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綱改唱《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之後被舉報，隨後武漢文旅部門啟動立案調查。
套用電視劇《大時代》丁蟹的名言：中國地大物博，幾十億人，有神仙一點也不奇怪。
確實，十幾億人，有一定數量的傻福喜歡舉報，一點也不奇怪。比舉報本身更值得討論的，是這場調查碰到了相聲一個很古老的問題：現掛究竟應該怎樣報備？
郭德綱幹的事情，在曲藝行里並不稀奇。
看見台下一個人遲到，拿他砸個掛；台上出了岔子，順手接個包袱；今天武漢下暴雨，就說武漢的雨；明天北京堵車，就拿北京堵車開涮。
演員和觀眾都不知道下一句話是什麼。
這東西有個老名字：現掛。
問題也就來了，如果台上的詞必須事先交上去，臨場增加的內容又可能成為「未經報批的變更」，那麼一個靠臨場反應吃飯的藝術，到底應該怎麼現掛？
這個問題，其實已經在中國相聲身上糾纏了七十多年。
01.
1949年以後，侯寶林他們首先遇到的，還不是能不能現掛，而是一個更加現實的問題：
相聲以後應該說什麼？
舊北京的相聲，來自天橋、茶館、撂地攤。
藝人面對的是三教九流，觀眾掏錢聽你說話，不好笑就走。
所以早年的相聲里，葷口、倫理哏、損人，什麼都有。
「新中國」建立以後，這套東西便不能原封不動地繼續說了。
1950年，北京成立「相聲改進小組」，侯寶林等人參與，老舍也幫助他們整理、修改傳統節目。
相聲開始經歷了一次系統性的整理和改造，從天橋走進劇場，從江湖藝人逐漸變成了「文藝工作者」。
但與此同時，一個新的問題也出現了：以前相聲什麼都敢拿來開玩笑，現在應該諷刺什麼？
答案很快出現：可以諷刺壞思想，諷刺舊習氣，也可以諷刺新社會裡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
於是，1950年代出現了一批今天看來仍然很有意思的作品。
最著名的一個，叫《買猴兒》。
02.
《買猴兒》的故事其實很簡單。
一個單位原本要買「猴牌肥皂」。
偏偏單位里有個辦事馬虎的人，人稱「馬大哈」，一轉手把任務弄成了：去買猴兒。
更荒唐的是，接到任務的人居然也不核實。
上面布置的任務嘛，於是他拿著公款到處跑，真的給單位弄回來一群猴子。
這個相聲表面上笑的是一個「馬大哈」，實際笑的是一種工作方式：文件寫錯了，沒人問。
明明很荒唐的事情，卻沒有人質疑並停止。
上面讓幹什麼，就幹什麼。
何遲後來還創作了《開會迷》《今晚七點鐘開始》等作品，專門諷刺機關里的官僚作風和形式主義。
這其實是相聲非常珍貴的一段時間。
因為一個社會有時候最怕的並不是批評，而是所有荒唐事都失去了成為笑話的可能。
馬三立站在台上一句：「買猴兒。」
觀眾就明白了，一篇長篇大論未必說得清的事情，一個包袱說清楚了。
03.
可是再往後，事情開始變得複雜。
諷刺這種東西有一個天然的問題：你總得諷刺一個對象。笑小偷容易，笑騙子容易，笑一個辦事馬虎的幹部，或許勉強也可以。
可是再往上呢？
到了六七十年代，相聲越來越強調它的宣傳和教育功能，歌頌型作品開始占據更加重要的位置。
馬季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1970年代，他表演《友誼頌》，講坦贊鐵路，講中非友誼。
它仍然叫相聲，但相聲承擔的功能已經發生變化。
而就在相聲的諷刺邊界不斷變化的時候，中國文藝界還有另外一些人的遭遇，更能說明作品與政治之間那種複雜的關係。
04.
田漢，今天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唱過他寫的歌詞：「**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1935年，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傳遍全國。
1949年，它被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國歌。
此後整整17年，中國人一直唱著田漢寫下的歌詞。然後，寫歌詞的人出了問題。
1966年，《謝瑤環》遭到猛烈批判。戲裡原本寫的是唐代女官謝瑤環，其中「為民請命」等台詞，被重新解釋成「借古諷今」。
田漢隨後遭到批鬥、關押。據說在監獄裡被人強迫餵過排泄物，喝過尿，羞辱這位國歌作者。
1968年12月10日，他含冤去世。
於是出現了一個極其奇怪的局面：田漢寫下的歌詞不能唱了。
「文革」期間，《義勇軍進行曲》在正式場合一度只奏曲、不唱原詞。
1978年，甚至重新給國歌填了一套歌詞。直到1982年，田漢原來的歌詞才重新恢復。
這段歷史不只是田漢個人的悲劇。而是：一首已經成為國家象徵的歌，居然會因為詞作者的遭遇，變成「有曲無詞」。
05.
郭德綱這次改唱的《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其實也有過一段類似的歷史。
《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是1956年電影《鐵道游擊隊》的插曲，蘆芒、何彬作詞，呂其明作曲。
今天，它已經是很多人心裡的紅色經典。可到了1966年以後，《鐵道游擊隊》同樣遭到批判。
原著作者、電影編劇劉知俠被扣上各種政治帽子，遭到關押和批鬥；電影也被列入所謂「毒草及有嚴重錯誤電影」，連插曲都被批為「不健康」。更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是，《鐵道游擊隊》裡的人物「芳林嫂」本來負責掩護游擊隊員。
文革中，劉知俠遭到追捕以後，真的逃到了「芳林嫂」原型劉桂清家中避難。
小說里發生過的情節，以一種作者絕不會想到的方式，在現實中重新演了一遍。
那句原本只是寫微山湖黃昏的：「**西邊的太陽快要落山了。」**
當時有人追問作曲家呂其明：天天都在唱「東方紅，太陽升」，你為什麼偏偏要寫「太陽快要落山了」？原本只是描寫微山湖黃昏的一句歌詞，被重新解釋出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含義。
今天回頭看，這種解釋很荒唐。
可它恰恰說明，一首歌究竟意味著什麼，有時候並不完全由歌詞本身決定。
1956年，它只是電影插曲。十年以後，它就成為「問題歌曲」。
幾十年後，它又進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優秀歌曲100首」，成為今天人們熟悉的紅色經典。
歌沒有變，變化的是時代賦予它的意義。
這也讓郭德綱這次改詞顯得格外有意思。
六十年前，人們擔心它的歌詞「不正確」。
六十年後，又有人認為它已經足夠神聖，不應該被隨意改動。
06.
劉熾的經歷，也有一點類似。
今天很多人未必記得劉熾這個名字。
但只要旋律一響，幾乎所有人都會唱：
「一條大河波浪寬……」
還有：
「讓我們盪起雙槳……」
《我的祖國》《讓我們盪起雙槳》《英雄讚歌》，都是劉熾留下來的作品。後來幾乎成了一代中國人的共同記憶。
可是就在這些歌曲已經廣泛傳唱的時候，劉熾本人卻並不安全。
1950年代末，他因為所謂「錯誤言論」受到處分，被開除黨籍。「文革」開始以後，他又遭到衝擊。
直到後來才獲得平反。
這就出現了一個很耐人尋味的場景：一邊是《我的祖國》。一邊是它的作曲者被審查、批判。
歌還是那首歌。
旋律還是那個旋律，但是創作者本人的命運，完全可能隨著政治風向翻轉。
田漢如此，劉熾如此。
很多文藝工作者都是如此。
所以中國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形成了一種特殊經驗：一件作品，並不只有藝術屬性。
它還可能有政治屬性。
作者是誰，什麼時候寫的，當時站在哪一邊，後來又被如何評價，都會影響人們怎樣理解它。
有些作品昨天還能唱，今天不能唱了，明天又恢復了。
有些人物昨天是人民藝術家，今天可能成為「毒草」的作者。
幾十年後，又重新成為值得紀念的文化名人。
07.
改革開放以後，相聲又活了一次。
1987年春晚，姜昆和唐傑忠說《虎口遐想》。
一個普通人掉進老虎洞。外面圍著一群人。有人圍觀，有人出主意，有人拍照。
荒唐得讓人覺得熟悉。
梁左寫的很多東西都是如此。他並不直接告訴你：「下面我要批判一種社會現象。」
而是把一個普通人扔進一個足夠荒誕的環境裡，觀眾自己就會笑。
而且知道自己為什麼笑。
再後來，就是郭德綱。2000年前後，他重新鑽回小劇場，他把那些已經消失很多年的東西重新撿回來。
傳統段子，葷口，倫理哏，拿搭檔開玩笑，拿同行開玩笑，拿自己開玩笑。
台下坐著誰，還可能順手砸誰。
2006年前後，《我要反三俗》《我要上春晚》等作品走紅。
觀眾買票坐在劇場裡，不只是為了聽一個演員把已經背熟的稿子重新背一遍，他還在等一個意外。
喜劇有自己的價值：它提醒人們，世界上不是所有東西，都只能用同一種表情面對。
語言類的表演，根本沒法兒做到一字不差，也沒法做到所有的表演都一個標準。
難道要把德雲社的演員全換成機器人，播放逐句檢查過的稿子？
當越來越多的東西只能嚴肅地說、鄭重地唱、按照規定的方式理解時，最先為難的也許只是一個相聲演員。
最後變得越來越安靜的，卻可能是整個劇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