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好，這一次，賈冰沒說什麼，
但下一次呢？
著名演員賈冰這兩天倒了個小霉，他最近在成都一家川菜館裡和朋友吃飯的視頻被翻了出來，視頻里，他單手把一瓶啤酒旋到底，手裡夾著煙，和朋友視頻聊天，嘴裡飈著髒話。
做他對面的不知什麼「朋友」把這段視頻錄了下來，然後發在網上，試圖再造一段「明星塌房」「酒後失態」的新聞爆點。
無奈網友這一次沒買帳，視頻後面幾萬條評論，沒有幾個在說賈冰有啥不妥的，大部分人都在問：這是誰拍的？這是誰發的？賈冰怎麼交了這麼一個背刺朋友的「朋友」？
最高贊評論是：兄弟把你放在心裡，你把兄弟放在網上。
實事求是的講，我覺得賈冰這次是幸運的，他得益於兩點：
第一，是賈冰本來就是喜劇演員出身，不是需要硬凹人設的長腿歐巴或者小鮮肉，丟醜賣笑對喜劇演員來說殺傷力沒有那麼大。
第二，更重要的，就是賈冰在視頻里只是爆了幾句粗口，沒說什麼有的沒的，試想，但凡視頻中錄得是另一段，比如賈冰在席間高談闊論，說點什麼涉及男女對立男錯女錯？崖山以後有沒有中國？希臘羅馬歷史是不是真的？當下經濟形勢如何？甚至對敏感歷史、敏感人物的敏感觀點……只要有這麼一句，甚至一兩個不合適的字兒，偷拍的那個人就得逞了。賈冰這會兒不是已經遭遇了封殺，就是在寫無用的致歉聲明，怕是沒人再會糾結什麼「兄弟把你放在心裡，你把兄弟放在網上。」之類的道德問題。
所以一番推演下來，我們得到了一個令人尷尬而後怕的結論——那個偷拍陷害者，他沒有得逞，不是因為他私德敗壞、而是由於他抓點不夠刁鑽，技術不行。如果這人足夠陰險一點，靠一條視頻把賈冰弄得身敗名裂，是完全有可能的。
還好，這一次告密者足夠蠢。
還好，這一次賈冰沒說什麼。
但之前那幾次，以及下一次呢？
美國電影《聞香識女人》裡，盲人上校在面對學校威逼利誘學生告密時，曾義正言辭憤怒地控訴：這所學校正在親手打造一個「告密者的小集團」。這是那個電影最核心、最動人的名場面。
但這部上世紀的美國電影，我們國人看起來會遇到一點小文化障礙。因為影片中男主角的同學惡意整蠱校長在前，校長為了懲罰這幾個罪有應得的學生，才要求男主角把他目擊的整蠱者說出來——在我們的文化看來，這其實不叫告密，這是正常的檢舉、揭發麼。那幾個學生就是做了錯的事，男主角把他們供出來有什麼不妥嗎？
在西方（尤其是現代西方律法與世俗道德）的語境裡，正義的邊界首先由「公域」與「私域」劃分。
校長的汽車被整蠱，這屬於公共事務或校方私產，本該由公共權力（學校保衛科或警察）去調取證據、進行破案。而男主角查理只是一個恰好路過的「私人」，校長利用退學和前途去威逼利誘一個學生，逼他出賣同學，這在西方人眼中，是用公權力強行踐踏私人之間的信任紐帶。所以上校憤怒，是因為他看到公權力在用利益誘導人性走向墮落，在「定向培養」精緻利己的告密者。
而在我們的傳統文化和現實認知里，正義的邊界往往由「是非對錯」來劃分，我們不在乎某件事到底是發生在公共領域還是私域。
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是「大公無私」、「大義滅親」。只要事情本身是錯的（學生整蠱校長），那麼無論是誰、用什麼手段把真相說出來，都具備天然的正當性，這叫「檢舉揭發」，甚至叫「見義勇為」。我們更習慣於用集體主義的、結果導向的正義，去覆蓋掉程序上的、人際之間的私人隱秘。
我想起我自己的一些經歷，我曾經和有幾位網際網路作家同行有過交往，有的自稱是自由派，有的則極力打造自己「仗義行俠」的好漢人設。
後來這幾位和我掰了交情，這倒沒什麼，文人麼，觀點不一樣很正常。
但我驚奇的發現，這幾位背刺時一個共同的習慣，就是把我和他們的聊天記錄，甚至是我平時發的朋友圈，只要有存在掀翻我可能性的，都收集起來，集中貼出，試圖暗示一點什麼。有個還洋洋灑灑寫幾萬字的文章，材料橫跨好幾年（也真的是折煞我了，難得他盯我盯了這麼久）。
那個感覺，真的就跟對著酒後失態的賈冰陰惻惻的那個鏡頭是一模一樣的——一個你認為是「朋友」的人，拿著黑洞洞的槍口在對著你，就等著有一天能治你於死地。
還好，我和那幾位都交往不深，沒說過什麼真正能讓他們抓到把柄的言論。
但這個事兒想來真的讓人後怕，因為就跟酒桌上飆髒話、侃大山一樣，朋友和朋友之間的私信聊天，大多數時候是沒有那麼多顧忌的，你脫離了特定的場景和語言環境，把某幾句話放大出來，貼到公共領域，真的就能把對方搞得身敗名裂。這幾年，中國輿論圈裡，類似的事情還少嗎？
「他還自稱自己是自由派呢，連公域和私域的邊界都搞不清楚。把你跟他的私下聊天發到公域裡，用心太險惡了。」我另一個朋友當時這麼替我不平，我笑了笑沒說話。
但從那以後，無論是微信聊天，甚至哪怕與讀者線下見面，我都不得不留個心眼了，說什麼都得收著，說的時候還忍不住的抱歉，覺得對方這麼大老遠跑來看我，我卻只能聊一句收一句。
但沒辦法，你遇到的人裡面，有這麼幾個道德敗壞的老鼠屎，就是能壞了你與人為善的一鍋粥。
但我相信，這樣的遇人不淑，很多人其實都遇到過，我們就是在這樣的際遇里學會了沉默、學會了「逢人只說三分話，不可全拋一片心」的。
想起一個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的段子，說特殊年代的時候，安徽固鎮縣的一戶普通人家裡。母親方忠謀某天在家中對個人崇拜問題發表了一些見解。16歲的兒子張紅兵（本名張鐵夫，為了表忠心改名紅兵）聽到後，極度恐懼和憤怒。他寫了一封檢舉信，和父親一起，深夜冒著雪走進了有關部門，舉報了自己的母親。
兩個月後母親被槍決了。
又過了許多年，特殊年代過去了，母親被平反了。兒子張紅兵陷入了長達幾十年的痛苦和自我譴責。他曾在接受採訪時痛哭：「我是一個背叛母親的逆子，我的靈魂永遠無法平復。」
但我看了許多他的懺悔和對此事的反思，發現這些懺悔和反思還是立足於這樣一個邏輯之上的：他不應該舉報母親，只是因為母親和他之間是骨肉至親，組織再親也不應該有母親親。或者母親那話說的本來就是正確的，現在被平反了，他不應該和組織一起冤枉了母親。
可是邏輯說了半天，其實還是孔夫子「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的那一套，或者「好人不應該被冤枉」的說法。但假如我們換一種場景，假如張紅兵告發的不是他母親，而是他的同學或者同事，受害者被告發、打倒的罪名是一個至今沒被平反的罪名。那這種告發就是對的嗎？告發者是不是就可以不懺悔、不反思了。
好像確實是這樣的，你看很多特殊年代走過來的老鄰居、老同事，當初彼此檢舉過、告發過，事後也從沒想起道個歉什麼。大家心底里可能是這麼想的：我有什麼錯？我們不過就是鄰居、同事、朋友而已麼！組織當年號召我檢舉揭發，我響應號召怎麼了？「子為父隱，父為子隱」那一套咱倆論不上。
偷拍賈冰那夥計，估計也是這麼想的——雖然在一個酒桌上吃飯，但咱倆論不上為你「隱」的關係。
但是我們還是拿《聞香識女人》裡那個故事做個比較，男主角和整蠱校長的那幾個學生，關係很親近嗎？算不上。盲眼上校支持他堅決不告密，理由是哥們義氣、兄弟擔當嗎？不是。
上校說的是這麼一個道理：無論對方是誰，和你關係如何，私域裡的東西不能拿到公域裡進行審判，因為一放過來，無論是什麼東西，味道都徹底變了。
我們還是以特殊年代舉例，當時的批鬥會上，有的人實在找不到批鬥點，就會動員他愛人或者男女朋友，把被批鬥者寫給對方的情書拿出來公開宣讀。其實那年代的情書里，也多半沒什麼敏感的話語，但對批鬥者的人格羞辱和形象毀滅效果依然是拉滿的，為什麼？
因為隱私權是一個人的社會性「細胞膜」，人在公域與私域裡的行為模式一定存在區別和「滲透壓差」的。一旦將這層細胞膜剝奪，無論「無不可以示於人」的人，都會面臨社會性死亡。
米蘭昆德拉說過：「把私生活變成公域的審判場，這是人類邁向極權最隱秘、也最迅速的一步。當一個人寫給愛人的信被放在廣場上宣讀，被摧毀的不是政治，而是人性的尊嚴。」——我不知道捷克當年是不是發生過類似的事情，讓昆德拉說的如此又切膚之痛。
所以我們要反思的，不是「這人是我的母親」「這人是我的兄弟」「這人是我的朋友」「這人說的沒錯，我同意」，所以我不該告密。而是「這人與我陌路」「這人我心底里深深地嫉妒他，恨他比我有才，比我有名，比我掙得多」甚至「我不同意他的觀點」，我也不應把我們私下裡的聊天，截圖、錄影，發到公域去。
如果你不同意上述觀點，那你其實沒有立場譴責那個偷拍賈冰的人，因為賈冰可能確實與他在同一個包廂里吃飯，但這人未必就把賈冰當朋友、當兄弟啊？
也許他早就為什麼事情嫉恨著賈冰呢？
亦或者他就是有道德潔癖，覺得公眾人物就是不應該酒後失態飆髒話，私下場合里也不能說？
那這個人難道就不值得被譴責了嗎？
這個事情的本質，其實是我們怎麼樣看待私權和公權的關係：
假如我們承認個體私權的存在是公權成立的基礎，社會必須先嚴格區分出一條「群己權界」，而後才能談什麼是正義，私權優先於公權。那麼我們就應該認定一切把隱私場合的聊天、言論曝光到公共場合去做大批判，都屬於不可容忍的告密行為。
反之，如果你的思維還停留在「大河滿小河才滿」的認知中，認為公權大於私權，那麼你遇到嫉恨的人、不熟的人，聽到他私域裡說些什麼你不同意的言論，你有權反手一個錄影、截圖、舉報，曝光到公域上去，就是天經地義的正常操作。你和那個現在被全網聲討的偷拍賈冰的人，在行為邏輯上就沒有任何區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喬治·歐威爾在《1984》裡說：
「可怕的不是他們為了不贊成的觀點而告密，可怕的是他們逐漸認為，告密是一種高尚的公民義務。當私下的耳語被當成公域的罪證，人與人之間就只剩下了偽裝。」
社會想不陷入《1984》那樣的人間地獄，首先做到的，就是不能饒恕任何一個把私下耳語拿來當公域罪證的告密者——無論他告密的東西是否踩中了你或者這個社會的敏感點。
還好，這一次，賈冰沒說什麼。
但下一次呢？
誰想活在一個和朋友哈酒擼串，還要留十八個心眼的世界裡？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