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嚴打」的時候，我正在基層政府工作，所以對當時的一些情景印象特別深。那段時間，我親眼看著一些平時非常熟悉的村民，一個個被五花大綁地押到鄉政府。白天審查，晚上就關在辦公樓下面的會議室里，由民兵守在門口。那時候正值夏天，天氣悶熱，蚊子又特別多，會議室里條件很差，人被關在裡面，一晚上不知道要挨多少蚊子咬。
有一天晚上，我看他們實在難受，就找了幾根那種長長的蚊香，點燃後送到會議室去。因為裡面燈光很暗，我進去的時候把點著的蚊香背在身後。沒想到，那些跪在會議室里的村民看不清我手裡拿的是什麼，以為我拿著燒紅了準備打人的鐵棍，一個個嚇得瑟瑟發抖。
那個場景我到現在都記得。
其實以我當時的了解，其中不少人並沒有犯什麼大事。有的好像只是跟別人吵了一架，甚至沒有動手，就被抓了進來；有的是因為穿著當時很時髦的喇叭褲，在街上跟女孩子開過幾句玩笑，也成了被整治的對象。現在回頭看，這些事情很難想像會招來那麼嚴重的後果，但在當時那種氣氛下，很多事情根本沒有多少辯解的餘地。
我有一個本家，師專畢業後在中學教書，人長得很帥氣。他當時跟一個高中畢業班的女孩子談朋友，也被抓了起來，後來竟然被判了18年，發配到新疆。一個剛剛走上講台不久的年輕教師，人生就這樣改變了。這麼多年過去，我已經記不清他的罪名是什麼，但「18年」和「新疆」這兩個細節，我一直記得。
後來每當有人提起1983年的「嚴打」，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些被綁著押進鄉政府的熟悉面孔，是夏夜悶熱的會議室，是滿屋子的蚊子，也是那些人誤把我手裡的蚊香當成鐵棍時瑟瑟發抖的樣子。
那場嚴打究竟處理了多少真正嚴重的罪犯，我也不知道；但就我在基層親眼看到、親耳聽到的那些事情而言，在從重從快、人人緊張的高壓氣氛之下，出現了大批量刑過重乃至明顯的冤假錯案，不少人的一生，就在那幾年裡被徹底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