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姑姑卻矮小，乾瘦，皮膚黑，眼睛還有點斜視。我從未想過，大家族中生而不如眾姐妹漂亮的人，要多大的定力和自信才不至於心理不平衡、性格怪異。家人議論起她，從未品評她的長相，只說，「哎，屬羊的女人命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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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如安街寬巷裡的大宅，是省城這戶日愈沒落的大家族最後的領地。不只是一個家族，而是一個時代在消亡。曾祖父走功名仕途的傳統路，中進士，做清官，為民憔悴。他的大兒子，我的祖父，欲繼承父業，卻沒有乃父之風範與才幹，不過，到上世紀30年代還能威嚴地坐在大家長的座位上。挑戰他那絕對權威的，竟是悄悄走進大宅院的政治。花園中粗大的梧桐樹幹上貼上國民黨的標語，三爺爺、大姑姑等一班人，認定要跟隨民族救星孫中山、蔣介石，標語是衝著曾加入共產黨的祖父來的。大姑姑後來公然跟一個祖父稱為「上海小白臉」的國民黨員私奔了。親戚們當然懷疑她到底是信奉國民黨，還是愛上這名黨員；祖父卻政治掛帥，在報上登啟事與大姑姑脫離父女關係。
來自花花世界的愛國青年，迷上高原小城的大家閨秀，顯然還因為她姣好的面容、身段。她的同父異母妹妹，我的二姑姑，可就缺這先天的幸運。族中那一輩的女孩，幾乎個個俊俏，各具姿色，二姑姑卻矮小，乾瘦，皮膚黑，眼睛還有點斜視。我從未想過，大家族中生而不如眾姐妹漂亮的人，要多大的定力和自信才不至於心理不平衡、性格怪異。家人議論起她，從未品評她的長相，只說，「哎，屬羊的女人命苦。」
有關二姑姑的故事，僅有一個是喜洋洋的。祖父去某地做縣長，帶上祖母及二姑姑同去，任滿還鄉，10歲上下的二小姐衣袋中，一串串銅板叮噹作響。大宅中表兄弟姐妹，都對她巴結有加，她的大哥，我的父親，想出一個主意，要她請客，計算過她的財富，吃一餐是太小意思，便別出心裁，約上七八個家中少年男女「去吃通昆明」，走遍小城中的幾條大街，逢館子就進去吃一通。她那鬼馬的大哥說，別讓人家以為我們欺凌弱小，這一路上大家須稱她小姑姑，於是，一班人每吃完一餐後，便大聲道：「飽了，飽了，小姑姑你去結帳吧。」出得門來，眾人大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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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事起，二姑姑已出嫁了。瘦瘦黃黃、矮矮小小的二姑姑，嫁給一位高大英俊的廣東人。二姑爹樂觀幽默，笑口常開，對我父親這個從打獵到撥弄電器都在行的大哥哥，崇拜得五體投地。他們家在昆明最主要的街道正義路開了一家拍賣行，其實是寄售行。上世紀50年代被打倒的工商業主，從鄉下來住在城裡的地主，還有舊政府中的大小官僚，賣出家當是主要生活來源，世世代代聚下來的收藏，乃至家具衣物，都閉上眼睛拿去變賣幾個錢來應付急需。我約10歲那年，聽說昆明大德藥房的老闆家售賣席夢思大床，160元，於是和弟弟自作主張將家中惟一的自行車推去賣了，為臥病的媽媽換來一點點舒服。自行車在二姑爹的寄售行停放了沒幾天就賣掉了，120元。
二姑姑家就住在寄售行樓上。昆明的親戚朋友家用的都是中式桌椅，而二姑姑家卻是一套雅致的西式家具，搭配得非常順眼，二姑姑的衣著，也仿佛配著同樣的色調，米黃、淡黃、淺咖啡。每次到她家總見她在織毛衣，全是最細的絨線，最和諧的顏色。媽媽、二姑姑、八姨是我見到過的三位織毛衣高手，能用那麼細的線織出平滑如絨的藝術品。指頭挑針繞線，百分之百均勻，需要的不只是技術，還有那寧靜如止水的心境。
結婚沒幾年，二姑姑的心就難靜下來了，先是收入成了問題。當大戶人家、中戶人家把多少值點錢的什物賣光後，寄售行也就完成了歷史使命。二姑姑曾上過師範，通過當時幼兒園教師招聘考試，去幼兒園任職。二姑爹大學畢業，本來也可以去公家部門求職，不幸他曾經登記過加入國民黨，通不過政治審查。他覺得冤枉之至。當年他那位任職警務處的連襟，有任務要動員人加入國民黨，自然先從親戚朋友勸說起，二姑爹為人隨和，煩不過他纏，也就登記了，想不到一落筆成千古恨，如今一家的生活擔子要落到弱小的妻子身上。二姑爹由此落落寡歡，早年惹上的肺病復發，沒幾年便過世了。
他們的獨子從小體弱，一丁點大，便開始中藥、西藥不斷。後來二姑姑聽說西山一位和尚很靈，帶他去取了個法名醉海，往後我們都叫他醉海，而想不起他的真名來了。恐怕還是靈驗的，從此他雖然算不上體魄強健，但嚇得二姑姑一夜夜不敢合眼的大病也就少犯了。小醉海長得更像父親，並有張引人愛憐的面孔，無論是笑是哭，臉上都會泛起不止一對「酒窩」，喚起大人的呵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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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姑爹去世後，二姑姑乾脆搬到她任教的第二幼兒園，在翠湖邊水晶宮大梅園巷，這一串動聽街巷名稱有個也不尋常的句號，幼兒園宅院曾是後來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三軍總司令朱德大元帥在昆明時的住處。前後兩院，綠色窗，紅色「遊春」，即外走廊；大紅大綠，卻配得安安靜靜。兩院花木也許是朱德在雲南講武堂的年代就種下，最孤標一株紫薇，昆明人叫抓癢花。我一有機會就去抓抓它的光滑的樹皮，看花枝在的魔法下搖盪。掛花季節，滿院滿屋，清香瀰漫。幼兒園老師，尤其充當駐園教師的二姑姑，生活可沒有多少詩意。大清早起來拿著肉票去菜場排隊，一斤肉票可買兩斤排骨，給孩子們熬肉湯喝。家長早上7點半送孩子來，晚上6點半來接走，100多個4歲到6歲男女童的吃、喝、拉都包在全園幾位「阿姨」和老師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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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香港後聽說幼兒園只接受自行入廁的孩子，不由想到二姑姑一輩子不知訓練過多少小童學會處理消化系統末端工作。令我無比驚訝的是孩子們可以訓練得定時去集體解決問題，小班的排排坐在靠牆的一個個便盆上，中班、大班依時去廁所。我們記得小學、中學裡對自己影響至深的良師，大概都忘掉替自己擦過屁股的幼兒園的老師、阿姨了。
幼兒園的老師沒有「空堂」，二姑姑和大多數老師都一樣，從幼兒園開門到關門，10來個小時裡外張羅，教唱歌、講故事、教認字。我曾去聽過她上課，大約有一半時間都是在設法制止小朋友講話，設法吸引他們的注意，小朋友的名單貼在牆上，每個名字後面貼招數目不等的小星星，是對乖乖聽話的表彰。
學生走了，老師下班回家了，二姑姑前院後院巡視過，門窗關好，天也黑了。生活中的盼望很簡單，等待星期天，可以多睡一會，少忙一天。沒有星期天的年頭也不少，「大躍進」的幾年，星期天要放衛星，領導總可以想出新名堂來，要員工加班加點。「文化大革命」到處停課，抓革命，幼兒園則停不了。二姑姑出身舊官僚，一旦有政治運動（那是大部分年頭都有的），就得寫各種各樣的「認識」、「檢查」，沒有運動的日子也有政治，出身不好「重在表現」。身在幼兒園，到處都是表現的機會，只要起早貪黑地干，一不怕苦，二不怕累，三不怕髒地做就行了。二姑姑經常因表現好被評為模範教師，幾句好話，一張獎狀，足以令她覺得辛苦有所報了。她在同事中資歷最高，也很受學生家長喜愛，但是從來不可能被提拔，家庭出身屬舊官僚，還評她先進，己算對她寬大。這所幼兒園後來成為城中名校，據說比入重點大學還難，那已經是二姑姑和這一輩開拓者離去後的事了，另一所同樣出名的幼兒園，就設在二姑姑度過少女時代的熊家寬街大宅。好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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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姑姑愛看小說，對俄國作家情有獨鍾，我去找她許多時候是交換小說。她講到幼兒園的許多趣事，我最記得關於她們園長的故事。這個園長出身好，是幼兒園惟一的黨員，雖沒有上過多少學，但經常出語驚人。她去參加衛生局召開的會議回來，召集全園老師開緊急會議傳達說：「現在昆明流行阿爾巴尼亞痢疾。」大家雖明白那其實是阿米巴痢疾，卻不敢笑。那年頭動不動要去參加反美大遊行，園長帶頭呼口號「打倒美帝國主義！」「支持黎巴嫩人民的愛國行動！」她批評員工說：「看看別的幼兒園，散會後都走在一起，而我走出來就只一個人，你們都走開了，完全不靠攏組織。」
二姑姑微薄的工資，還要供養相繼加入這個家庭的侄女和外甥女。與二姑姑模樣和性格毫無相似的三姑姑上世紀50年代初就自殺了。三姑姑從不正眼瞟我們這些小孩一眼；姑姑、姨姨中，僅有她平時也擦脂抹粉，會在大庭廣眾中拿出小鏡子來抹口紅。我家的像冊里有一張她的得意照片，穿著海狐絨大衣，學好萊塢明星的髮式，頭上頂著高高的髮捲，扮得雍容華貴。「文革」初期害怕被抄家，家家戶戶自行「掃四舊」，三姑姑那張不折不扣的資產階級太太玉照，就第一時間被從照片簿里抽出來燒掉了。三姑爹當警官，那無非是一種職業。人長得氣派，肯吃苦，不笨，在那個行業中容易升官。新政權建立，他和幾百萬在原政府軍政部門供職的官員一樣，全成了「敵偽人員」，一下子都欠了人民的血債，要去坐牢。母親不喜歡這位三姑爹和三姑姑，兩人吸鴉片，男的說不定還販過鴉片。三姑爹被抓進去，一下子全家生活沒有了著落。三姑姑從來心高氣傲，沒和任何人商量，便借錢開了間賣米線的小館子，地點選在離祖父鄉下別墅不遠的小鎮上。從來衣來伸手的三小姐現在要涮鑊洗碗端米線，主雇是她歷來看不起的鄉巴佬；如今輪到別人向這位縣長家的千金小姐拿一點架子了。開張幾個月，一直只虧不賺，終於在一個晚上，大概吸了一陣鴉片，雲霧中完全忘了一對可愛的兒女，就吞下剩下的鴉片，再喝幾口酒，一了百了。丈夫在牢中，她留下一子一女，男方親戚接走男孩；女兒小平像個洋娃娃，皮膚白裡透紅，大大的眼睛會說話。她後來一直住在二姑姑家，管她叫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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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二姑姑的弟弟小叔叔也自殺了。他在縣裡工作，成了縣裡造反派的頭頭，到造反派變成鬥爭對象的時候，出身不好的小頭目自然變成階級敵人，被日鬥夜鬥。需要顯示自己革命立場的群眾，本派的和對立派的一樣，對他拳打腳踢。記得小叔叔話不多，很會「啞鬧」，不動聲色地頑皮，他整天在後山樹林裡抓鳥捉蛇什麼的。家裡有不速之客，奶奶會差他去找菌子，他知道菌窩子，從不空手而歸。那個夏天，一次批鬥會後，他失蹤了，幾天後放羊人才看到他吊死在一棵樹上。也許他只是去采菌子，想起明天、後天、不知哪年哪月才受得完的凌辱，於是心一橫，永遠留在他心愛的樹林裡了。
他太太是四川人，年輕漂亮，皮膚剔透如孩童，不久改嫁了，帶走兒子，女兒小妹送來給二姑姑，過了些年，小妹她媽又來把她接走了。沒有著落的孩子托給二姑姑撫養，到不需要她時來說一聲，就接回去了，這一切好像都理所當然。現在不時從新聞中看到為爭奪小孩造成家庭間的戰爭，拼個你死我活，我才想起二姑姑和她撫養過、又離開她的孩子們。她後來心臟越來越差，記得她似笑似泣地念說，「心操得太多，傷得太多了。」誰又曾明白過她？
對她永遠懷著感激和敬意的是她最小的弟弟。
「老弟」從小過目不忘，家人視為神童。飽讀詩書的父親對小兒子最寄厚望。家庭出身不好，家中又缺錢，於是他選擇了不收費還供伙食的西北牧畜獸醫學院。畢業後，分到甘肅祁連山山區任公社獸醫，一去30載。他說羨慕蘇武，只須管一群羊，做鄉村獸醫要背著藥箱翻山越嶺，走村串寨，替牧民、農戶的牲口打預防針、治病。他曾在風雪中迷路，有過不只一次九死一生的經歷。故事也有另一面。山民眼裡，獸醫比醫生還要緊，牲口死了，一家人便斷了活路。老叔個子矮矮的，皮膚不知為何曬不黑，慈眉慈眼，在西北漢子中像是外星人。老百姓覺得這位心好醫術高的「救命恩人」，仿佛上蒼派來，對他極好。「文革」來了，革命隊伍將這個數十年前的舊縣長的兒子清理出來，下放到深山去放牧。這回他知道蘇武的滋味了，睡窩棚，燒牛糞，幾個月不見人蹤。有一次，聽到對面山上傳來鈴聲，想是有牧民路過，飛跑下山，一路呼叫，結果還是沒能看到人影。
他從不知道，渴望見到人，和人說話，會似飢餓般難受。
「文革」後期「促生產」，遠近聞名的獸醫才被調回縣城。年復一年，像二姑姑一樣，總是被評為模範，卻也不受重用。
二姑姑每次來找爸爸，話題都是如何幫弟弟調回昆明，多年來只有二姑姑不斷地寫信給放逐西北的弟弟，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人才引進可以不必先調個人檔案、轉戶口。昆明的親戚終於幫他聯絡到接收的單位。但「擁有」他30年的原單位仍不放他走，沒有單位證明買不了火車票。二姑姑來找父親商量，決定打個電報給他，「母病危，速歸」，他接了電報立刻請假買火車票，四天三夜趕到家裡，奶奶和二姑姑笑眯眯地迎接他，而他這一路不知淌了多少眼淚！
我1988年回雲南參加澳大利亞的扶貧項目，還和他同過事呢。他講著帶甘肅口音的雲南話，無疑是最高明的「中方專家」之一，依然不受重用。前兩年去探望過他，早退休了，在教小孫孫做功課，心滿意足。
二姑姑終於盼到兒子結婚、孫子出世。她死後，葬在西山五老峰，離母親墳不遠的地方，去上墳頗不易，須沿陡峭的山路攀爬一小時。那年清明，我們上罷媽媽的墳，如以往，也去二姑姑墳上燒香，見已有人留下的錢紙、香炷，我們還以為必是二姑姑的獨子來過，下山時卻遇見他們一家正往上走。
是誰來拜祭過二姑姑呢？她卑微的一生中照顧過的人嗎？可有誰還記著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