮囑我們，走前多喝點水，我儘管還不大明白其中的道理，但上山前還是額外喝了些水，然而也就是比平常多喝幾口罷了，再要多喝，還沒那個習慣。到了山上，幹了一陣活，就開始出汗了，儘管還是早春天氣，但很快就感到嗓子冒煙，特別想喝水，但那裡的山都是黃土山，山上根本沒有泉水，要想喝水必須下山去。
於是在休息時，我和區延佳渴得受不住，就衝下山，跑到河灘的泉眼，一頓狂灌，我數著，一共喝了39口，覺得實在灌不下去了才停住嘴。而區延佳說她喝了69口水，真能幹啊！喝完水，我們返身往山上爬。儘管喝了那麼多水，但爬到一半就又渴了。但馬上要開始幹活，不能再跑下山去喝。水是喝到了，但別人休息的時間，我卻花在了上山下山的路上，總這樣，自然感到累。要想不那麼累，就得像鄉親們教導的那樣上山前多喝點水。
以後的日子，我也學會了上山前儘量多喝，怎麼多喝？就是把水喝到嗓子眼，再喝一口就噴出來的程度。我逐漸變得特別能喝水，割麥子回來，可以一氣灌下一大馬勺涼水，或者大半臉盆小米湯。而耐渴的本事也越來越大，早上喝飽了，可以一天不喝水。離開農村後，儘管有了可以隨時喝到水的條件，但我似乎已經不習慣經常喝水了。近些年體檢時，總說我血液粘稠度高，不知道和早年的這種習慣是不是有關係。
挑水：我們插隊的劉家灣村坐落在一個緩緩的山坡上，山坡下是條小河，河邊有個從石頭縫裡流出水來的泉眼，村里人喝的水就來自這口泉。我們輪流做飯，水也歸做飯的人挑，一根扁擔，兩個鐵桶，裝滿水有百十斤重，剛挑水時肩膀生疼，但干久了，肩頭壓出了死肉，也就不覺得疼了。但遇到下雨天，特別是連陰雨，吃水仍然是個大問題。
一下雨，通往泉水的土路泥濘濕滑，空身走都容易摔跤，更別說挑上兩桶水了。有一次，遇上連陰雨，我們的水缸見底了，正為做飯沒水發愁，有個老人挑了一擔水給我們送來。這個老人好喝個小酒，因此人稱「老二兩」，喜歡到知青的窯洞來串門，但不多說話，只是憨憨地笑，沒想到觀察得那麼仔細，在我們一籌莫展的時候，頂著雨送來水，解了我們的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