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進了軍墾農場
1968年底，我們65級的專科和64級的本科畢業生，離開武漢，來到8227部隊所屬的湖北洪湖大沙湖軍墾農場，帶著36元的月薪，接受解放軍的再教育。
部隊果然是一個大熔爐。在武漢，造反派、保守派、逍遙派涇渭分明。彼此之間不是怒目相向，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互不往來。可到了農場，第二天的一個大會，那些壁壘就土崩瓦解了——在大會最後宣布對連、排兩級由學生擔任副職的名單時，全體大學生都明白了：部隊半點、一丁點都沒在乎你在學校是什麼派，擔任什麼職務，給文化大革命作了多大貢獻或帶來多大的損失。
我所在連隊學生最高的位置，副指導員，由華中師範學院的一個黨員學生擔任，他在學校是一個「鐵桿保皇派」（以後一年的軍墾生活，證明他這人還是相當不錯），而我校的革委會主任、在武漢叱吒風雲的造反老前輩周孔信，當了他手下的一個副排長。
特好玩的是我們學校的一個女生，在學校什麼都不是，她自己壓根什麼準備也沒有，竟像是中了彩票一樣，被宣布當了連隊唯一女排的副排長。
時值嚴冬，大沙湖的老北風，刀子似的嗚嗚嗚地刮著。早晨倦縮在被窩裡根本就不想出來。然而「早請示」儀式是準時進行的。不錯，儀式已濃縮得很簡單了：拿著語錄本跟著值日班長齊聲「敬祝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我們的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就OK了。
可再簡單也不能在被窩裡進行。如是哨聲一響，大家立即掀被而起，晴天在室外、雨天在床前一字排開。動作再慢、再怎麼戀床也要在值日官口張開的那一剎那到位。至於你衣服扣好沒有，褲子系穩沒有，鞋子是穿著還是拖著，一般情況下是沒人追究的。而畫像貼在正牆上的毛澤東同志本人，看著這麼一個稀稀拉拉、松松垮垮、敷敷衍衍、沒有尊敬、沒有虔誠的儀式，也只好裝著沒看著。
「晚匯報」既沒有官方明文規定的、也沒有民間約定俗成的儀式程序。多數是將它揉和進晚上的政治學習中。到農場沒幾天，從女生排就傳出皮膚黑黑、操滿口河南腔的連長在「晚匯報」中的內容：我向毛主席匯報，我還有資產階級的壞思想。我愛人長得不好看，我經常想跟她離婚。在一群如花似玉的女大學生面前訴說這些，真不知是何居心。
不過，「晚匯報」的核心就是講真話，跟毛主席講真話。也許連長是要給他的女戰士們樹一個講真話的榜樣。半年後，連長的愛人前來探親。果然，她確實不漂亮，連長在這期間沒朝她笑過。不過我們通過觀察後得出結論：她很醜，可很溫柔。
初到部隊，裡面的一些規矩實在叫人頭疼不已。首長——排級以上的幹部都被涵蓋在這個聽起來像是中央大員的字眼裡——一到宿舍，你可得立馬起立。正在學習時還將就，有時你在干別的，甚至捂在被裡取暖，躺在鋪上睡覺，都得起立，那怕穿著一條褲叉冷嗖嗖、傻几几地立在鋪上。
開始一周的晚上，立起坐，坐起立，立坐立坐，坐立坐立，應接不暇。動輒排隊也讓我們這些散漫慣了的學生心裡堵得慌。去幾里外的團部開動員會什麼的，排隊自然沒得說，可到一牆之隔的兄弟排宿舍晚點名也排隊，吃飯前也排隊，就真是脫褲放屁，多餘了。排隊時首長如果來了心情，還得唱歌。好聽不好聽到不在乎，在乎的是響亮，喊得越高越好。要是齊起齊落的話，就更好了。
「再」字組成的詞耳熟能詳的有「再來」「再去」「再見」等等等等。還有一個蠻熟悉的、以前說起來羞答答現在則樂吱吱的詞「再婚」。而「再教育」完全是文革中生造出來的。這三個字有很多種解釋。其中一種就是：第一次沒有教育好，就得來第二次。
我們的連首長起初就認準了這種解釋。講話惡言厲色，看人橫眉鼓眼。有個晚上指導員在全連男女大學生面前點名時這麼說：你們中有的人看見女同學，說句不怎麼好聽的話，就像狗看見了什麼似的。如此侮辱人格的語言他作為指導員都說得出口，可見我們這些進軍墾農場的大學生在他們心目中是什麼？
二、吃憶苦飯
林彪時期，部隊有好多與政治相關的發明：在《解放軍報》上日復一日登載毛主席語錄，印紅寶書，鑄毛主席像章，開講用會，搞早請示、晚匯報，進飯前念語錄，可以肯定地說，吃憶苦飯多半也是部隊發明的。想必在部隊吃這種飯形成一定規模，產生巨大效益，再流傳到社會。
憶苦飯不是飯，是各種難吃的東西而以糠為主弄成的糊糊。吃憶苦飯的目的是要你想起解放前國民黨統治時期，你自己和你家人遭受的苦難，如果能順便想起現在世界上還有2/3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憶苦飯都吃不上時，那自然是再好不過了；從而激起對新社會，對毛主席他老人家無限的熱愛。
到農場不等半月，為配合下午的訴苦會，我們吃上了憶苦飯。
憶苦飯抬來了。大家像平時一樣圍了上去，操起勺子往自己的碗裡舀。有的同學顯然想突出表現一下，居然盛了一滿碗。此前我吃過不下四次憶苦飯，都不好吃，而唯有這次最難下咽。顏色近乎青黑，粗糠死葉竟然散發出濃烈的霉臭味。
我極不情願地往口裡送了一小勺，那個苦，那個澀，那個酸，那敢嚼半下？可那個粗糙，那個粘糊，一口又吞不下去。那真叫造孽！我蹲在路邊，正準備偷偷吐出，抬眼看見連長正鐵青著臉死盯著我，沒辦法，只好強行咽下。但我沒有再吃第二口，趁連長他們走神的空隙，將碗中所剩倒掉了。
事後才知道，這次吃憶苦飯因為是全團統一布置，因而賣豬飼料的地方門差點被擠破。待我們的司務長趕到時，糠已賣罄。而憶苦飯里決不能沒有糠，否則「解放前我們吃糠咽菜」從何講起？於是將地皮上一層已泛淺綠、到處是鞋印的霉糠用鐵杴鏟起挑回，到入鍋中。這種憶苦飯，要是連吃三天，全連學生不死一半才怪。
吃憶苦飯的時候，除了舌蕾上、食道上，腸里胃裡痛苦的感覺外，再沒有其它的什麼感覺了。覺悟再高，立場再堅定的人此時決不會去聯想解放前怎樣怎樣，解放後怎樣怎樣。更何況事前通知你必須要這樣想，就像戲劇導演給演員說戲一樣。說吃憶苦飯能提高人的階級覺悟，能越發痛恨舊社會，熱愛新社會，完全是一種騙局，是一種偽科學。
如果吃憶苦飯真有這效果，那方式還可豐富一些，興許效果更好。比如打「憶苦棍」，抽「憶苦鞭」，強「憶苦奸」，等等。可嘆的是這麼淺顯、人人明白的道理沒人敢出來點破，任由這種無聊的活動、噁心的騙局在軍內外肆虐。
更荒唐的是有不少組織者把肯不肯吃憶苦飯作為衡量一個人階級覺悟高低、對毛主席感情深淺的一個法定參數。肯吃，你的化驗單上就是陰性，否則就是陽性。那麻煩會接踵而至。
訴苦會大家聽得多了。所以整個下午無論大會聽還是班會討論，都顯得不溫不火。正待草草收場時，沒想到鄰班的一個班長講著講著竟嚎啕大哭。其悲痛欲絕狀，是我所聽不下幾十場訴苦會從未見過的。相信其他同學與我一樣驚訝。
女排戰士開始是好奇地朝這邊張望，最後終於忍耐不住，打頭一兩個，跟著七八個，結果全都圍了過來。而這位班長並不怯場，依然哭泣不止。這中間他還吩咐一位劉姓同學將他所墊棉絮從鋪上抽出抖開示眾。有責任心的劉一面還像講解員似的述說這床棉絮的來歷。
由於與主人的哭聲混在一起，大多沒弄十分的清楚，估計是棉絮用過幾代。不過我看棉絮舊是很舊，可也沒有破得稀爛，比起階級教育展覽館裡擺的同類玩意，還可傳承三代，因而教育意義大大地削弱。事實上，圍觀的男女同學除了驚訝、好奇，都沒受到哭聲的感染；或表現出對萬惡的舊社會憤憤然，陪他一起落下傷心的眼淚。
這個班長平時大大咧咧，與我們周圍相處十分痛快。完全看不出有多深的城府。這回表演如此極至，實在令人驚詫莫名。
三、我創造了一個記錄
大沙湖農場是部隊圍湖開墾而成。它是湖北省血吸蟲病的重疫區。這裡只要有水，只要有草，就有血吸蟲寄生的丁螺。腳移半步，入水三分，都有致病的可能。一旦染病，就好像屋樑進了窩白蟻，一時不死，可健康徹底給毀了。
那個年代，從最高領導人到最低領導人，亦或我們本身，大都沒把普通人的生命當多大回事；相反，只要你對自己健康、生命稍加呵護，一頂屈辱的「活命哲學」的帽子，定會如期而至，你再怎麼推都推不掉。生態環境如此惡劣，可是我們所有「軍墾戰士」，沒一個人說「不」，也不敢說「不」，自然，進來了，不准說「不」。
陽春三月，萬物復甦。陣陣暖融融的春風拂面而來，未開墾的處女地上，嫩綠的青草，被風姑娘柔和的纖指輕輕順向一邊；美麗的剪著紅尾羽的小鳥，在草叢中歡快地追逐……這些，使我心頭那種有苦說不出，有話無處訴的壓抑感，頓覺輕鬆不少。隨著插秧季節來了。這種拼時間、拼體力的繁重農活，使大多數學生談之色變。
我來自產稻區，可憐七歲起就在水田裡摸爬滾打，把腰彎成180度，一株一株地將手中秧苗栽入田中——真正的共和國最早的一代童工啊！年復一年。每當我累得腰酸背痛、在田裡緩緩將腰伸直、欲哭無淚時，心中就不停地呼喚：毛主席呀！快叫人把插秧機造出來吧。原子彈都造出來了。插秧機比原子彈容易造啊！儘管與我一起呼喚的人全國不下大幾億，可到了1969年的插秧季節，派得上用場的插秧機仍然沒有造出來。
不過部隊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思想工作方法。連長指導員在插秧動員會上幾鼓搗，就把青年學生心裡那爭強好勝的火苗「噌」的一下點著了。我沒心情，開始游離在那熱火朝天的競賽氛圍之外。過了三天，心頭那種想必是荷爾蒙所激發的想表現、想一鳴驚人的愚蠢欲望終於按捺不住。我決定拿出從七歲就練起的異常過硬的本領，整個記錄，展示展示，為我所在的一排爭個光，得個表揚。
我主意一出，班長排長特別的支持，並應我的要求派了一個專門送秧的。第二天，天氣晴好。我選了塊面積1畝2分的白田。水深、土質十分理想。我塗好預防（血吸蟲）油，下到田中，不大工夫，我便有了感覺，進入狀態。
我右手將秧苗近乎無聲——像跳水運動員一樣：入水水花越小，本領越高——插進田中，握秧的左手順勢往右一擺，姆指瞬間將下一株分出，同時過來的右手接住，再插進田中。屁股隨著秧棵直左至右的展開有節奏地起伏，兩腳隨著行距從前往後的延伸相錯地勻速後退，如此反反覆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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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峰造極的時候，有生命的左手右手，左腳右腳，上腰下屁股，與無生命的秧、水、泥，配合得真是出神入化、天衣無縫。尤其是手指，那剔秧、入水、進泥的感覺，簡直是妙不可言。這麼說吧，如今有人一天能打一百多萬字，想想，那手指在鍵盤上是什麼感覺？到下午5點光景，1畝2分田插完，行株整齊，秧棵粗細均勻。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到營房的。我趴在鋪上，只覺得腰、背酸酸的疼，辣辣的痛，仿佛脊骨斷成了幾截。這時還滿身孩子氣的排長樂呵呵地奔了進來，一邊將我像搓麵團似地翻來搖去，一邊高興地說：我們排今天得了第一。得了第一哇！我心裡也很高興。我說到，做到了。
然而，在連長那裡，我這1畝2分的記錄，沒什麼特別的反響。我只是聽到他在回答二排副講他們有人當天插5分的了不起成績時，說了句：一排還有人插1畝2呢！連長竟連我的名字都不願意點出來。
事實上，1畝2分是插秧史上十分了不得的記錄。一般人一天插5分，農村的正勞力可插7~8分，到1畝是極少數。農場的學生多只能插3~4分。不要看1畝2分只比4分翻了不到兩番，它比國民經濟總值翻兩番的難度幾乎差不多！1畝2分，當時起碼是全軍農墾戰線的記錄。如按現在的運作模式，我都可能接拍了幾個廣告、銀子堆成山了。
四、九大閉幕了
1969年4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了。此前相當一段時間報紙電台圍繞九大宣傳造勢緊鑼密鼓，十分強勁。到27日晚8時，全國、全世界才知道會已開過。事後有關部門、不少記者喜形於色，認為這次大會保密工作搞的特別出色，從業人員特別優秀。「好多外國記者那些天圍著人民大會堂轉，就是不知道裡面正在開9大。」
我倒不以為然。和平時期，黨代會有必要那麼保密嗎？再說，除了一張差不多都能猜個八九不離十的要人名單，幾份普通百姓也能依據套路謅兩段的文件報告，又有什麼可保密的。確實，當時的黨主席毛澤東同志，對「公開、公平、公正、透明」這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當然也適宜治國治黨的科學的先進理念，是甚為不屑的。
第二天早飯開過，我們便敲鑼打鼓列隊去十里外的大同鎮參加軍民隆重慶祝九大勝利閉幕大會。頭兩天下雨，路上儘是湖區特有的尺把厚像優質麵粉那麼勁抖的泥巴。你前腳踩下去，後腳硬是像有個人在地裡面惡作劇般死拽著，得費好大的勁才拔出來。經常是腳光著出來了，鞋子襪子還在泥巴里跟你較勁。到了會場，整得汗都把內衣濕透。
而此時幾千人的會場，真是地面一團糟，地上一團糟。想想看：那尺多厚的泥巴，那幾千雙腳。完全是在爛泥塘裡面開會。到處是腳踩泥巴的「呱嘰呱嘰」聲，聽得我們自己都不免笑出聲來。沒有一支像樣的隊伍，當然是不可能在這樣的條件下把隊伍弄成個樣。大學生們利用這機會忙著和別連隊的朋友同學見面交談；老百姓更不消說，邀朋喚友聲不絕於耳。
開會了，因為鼓樂鞭炮聲大作。不過僅此而已。以後的這個講話那個發言，完全可以肯定地說，幾千人沒有一個人聽！那枯燥乏味的滿是最最親愛、大好特好、萬歲萬歲萬萬歲的老一套，就是嗓子叫破、喇叭喊炸也沒人聽。下面照常人聲鼎沸，不可開交。假如沒有來自湖藝的軍墾戰士最後的幾支獨唱獨奏節目助興，那這幾千軍民風裡來泥里去的辛勞，一整天的功夫，統統白搭。
不多時候，九大的記錄片來我們連隊放映。隨後便組織討論。營房裡面四個班各占一個角落，大家七嘴八舌，氣氛熱哄哄的。差不多都是這三點：看到毛主席身體那麼健康，心情特別激動；九大的政治報告，說出了我們的心裡話，我一千個擁護，一萬個擁護；今後我要更加……我心裡也想到了三點，不，是深深感受到了三點，沒有講出來。那敢講出來？
人民大會堂主席台上，與整個會場那狂熱的氣氛，與文革小組成員那志得意滿的神情，與毛澤東主席那慈祥的面容形成極大反差的是坐在右邊的幾位老帥像葉劍英、陳毅等那冷峻的面孔和嚴酷的眼神。這極不協調的畫面，給老百姓，給共和國將帶來的是不安？是希望？還是別的什麼？
在中蘇珍寶島之戰中一夜成名的孫玉國，在九大主席台上的表演給我肯定也給很多人留下極不舒服的印象。他那歇斯底里地不停嘶叫「萬歲，萬歲，萬歲」；那不知是真很激動還是假很激動的手舞足蹈，叫人感覺到這那像個營長？又怎麼能當軍長？
電影中的毛澤東同志，雖還不是風燭殘年，可也是老態龍鍾。尤其是那牙齒似乎完全脫落形成的上唇包住下唇的習慣性動作，那不時出現的不太自然有些僵硬的微笑，都在昭示國人：僅就身體狀況而言，毛澤東同志已完全不適宜繼續擔任黨主席這個關係國家興衰、關係國民命運的重要職務。
可此時的毛澤東，這位已76歲的老人，根本就沒朝這方面去想。他在嚴防死守最高權力的同時，不斷指責有人要篡黨奪權，挑起一輪又一輪的所謂路線鬥爭。事實上，當時中國共產黨最緊迫、最明智的任務不是去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去打倒什麼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是要敦促毛本人把權力主動交出來，使國家能迅速走出文化大革命的泥坑，擺脫國民經濟面臨崩潰的困境。
五、背靠背
插秧剛完，累死累活的我們還沒有緩過氣來，在接受再教育的大學生裡面進行一場思想清洗的鬥爭開始了。其目的是要徹底、挨個地把大學生從裡到外地檢查一遍：這個人思想上，行為上有哪些問題？這些問題屬於什麼性質？——是敵我的還是人民內部的？搞這場鬥爭的決定應該是中央有關部門作出的，是文化大革命偉大戰役中開闢的一個新戰場。
這次鬥爭與建國以來大大小小不下百次的鬥爭比較起來，有幾個十分鮮明的特點。
1、它把進場大學生這個碩大的群體通通作為鬥爭的對象，半個都不落。這與我們大家所熟悉的、所習慣的、所期盼或恐懼的鬥爭程式：先物色左派開小會，以他們為骨幹發動大多數檢舉揭發右派，接著大會鬥小會批，進而孤立這一小撮，最後將其打入另冊，完全不同。
2、鬥爭方式極為單一，採用背靠背——也就是交待自己問題的同時，檢舉他人的問題。然後將材料收攏歸類，由有關方面派人內查外調，作出結論。以往運動中那些五花八門、豐富多彩的形式，比如控訴、聲討、對質；紮根串聯、憶苦思甜、殺雞嚇猴、文攻武鬥等等，都沒派上用場。
3、時間短。絕大多數學生一個星期後便進入了正常狀態，不到3%的重點人物稍晚一點解脫。
不要小看「背靠背」。字雖三個，然而威力好大好大。毛澤東建國後所掀起的一場又一場的階級鬥爭，尤其是1957年的反右和正在進行的已經搞了三年仍然沒有盡頭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那一套一套的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特別是「與人奮鬥，其樂無窮」這個好記易背禍害也無窮的七字句，毒化了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徹底摧毀了彼此的信任，扭曲了人世間的親情友情，其程度之深，以至於出現運動中妻子揭發丈夫、父子反目的咄咄怪事。
背靠背，就是在這麼一個社會人文環境中，大行其道，屢試不爽。三天的背靠背開始了。我們或坐在磚砌起的凳上以鋪為桌，或乾脆坐到鋪上背靠著牆，放在大胯的被子上麵攤著連部發放的公文紙。營房裡面氣氛凝重，鴉雀無聲。
此時的我思想鬥爭還真的不輕鬆。文革中或追溯到我的少年、童年乃至孩提時期，拿得出手的罪惡行為還真的沒有。可有那麼兩條硬是要把我往敵對陣營推的話，那結果還真是個變數。交不交代呢？不講？背靠背太厲害了，別人肯定會檢舉。思前想後，乾脆，竹筒倒豆子，爭取坦白從寬；也免得日後從早到晚心裡疑神疑鬼，忐忑不安。
主意拿定，便一鼓作氣，奮筆疾書，第二天謄清交給不時在我們周圍咋唬「你們每個人的情況部隊清楚得很。現在只是給你們一個爭取主動爭取立功的機會」的排長。
材料里最重要的三條如下：1、（集體）收聽敵台廣播。這是最要命的東西。在學校組織的《五七探索隊》裡發生此事。一個人聽就不得了啦，集體罪加幾等（倒底是一等還是二、三、四等，顯然看我們的態度）。我加個括號，是想模糊「集體」兩字的概念，（因為聽的人也只四五個），認真的鬥私批修心裡還是有欠老實的成分。
2、在學校的宿舍里，有天我在看書，何同學拿著一塊「忠」字牌進來，告訴我大家都在教室里做。我把牌子看了看，說：做這些有什麼用，像個蒼蠅拍。當時只有我與何兩個人，確實是天知地知。為這一條可憐的我在交代還是不交待真是絞盡了腦汁。何與我在文革中患難與共，同志加兄弟，可我還是怕他將這有價值的可將人置於絕境的材料檢舉出去邀功。
3、1968年，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強烈譴責這一侵略行徑。我在日記里認為：1956年，匈牙利發生政治動亂，是我國政府要求蘇聯出兵前往干預，如今捷克發生的情況與當年匈牙利的情況幾乎完全一樣，而我們政府的態度判若兩人，我很不理解。
這最後一條，是寫在日記里，好像沒有與誰有過交流。我居然也如實供出。我的那個膽子呀，唉！事後不幾天，我們原6504班一些同學在一起談到這場「背靠背」，我提到自己交的材料，他們對後兩條竟全然不知，何亦如此！我當時想撞牆的心情，想必網友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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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連隊最後有兩個重點人物。一個自然是周孔信。另一個是華師的一個女生。她就是一句話：都說「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我怎麼總還是覺得我的娘還是親些。應該說，這可是一句大實話。然而，這句話卻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稍微往綱上一提就是反對毛主席。更何況，這女生的母親，是一個資本家的老婆！
兄弟連隊有一個重點人物如今想來是最好玩不過的了。大年初一，早請示照常舉行。他因為是過年，吃魚吃肉，特別的幸福開心，聽到班長哨響，掀被而起，學著《智取威虎山》裡土匪的腔調，長吆一聲：「給三爺拜壽羅……」「三爺」是土匪頭座三雕，早請示要面對誰？毛主席！你說，你說，就是把這個傢伙立即拖到門外斃了，該啵！該！
這場背靠背的結果，似乎沒有動進場大學生一根毫毛，那怕是重點人物。我們差不多都這麼想。其實，材料都經過認真的整理，不少都動用人力物力財力經過仔細的外調核實，然後作出相應的結論，放進檔案。到我們走進社會，正式參加工作，住進各種各樣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才知道那些材料的厲害。
六、長江潰口
七月中旬，頭頂上的天破了似的，日夜的傾盆大雨，田間薅草時，水柱抽在身上，還隱隱作痛；下上勁的時候，但見一片雨濛濛霧蒙蒙，能見度大大的降低。甚至讓人產生一種莫名的恐懼。待我們中的地理水文愛好者提出，離營房僅幾十里之遙的長江大堤有潰口的可能性時，這種恐懼一下子就清晰、鮮活、膨脹起來。接連幾個晚上，好多軍墾戰士都做同一個夢：滾滾洪水洶湧而至，自己在旋渦里掙扎……
十七日晚，睡夢中突然哨聲大作，連長急促地命令：長江決堤！緊急集合。我的心，所有同學的心，一陣撲通撲通地跳。我匆忙將背包打好，跑出宿舍，站到隊伍中間，隨即驚慌失措地在連長帶領下摸黑沿著機耕道往北一路小跑，竟然都沒聲響。
半小時後，發現又被帶回了連隊，才知是搞演習，虛驚一場。指導員隨即要求會游泳的報名，然後在班長的組織下三人一組，生熟搭配；再命令部分人員利用汽油桶或別的東西建造筏子，以備急需。用今天的話來說，弄了一個「緊急預案」。
隨後的幾天，雨完全停止。火辣辣的太陽，一天比一天烤人。我們想，危險過去了。
七月二十日晚，熄燈號剛過，我們臨睡前還在鋪上各自想著心事。短促的緊急集合哨聲驟然響起。跟著是兩聲清脆的槍響——來軍墾農場半年多，還沒有聽過槍聲。大家跑出營房，又見到有戰士騎馬奔馳而過。異乎尋常啊！指導員在隊前講話聲音都變了：「大家聽著。剛才接到團部命令。長江大堤今日凌晨決口，洪水正往我們這個方向撲來。我們必須立即撤到安全地帶。這不是演習！現在給大家5分鐘的時間，回去簡單收拾物品，不能帶走的決不要帶。另外，有8個同志留下來，負責清理連隊重要物質，最後撤退。現在我宣布名單。」
5分鐘後，我們背著背包，帶著慌亂驚嚇，快步朝北轉移。我不時回過頭來，看看洪水是否已追到身後。我除了肩上的背包，內衣袋裡不足100元的現金，手裡還提著托同學從湛江千里迢迢寄來的湖區缺不得的深筒膠靴。其它的，統統放在一個肥皂箱裡，留在營房裡我那不足1米2寬的鋪底下了。
等到了安全地帶，也就是長江大堤上，東方已露魚肚白。兄弟連隊，各處老百姓，紛紛湧向大堤。人聲鼎沸，夾雜著雞鳴狗叫，牛哞豬喊，那才是「兵慌馬亂，一塌糊塗」！
上午十點光景，一架直升機朝我們這個方向飛來。它在上面盤旋一會，越來越低，最後轟鳴著在我們下面的一片亂石灘降落下來。大家跑了過去，只見一個身材魁梧的穿著白的良短袖襯衫的幹部從飛機上下來，隨後的秘書模樣的軍人大聲向周圍的軍墾戰士高聲說：大家聽著。這位是武漢警備區司令員趙奮。他有話跟你們講。
趙奮也沒講什麼客氣話。他聽了我們還有很多物品扔在營房裡的時候，說：你們趕緊回去搶東西。還來得及。我們在飛機上看清楚了，洪水到這兒還有幾個小時的時間。聽了他的話，也沒有誰組織，大家紛紛朝營房方向跑去。我沒動。我感覺身體很不舒服，我怕扛著個肥皂箱子跑不過洪水。再說，箱子裡根本就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幾件換洗衣服，兩本密密麻麻的文革日記，全套的《革命造反報》而已。
要說那個由十幾塊粗糙松木板條釘的肥皂箱幾十年後價值一百多萬元人民幣，打死誰誰都不信。你把我撕成碎片，扔進腳下滾滾的洪滔，我也不信。可是，這是真的——在我那日記本里，夾著一套我在學校後勤辦公室郵政代辦處買的、當天發行的《全國山河一片紅》的四聯張郵票。
中午，天空又有一架飛機在頭頂上盤旋。到我們都能看到飛行員的面孔時，一大包一大包的東西拋了下來。隨著「乓乓」的悶響聲，我們上前搶到一個大包。七手八腳將其弄開，結果叫人大失所望——沒有好東西，全是暗黃色的油餅。我拿起一個，咬了一口，冷的，石頭般的硬，便隨手扔掉。
雖然一夜間成了災民，可我們不缺吃。連隊伙房照常開伙。非但照常，而且打牙祭。連隊的豬在堤上不好喂，殺了。昨晚轉移途中，別連隊的一頭大肥豬倉皇中跑了進來，飼養員順手牽上。在堤上怕有人來認領，趁亂也殺了。
當晚在堤上露宿。聽著面前叫人提心弔膽有如千軍萬馬的江濤撞擊大堤的聲響，想像中一旦屁股下面的大堤也突然「轟」的一下被衝垮會是個什麼場面，哪裡還睡得著？一直到21日凌晨，才迷糊著打了個盹。天大亮了。我起身已覺昏昏沉沉，站立不住；摸摸額頭，竟燒得燙手。在同學的攙扶下我被送進設在堤下的團部衛生所。一體檢溫居然高到40度。最要命的是我不敢打青黴素，當時唯一的特效藥。1967年我在學校打青黴素時失去了知覺，差點點把命沒了。
奇怪的是醫生竟不知所措，更奇怪的是他們除了給我口服藥外，對如此高燒病人沒有打點滴（如今你進醫院那怕手被蚊子丁了一口，必定有三天醫療捆綁打點滴的待遇）。我混混沌噸中不知過了幾天，直到師部醫療隊下來，積極與幾個地方醫院聯繫，找到了能替代青黴素的藥品，及時掛瓶打點滴，已達41度的高燒才緩緩回落。命被撿了回來。
為這場大病，我以後還專門查了不少資料，請教了醫生。那不應該是重感冒，重感冒不至於如此兇險。極可能是血吸蟲病急性發作。這是我們農場所在區域的一種常見病、多發病。
七二〇，對湖北人民來說，是一個值得警惕的日子。
七、休整
在長江大堤上熬了半月，軍墾戰士奉命轉移休整。那天下午4點，我由幾個戰友用擔架抬著從師部醫療隊上了停靠在江邊的輪船。病號住進了很舒適的三等倉。船到武漢港，等在碼頭的救護車又把我們送到解放軍漢口161醫院。
也奇怪，病到醫院，竟好了大半。當晚常規檢查，半個月都沒正常過的體溫居然正常——這還沒開始治療。儘管161那葷素搭配色香味俱全的菜餚特別誘人，個個靚麗一口悅耳京腔的護士特別戀人，三天後我還是得走人。病痊癒了，沒有理由賴在161。
我們連隊被安排在安陸縣伏水鎮附近的一所中學休整。軍墾戰士獲得了分期分批為時一周的探親假。不久，衛生部門為農場所有人員作血吸蟲病的檢查和治療。事關健康大事，男生女生都還是不嫌麻煩將大便樣品用廢紙小心翼翼地包好、多少有些難為情的放到準備好的篾簍里。連送三天。一旦通過顯微鏡發現血吸蟲卵，即通知樣品的主人到指定部隊醫院治療。
我應該是鐵定的、「我不是，誰是？」的血吸蟲病患者，可居然沒有查出。是我平日下水前塗預防油特別地到位，還是血管里的害人蟲那幾天懶得排卵，不得而知。可我失去了那麼好的治療機會。我探親歸隊時順便去過離我們家不遠的解放軍195醫院。在那裡治療血吸蟲病的同學雖然打銻劑很痛苦，還有一定的危險性，然而總的看來，都很開心。見他們與護士們有說有笑、打得火熱的場面，心裡好生羨慕。
二十天後，進行打靶練習，卻沒有搞軍訓。照道理利用這段時間搞軍訓是再自然不過的了。可是沒有。沒有那枯燥的隊列練習，特別是那分解動作繁瑣、輕易學不像的正步走；也沒有那艱苦的葡匐前進和負重急行軍等課目。即使是打靶練習，管理也相當鬆懈。開始都還新鮮，臥倒呀，瞄準呀，擊發呀，可認真哩；槍發下來，搶槍的背，搶槍的擦。
兩天一過，興趣索然。也難怪，那麼幾個簡單的動作，沒完沒了的卯練，卯練，誰受得了呀。好不容易等來了實彈射擊。一人九顆子彈。手裡握著子彈，心中有些害怕。這與開槍殺人自然相去甚遠，可也不是我小時候玩彈弓、打水槍能比的。起始兩槍雖說有點緊張，可感覺還行。跟著越打越好玩。最後幾槍，那槍托撞擊肩膀的後坐力，竟帶來一種莫名的快感。可惜九顆子彈一下子就打完了。
在那所破敗的中學呆了一個月後，仍不見什麼動靜。正當年華，沒有事業的召喚，沒有進取的希望，也沒有愛情的滋潤，一股何日是盡頭、前途渺茫的悲觀情緒漸漸在我們中間瀰漫開來。頓頓冬瓜、愈來愈差的伙食，使這種情緒又滲進了煩躁和不滿。連長指導員是稱職的。他們沒有開大會批判這種「不健康」的思想而火上澆油，只是在下面相繼找人談心，好言相勸，盡力將這種不穩定態勢緩和下來。
由於生活的極端枯燥乏味——沒有事干，沒有書看，沒有歌唱，沒有愛戀，更沒有文藝表演。所以那天聽說有個劇團晚上專門來連隊為軍墾戰士演出京劇《紅燈記》，我們個個是歡呼雀躍，平常大家難得一見的笑臉，就像春天的花朵一夜之間都開放了，燦爛得要死。
我很喜歡京劇，鋼琴伴唱《紅燈記》裡所有的生旦唱腔我統統會。有兩段我唱時，自己都覺得聲音鏗鏘入耳，表情神采飛揚。晚飯不到，大家一面準備看戲時的坐具，一面在議論劇團會來幾輛汽車，鐵梅會漂亮到什麼程度，李玉和與錢浩亮相比會不會有高低？晚飯開過，竟然發現應該喧鬧的操場沒什麼動靜。連搭台的也沒有。
過了一個時辰，豎起耳朵也未聽到劇團汽車的馬達聲。看來日期搞錯了。我們正悻悻然在教室改成的寢室里發牢騷時，突然通知進場看戲。那個驚喜，那個激動，沒得說的！待我們拿著各色坐椅趕到操場時，心裡一下子——硬是一下子就涼透了。
什麼劇團呀？圈地為台，幾個衣著徹底農民模樣而臉上抹得花里胡捎的人正給一盞煤氣燈嗤拉拉打氣，連第二盞都沒有！這唯一的一盞也不是什麼好鳥。一下明一下黃一下黑的，似乎它不是來為演出照明而是來指揮過往車輛的。
那個什麼京劇《紅燈記》就千萬別提了。搞成猴屁股臉的「鐵梅」一開口就要你替她羞得直往地縫裡鑽，瘦長瘦長蠻像根釣魚杆的「李玉和」，提著把馬燈在「台」上晃來晃去手不知往哪兒伸腳不知往哪兒抬，嘔得你恨不得將他一把拽出圈外。為改革京劇花了不少心血的江青，要是看了這場《紅燈記》，不暈死三次才怪！
八、修堤的日子
兩個月後，我們坐上了貨櫃式的軍列一路北上，傍晚到達襄樊，在那寬敞無比滿眼上下鋪的兵站睡了一宿；第二天清早，又搭上小火輪，順漢水南下，深夜到達鍾祥石牌，令我們感動不已的是，當地村民披著衣服，打著火把，沿途給我們照亮引路。
我們新的再教育基地刁叉湖軍墾農場營地設在一片山包上。前面是波光粼粼的刁叉湖，後面是一馬平川的沃野，一條小河自北蜿蜒而來，河上幾個社員駕著小舟在驅使鸕鶿捕魚，景致真的不錯。當地百姓講話時頻頻出現的、泥土氣息很濃的彈音，也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學習休息一個星期後，修堤戰役「打響」了。大學生們要沿河北面修築一道高近4米，寬達十米長到幾華里的大堤。目的是確保部隊農場農作物在汛期免遭洪水之禍。做到大災之年大豐收。而河南面是百姓村莊農田，一旦洪水暴發，以往泛至兩岸，如今則只朝百姓撲去；以往只一米水頭，田裡顆粒無收，可農舍尚保，如今要承兩米水頭，動產不動產將一併摧毀；假如水頭達到設計高程，部隊農作物依然無虞，而百姓家園陷入滅頂之災。
財產管它動與不動，毀了關係不大，可以再創；人死了也沒什麼關係，倖存者可以再生。可是幾十年打造出的軍民魚水情，也會統統隨水而去。這就屬於政治範疇，關係大大的，「重中之重」。然而我們部隊首長此時心中的「重中之重」，是要立馬上項工程，讓那些大學生有事可做，不能老閒著。否則會出亂子。
我們的生產工具是扁擔、箢箕、鐵杴三大件，與一千多年前的萬喜良修長城時用的傢伙大同小異。修堤本身，是一種無需理化生、無需政語數、零外語的純力氣活。每日天麻麻亮起床，隨便地洗漱一下，便吃早飯；接著各自操起工具，走到工地。取土的在河邊用鐵杴將土鏟起送進箢箕，運土的則將其挑到堤上，堤上除履帶拖拉機來回碾壓外，還有八個小伙子一組抬著夯喊著號子特原始的幫著拖拉機把堤面夯實。
取土要求手腳同時發力，當然還要速度。通常是腳不停踩，手不停杴，腰不停曲。尤其是開初，取土處到堤身距離短，我們杴如風動，汗如雨飛，腰似風中殘柳。想想看，一天十個小時，連續一百二十天！挑土的一百多斤的重擔壓在肩上，兩腳一路小跑，一天下來，相當負重急行軍一百多里！夯土的小伙子更不待言，冬天北風呼拉拉地吹，他們穿著單褂仍然滿額頭的汗！
如此超長的工作時間，超大的工作量，超高的勞動強度，我們得到的報酬是36/30/10——0.12元/小時。而當時急待我們去解放的、處於「水深火熱」中煎熬的美國人民，大專生就業的月工資一般為2000美圓。折算人民幣相當42.00元/小時。誰生活在天堂，誰需要得到解放，一目了然，不容爭辯。
可氣的是我們的報紙電台幾十年來偏偏要倒著說，唬得全國十億人竟都相信自己生活在倖幸福福中。可嘆的是毛澤東本人，這個共和國的締造者，主宰者，對他治下的宣傳部門、新聞媒體如此曠日持久、大規模的作假行為，居然是極力支持極力縱容的。
在洪湖接受再教育的另一支兄弟部隊，7.20後轉移至漢川沉湖。休整後他們也奉命修建一道大堤。與我們不同的是，他們的工程更具挑戰性，也更具盲目性、破壞性。數九嚴冬，男女大學生們在齊膝的泥水裡，用極其簡陋的工具，修建大堤，圍湖造田。可憐他們滿身泥巴，通體寒氣，日復一日，苦不堪言。
1970年的過年來了，來得這麼乏味，了無生氣，以至今天想起，竟沒什麼可說的。而過年一過，轉瞬已是三月。柳絲吐綠，河沿泛青。就在大家看到A堤竣工、擔心要上B堤時，突然「在這春光明媚的大好時刻，傳來了特大喜訊」：在部隊農場接受再教育的大學生，一律分配工作。
部隊有關部門令行禁止，從簡從快，不出一周，方案下達。叫人難以相信也難以理解的是，在這個我們除了落下一些病根什麼也沒得到、軍隊什麼也沒得到、國家什麼也沒得到、只是虛度了一年光陰的軍墾農場，大家別離的時刻，竟上演了好感人的一幕：男生女生，軍人學生，依依不捨，相擁而泣；我們的車開動了，兩個排長，像小孩子似的，一邊跟著車，一邊嚎啕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