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僅增長1.3%，創疫後最低水平。《擴大消費「十五五」規劃》提出2030年社零總額60萬億元目標。但該規劃仍側重供給端基建、產業與信貸，迴避如何直接增加居民收入。在供給過剩、需求不足的背景下，此舉無異於抱薪救火。政策慣性可能源於對大規模轉移支付影響宏觀控制的擔憂。
一、上半年消費品零售額增幅回落至疫後最低水平，國家發布《擴大消費「十五五」規劃》。
上周，國家統計局發布了作為「十五五」開局的首份消費半年報。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數據為24.87萬億元，同比僅增長1.3%。遠低於上半年5.4%的現價GDP增幅。其中6月份零售總額4.27萬億元，增幅僅1%，創下疫後零售額最低增幅。分類看，汽車零售總額同比降低12.6%，是所有商品品類中降幅最大的一項。6月當月降幅更是達到16.1%。
即使包含服務消費的居民消費支出，也力有不逮。上半年人均居民消費支出14836元，同比僅增長3.7%，也只有現價GDP增長幅度的三分之二。
集投資與消費功能於一體的新建商品房銷售額，在經歷了五年萎縮後，進入第六年的上半年，跌勢不減。2026年1-6月新建商品房銷售額3.79萬億元，同比下降13.6%。與2021年上半年的9.3萬億對比，則下降了60%。
就在國家統計局這些數據公布的前兩天，國務院正式批覆《擴大消費「十五五」規劃》，作為首份國家級消費領域五年專項規劃，文件明確提出到2030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60萬億元左右。不少專家認為，這個規劃一出，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短板——消費就要起飛了。
持有樂觀觀點的人，認為這份規劃是未來五年中國內需市場擴容提質的頂層設計，更是一次重塑國內消費邏輯、重構產業競爭格局的中長期戰略藍圖，徹底跳出了簡單刺激消費的傳統思維，錨定消費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方向。他們的樂觀來自未來五年10萬億元的消費市場擴容。他們認為，2025年全國社零剛突破50萬億元，「十五五」規劃2030年達到60萬億元左右。這意味著未來五年，消費市場還要再擴容10萬億元。這意味著以後五年中國消費品零售額每年將以3.7%的速度增長，與2025年的增幅相同，是2026年上半年增幅的2.8倍。
二、在供給過剩、需求不足的大背景下，通過擴張供給來刺激需求，無異於抱薪救火。
三郎承認，擴大消費「十五五」規劃的確是內需市場擴容提質的頂層設計，但該規劃存在嚴重的路徑依賴，措施的重點依然放在供給端，其本質是通過擴張供給來刺激消費，在如今供給嚴重過剩、需求嚴重不足的大背景下，通過擴張供給來刺激需求，無異於抱薪救火。
第一，後五年消費品零售額3.7%的年增幅可能無法達到。
三郎在政府部門工作過十幾年，按三郎了解的常識，擴大消費「十五五」規劃里提及的到2030年爭取消費品零售額達到60萬億元，發改委和商務部一定是依據2025年的統計數據線性推算的。2025年消費品零售額為50.12萬億元，同比增長3.7%。按這個增長幅度持續發展5年，2030年消費品零售額的確可以超過60萬億元。
但使用2025年的消費品零售額增速去線性推估五年後零售額的人忽略了兩個問題：
第一，沒有任何經濟指標可以維持線性增長，一般而言，基數越大，增幅越低；
第二，2025年零售額增長3.7%，但2025年下半年零售額僅增長1.5%，上半年僅增長1.3%。從2025年7月到2026年6月，我們最近一年的零售額同比增幅，只有1.4%。如果2026年零售額要達到3.7%，下半年則需要增長6.1%，這是小概率事件。
第二，擴大消費「十五五」規劃里的主要措施還是如何擴大、優化消費供給。
細讀《擴大消費「十五五」規劃》，三郎大體感覺是，談及「加大民生保障支出」時，內容比較空泛，原則性提及牢牢托住就業、養老、醫療、教育等民生關切，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如何提高財政對居民的轉移支付、社會保障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沒有具體措施。
規劃將重點放在如何擴大、優化消費供給上。規劃提及統籌利用中央預算內投資、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等資金渠道，支持符合條件的消費基礎設施建設，包括老舊商業街區改造提升，國家物流樞紐、國家骨幹冷鏈物流基地建設等，促進消費和投資良性互動。加大財政支持消費新業態新模式新場景試點力度，促進增加更多優質供給，提供更多創新消費場景。
規劃還要求利用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激勵引導銀行信貸資源向文旅、餐飲、養老、汽車等重點領域傾斜。
無論是如何利用政府預算和債務資金來支持消費基礎設施建設，還是利用貨幣工具支持重點服務產業，不得不承認，這都是擴大和優化消費供給的措施，與消費需求和消費能力無關。
如果我們將上述措施與6月23日商務部等9部門聯合發布《關於培育壯大汽車後市場消費若干措施的通知》相結合來研究，不難發現，擴大消費「十五五」規劃中提及的後五年消費品零售額擴容10萬億，以及商務部專家解讀「壯大汽車後市場消費」時提及的現階段僅汽車維修保養、二手推車交易兩項，市場規模就已突破2萬億元，如果疊加汽車金融保險、租賃、改裝、賽事活動等業態，市場規模或突破5萬億元，決策者習慣性計算的都是供給容量，而非需求容量。原本就供給過剩，依然從供給擴容角度來談擴消費，請問，購買這些擴容的供給，消費支付能力從何而來？
第三，理論與實踐均證明，在供給過剩、需求不足的失衡的經濟結構中，專注於擴大供給無異於抱薪救火。
其實，不僅《擴大消費「十五五」規劃》中的大多措施屬於擴大、優化供給能力的內容，這些年來我們幾乎所有的促消費措施，基本上都屬於擴大、優化供給能力的內容。
比如自疫情以來，我們一直在實施以舊換新計劃和指定消費品的消費補貼計劃，鼓勵購買新車、新房、家用電器和電子產品。但這些「消費」補貼計劃的具體實施，都不是向消費者支付補貼，而是向銷售者、生產者支付補貼。實際上並非刺激消費，而是為過剩的供給消化庫存，是打著「促銷費」旗號的補貼供給，因此這些政策最終未能將消費提升到維持經濟增長所需的水平，而且一旦政策退出，消費立馬收縮。
自2020年疫情開始至今，我們就不斷地實施消費券、消費補貼、以舊換新等所謂的促消費措施，但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僅從2019年的40.73萬億增長到2025年的50.12萬億，年均增長僅3.5%。這個增幅只有疫情前6年的一半左右。
三、為什麼我們習慣於制定從供給角度間接刺激消費的政策，不願意直接增加個人收入來直接刺激消費？
從經濟學理論角度看，通過擴張供給來間接刺激消費與通過增加個人收入來直接刺激消費，適用於不同場景。
在供不應求、需求過剩的經濟背景下，制約消費的瓶頸是供給不足，這種場景下通過擴張供給來間接刺激消費，自然是有效的。
在供給過剩、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制約消費的瓶頸已經從供給不足轉移到需求不足，需求不足主要是購買能力不足所致。如果繼續擴張供給，自然是刻舟求劍、南轅北轍。供給過剩時代，自然應該增加個人收入，提升購買能力。
在供求均衡的理想狀態下，通過擴張供給，當然也能刺激消費。在這種狀態下，國民所得分配中個人所得的比例能夠維持購買能力與供給水平的平衡。但我們的實際情況是，我們的GDP中，個人所得占比只有40%，而國際一般水平為60%。正是因為我們的個人分配比例太低，不足以維持購買能力與供求能力的平衡，才導致目前我們較為嚴重的供給過剩、需求不足。
我們的政策制定者經常指出國內需求低迷的原因——由於房地產行業衰落導致的未償抵押貸款上升導致家庭債務過高、高儲蓄。他們忽略了其實這些都是消費低迷的表現——他們忽略了消費低迷的本質是國民所得中的個人占比太低。
自2019年以來，國家文件中對提振消費的重視日益增加。在這些文件中，消費已轉變為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2024年，消費從此前的第三或第四優先事項轉變為與國內需求直接相關的第一優先事項。2020年開始的「提振消費」也變為2024年「大力提振消費」。整個2025年，國家官員在聚焦經濟的演講和論壇中持續使用這一表述，暗示消費不僅是首要任務，而且被視為雙重作用：推動經濟增長和改善民生。
儘管有這種言辭上的轉變，政策制定者仍不願制定向家庭轉移財富或者增加個人收入以直接促進消費的政策。這是因為擔心這些政策可能破壞國家經濟目標以及實施工具的效能。
一些高級官員和代表官方的學者在講話中通常認為，財政收入無法支持大規模增加個人收入，如果像2008年和2015年金融危機後採用的大規模刺激措施，將會進一步增加地方已經很高的債務，將威脅到經濟秩序和穩定戰略。此外，決策者和一些對決策中有影響的經濟學者認為，大規模「福利主義」可能帶來的「問題」以及潛在的「中等收入」陷阱。所以他們在文件中呼籲提振消費，但在實際的經濟決策中通常優先將有限預算用於製造業和基礎設施項目投資，尤其是因為這為增加地方收入和獲得政績認可提供了有效途徑。
實現國家宏觀經濟目標所用的工具也限制了決策部門促進消費的能力。歷史上，我們通過低工資、低地價、低利率和低估的人民幣匯率促進快速投資驅動的增長並補貼製造業。這樣的經濟工具幫助財富從家庭轉移至政府和企業，也形成了鼓勵低工資和高投資的稅收體系。最重要的是，這些工具還依賴於國家對國民所得和資源的控制。大規模現金轉移至家庭，將削弱國家對國民所得和資源的控制度，進而影響國家的產業政策，這被視為潛在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