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錯了，」母親說，「為什麼不跟著學校走呢？學校代表縣裡，縣裡代表市里，學校要保他，縣裡要保學校，市里要保縣裡，這不是很明白的事嗎？這麼簡單的道理你不信，卻偏偏聽信什麼法律。」
「異類」
今年過年前一個多月，我回家看生病的母親。母親此次生病是因為我。自從弟弟出事之後，她對我的依賴越來越大，近期幾乎三天兩頭來電話。最近這次，我趕稿心煩，便在電話中嗆了她。第二天早上父親來電，說母親腦梗住院了。
母親原本多病纏身，腦梗是糖尿病的併發症。好在並不嚴重，在縣醫院住了一周就出院。住院期間有個插曲。科主任查房的時候，我想記下他的話，以利於母親後期治療，因手頭沒有紙筆，便順手用手機錄下。結果無意中捅了婁子。在縣醫院上班的弟媳被院方叫過去，問是不是對醫院有意見。弟媳緊張壞了，我也趕緊澄清。但醫院仍不放心，以關心本院職工家屬的名義，派了一名副院長來看望母親。
我這才真正體會到，因為「談話死」事件，我確已成為家鄉人眼中的異類，甚至是敵人。
「談話死」是三年前發生在我的母校高中的一起學生意外死亡事件。我的弟弟柴會超是涉事班主任，他在教育那名違紀學生時動了手，後者離奇倒地死亡。學校領導出於「維穩」，安排柴會超躲起來，並暗示其不能承認動手。柴會超壓力很大，發簡訊問我怎麼辦。我諮詢了幾位朋友，之後回家，背著學校，帶著他到派出所投案。柴會超後來以「過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刑6年6個月，上訴後維持原判。
這件事——確切地說是我在這件事上的做法——在家鄉引起很大爭議。我至今還記得在一個飯局上，一位縣法院領導痛心疾首的樣子。他對我的做法深感不可思議，毫不掩飾地認為是我把弟弟給害了。
我後來曾設想，假如柴會超不給我發那個簡訊，沒準還現在還仍然是一名教師。而我也不至於為此飽受煎熬。
他為什麼非要給我發那個簡訊？我還記得自己當時趕到學校安排他躲藏的那家賓館時，他分明跟我說：你幫不了我。
他起初不想跟我去投案，說那樣會眾叛親離。但最後還是醒悟。在去派出所的計程車上，他悄悄給妻子發了一條簡訊，說「長痛不如短痛」。弟媳知道大事不好，馬上電話追過來，說你若投案，「咱全家全完了」。柴會超說了句「你不懂」，便掛斷電話。
大概從六七年前起，為了幫父母排遣寂寞，我給他們訂了一份《南方周末》。因為農村收報紙不方便，我後來把地址變更為柴會超在縣城中的家。這樣每一期報紙他會先讀到。我想，在決定給我發那個簡訊時，他大概已經受到這份報紙所秉承的價值觀的影響。
「你們是替弱者說話的，」見面後柴會超跟我說，「學生是弱者，按說你應該站在他們那邊。」
後來，我曾將我這個問題上的糾結跟一位在家鄉政府部門工作的同學吐露。他正色跟我說：你錯了，你弟弟才是弱者。
事情後來的進展印證了同學的話。死者家屬非常強勢，在此案進入司法程序後，家屬不僅多次上訪，還把主辦此案的檢察官咬傷。開庭時更是大鬧一通，甚至對柴會超的律師發出死亡威脅。
媒體報導則不出意外地一邊倒。柴會超成為教師體罰學生的負面典型。我還記得有一家電視台的主持人在指著後來恢復的監控視頻畫面，義正詞嚴地說：很明顯，柴會超是故意把學生帶到一個離監控較遠的地方……
至於學生的真正死因，以及此案中涉及的法律問題，似乎只有我和柴會超在乎。
母親說我錯了
在弟弟投案一事上，母親曾是我在家鄉惟一的支持者。可是，這次回家讓我發現，那只是個假象。在出院之後的一個晚上，母親終於對我說出了心裡話。
「你錯了，」母親說，「為什麼不跟著學校走呢？學校代表縣裡，縣裡代表市里，學校要保他，縣裡要保學校，市里要保縣裡，這不是很明白的事嗎？這麼簡單的道理你不信，卻偏偏聽信什麼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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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活在這個社會上就得隨大流，搞特殊不會有好結果。」母親越說越激動。
在沉默一陣之後，我開始反擊：「如果我真『隨大流』的話，你已經不在了。」
我指的是前年母親那次住院的經歷。在柴會超出事之後，她的心臟開始不好，終於在一天晚上心臟病發作。當時我在上海，弟媳打電話來時，母親被送到醫院，人已經昏迷。醫生建議氣管插管，上呼吸機。家裡人都同意了，弟媳最後徵求我的意見。
我六神無主，立即打電話向兩位上海醫生朋友請教。後者在詳細問明情況之後，均認為萬不可上呼吸機。因為母親的呼衰是心衰引起，切開氣管糾正呼衰，可能進一步刺激心衰導致死亡。
我聽取了朋友的意見，拒絕了當地醫生氣管插管的建議。
大約一個小時後，母親呼吸好轉，第二天心跳基本恢復正常，一周後出院。
後來我知道，在幫我做出決定時，我的朋友備感壓力。因為幫我做出的這個決定，依據的是病人病情及治療的信息，而這些信息經過幾手傳遞，已不能完全百分百真實。一旦出錯，將可能鑄成大錯。
至於當時處理的醫生為何決定要上呼吸機，醫生朋友認為可能主要是缺乏經驗和不願承擔責任的緣故。這個我能理解。這些年做醫療報導的經歷，讓我了解到醫院一些鮮為人知的潛規則。比如，有的醫生為規避風險，會誇大病人入院時的病情。母親入院後如果上呼吸機，就說明病情極為嚴重。因此一旦出現意外，只能歸咎於病情本身。
雖然我以這個例子勉強說服了母親。但其實從內心裡，我已對當初的決定產生動搖。我知道，母親的事和弟弟的事不一樣，至少結果不一樣。我有時在想，假如母親那次沒能救過來，在家人眼中，我是不是又做了一件不可原諒的蠢事？或者，假如「談話死」事件柳暗花明、柴會超被判無罪的話，那麼我會不會又是另一種形象？當然，這些僅僅是假設而已，現實不可更改，它充滿了悖論，讓我無所適從。
我現在仍在為柴會超申訴，某種程度上是在盡我在這件事上的責任。然而，我馬上又面臨新的困境。我聽說，根據監獄裡的潛規則，申訴將會影響到減刑。而讓柴會超儘快出獄，是家人的共同願望。他們很難接受我在他們認為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現實似乎又要給我上一課：我做得越多，給親人帶來的傷害卻可能越大。
「對不起父老鄉親」
去年年初Z縣的全縣幹部會議上，面對電視直播鏡頭，時任縣委書記在講話中突然脫稿，不點名地批評我這個Z縣養育的「小小記者」，斥責我「是非不分」、「恩將仇報」，「對不起Z縣的父老鄉親」，「無臉再進Z縣這個門！」
他說的並不完全錯。實際上，自從經歷弟弟的事情之後，我對家鄉越來越產生一種陌生感，我從內心開始排斥那片生我養我的土地，我已經連續三年沒有回家過過年。被縣委書記罵了之後，我更是有意疏遠一些在家鄉工作的同學，以免他們因我受到牽連。好在書記後來調走，我以為我在Z縣的負面形象可以消解，但此次母親住院的經歷，讓我重新擺正了自己在家鄉的位置。
我的家鄉Z縣原本是一個毫不起眼的縣。但近十幾年來，在一家大型棉紡織企業的帶動下，經濟上實現了騰飛，GDP連年位居全國百強縣前十名。我所在的那個村，絕大多數成年人都已到工廠上班，年輕人大都買了車。像我們這樣孩子靠考大學跳出農門的人家，早已不是人們羨慕的對象。
可是，在家鄉「跨躍式」發展的同時，一些我熟悉和眷戀的東西，卻漸漸一去不復返了。在一場不期而至的金融浩劫之後，情況更加如此。
其實，縣委書記生我的氣，主要緣於我2012年下半年寫Z縣高利貸的一篇報導。在書記看來，這篇報導是我對縣裡處理「談話死」事件不滿而產生的報復。
柴會超出事的時候，Z縣的高利貸正如火如荼，這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全民放貸」，家鄉因此危機四伏，甚至連捲入其中的警察也被殺死。但奇怪的是，危機多潛伏在水下，Z縣表面上仍一片和諧。以至於當初我幾次回家，竟然對這場發生在身邊的風暴一無所知。
一直到2012年下半年，在柴會超一審宣判之後，我回家後聽父親說起，我的堂弟借了我表哥（也是堂弟的表哥）六十萬元放高利貸，結果被人騙了。表哥向堂弟追債未果，喝醉酒到我家揚言要找黑社會把堂弟做掉。
之後我陸續知道，我的小姑也在高利貸中損失了近十萬元；另一位較遠的親戚，因為捲入高利貸已經離婚外逃。我還有一位在鎮政府上班的表弟，前後曾言之鑿鑿地跟我說沒有參與。可這次回家我才聽表姐說，他損失了30萬元，有一陣已經窘迫到連車都不洗的地步。後來柴會超也在監獄裡寫信告訴我，說他當時也曾打算從銀行貸款30萬放出去，以賺取可觀的利差。如果不是因為「談話死」事件，他可能真那麼做了。
我在做那篇關於Z縣高利貸的報導過程中，遭遇到職業生涯中第一次實質性危險：光天化日之下，我在一個村子被一個放高利貸的大戶毆打。我高聲呼救，沒有一人理睬。最後直到我亮出記者證後對方才收手。那一次，我前所未有地恐懼。我恐懼不是因為打人者的兇狠，而是因為旁觀者的麻木。
我寫Z縣的負面報導，一些同行也感到不可思議：不碰自己老家，本是這一行的不成文規矩。他們可能和縣委書記一樣，認為我的確出於私心。
其實，寫這篇報導的動機，如果說跟「談話死」有關，那就是在履行同一個信念：在我們身處的這個年代，一些本來以為很遙遠的災難，可能轉瞬間就來到你的面前。有時候，你需要鼓起勇氣，多承擔一點責任，這不是幫助別人，而是在拯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