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可能是2026年中期選舉中最敏感的話題之一，對少數族裔尤其如此。
多年來，民主黨一直在混淆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川普政府打擊非法入境，民主黨便指責共和黨「反移民」。ICE逮捕和遣返非法移民，也被描述成對整個移民群體的威脅。
這種混淆首先從語言開始。民主黨及其支持者很少使用「非法移民」，而是改稱「無證移民」，也就是undocumented immigrant。「非法移民」指出的是進入或者留在美國的方式違反法律。「無證移民」聽起來卻像是一個人只是少了一張證件，甚至是受到制度不公正對待的受害者。
詞語一換，法律問題成了身份問題，邊境問題也成了人道問題。民主黨於是可以向少數族裔暗示，共和黨今天驅逐的是非法移民，明天針對的可能就是你。
最近華人社區裡的一場風波，就是典型例子。
美國右翼播客《Timcast IRL》的聯合主持人伊恩·克羅斯蘭，在討論一場假想的地緣政治衝突時，竟然提出，是否應該把「所有能夠找到的華裔美國人」拘禁起來，就像二戰期間美國政府對待日裔美國人一樣。他甚至懷疑，發生衝突時，華裔美國人的忠誠是否可靠。
這番話非常惡劣。伊恩·克羅斯蘭只是右翼輿論場中的一個極端聲音，靠製造聳動話題博取流量。他既不能代表大多數保守派，更不能代表共和黨的官方立場。當期節目中就有人明確反對，節目創辦人Tim Pool後來也承認，按照族裔拘禁華裔美國人顯然是錯誤的。
然而，這件事傳到華人媒體和社交平台以後，很快被放大成整個川普陣營的態度。一個播客主持人的荒唐言論，最後變成了共和黨今天打擊非法移民，明天就會對所有華人下手。
如果類似言論出自左翼人物，民主黨通常會解釋，這只是個人觀點。到了右翼這裡，卻換了一套標準。右翼中最極端的聲音被不斷放大，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則被混在一起，最終讓少數族裔相信，共和黨針對的不是非法移民，而是他們。
這種恐懼政治掩蓋了美國面對的根本問題。共和黨反對的並不是移民，而是一個國家失去選擇移民、管理邊境和執行法律的能力。
美國本來就是一個移民國家。今天許多共和黨選民本身也是移民，因此更清楚合法移民和非法入境之間的區別。前者尊重美國的法律和程序，後者則直接越過這些法律和程序。把兩者混為一談，對那些排隊多年、守法等待的移民並不公平。
移民不是任何人的當然權利，而是一個國家根據自身需要授予的資格。美國有權根據國家安全、勞動力需求和財政能力，決定接收多少移民，以及接收什麼樣的移民。
美國現行的移民制度早已無法適應現實。親屬移民、政治庇護、難民安置、H-1B以及各種臨時簽證，幾乎每一個環節都暴露出巨大的制度漏洞。
有人老老實實遞交申請，排隊幾年甚至十幾年。另一些人卻可以越過邊境，提出一個真假難辨的庇護理由，通過所謂的「抓了再放」長期留在美國。制度最後懲罰的，反而是遵守規則的人。
移民政策還牽涉公共財政。一個國家接收多少移民，既要考慮邊境和勞動力，也必須考慮福利制度如何分配公共資源。
歐巴馬健保計算保費補貼時審查收入，卻不審查資產。銀行存款、CD本金、房產和股票都不計算在內，只有這些資產產生的收入才計入家庭收入。
以喬治亞州兩個三口之家為例。第一個家庭通過投資移民來到美國，擁有110萬美元的CD存款。按照4%的利率計算，一年利息是4.4萬美元。歐巴馬健保只看到這4.4萬美元，看不到銀行里的110萬美元。這個家庭每月可能只需承擔180美元左右的保費，還可能享受較低的免賠額。
第二個家庭已經在當地生活多年，沒有大筆存款，夫妻兩人經營一家小生意，一年掙11萬美元。因為收入超過補貼上限，他們可能拿不到補貼，每月需要支付一千多美元的全價保費。
一個投資移民家庭坐擁110萬美元，每月保費可能只有180美元。另一個依靠小生意維持生活的家庭沒有多少資產，每月卻可能要付一千多美元。制度只看報稅表上的當年收入，不看家庭實際擁有多少資源。這暴露出移民政策與福利制度之間嚴重的脫節。
學校系統面對的壓力更加直接。大量非法移民及其家屬進入一個地區以後，需要增加的不只是教室和教師，還有校車、英語輔導和免費午餐。這些孩子當然不能被排除在學校之外，但聯邦政府決定邊境政策時，也不能對教育成本視而不見。
在喬治亞州和亞特蘭大都會區，學校稅通常是地產稅帳單中最大的一部分，部分地區接近整張帳單的八成。地產稅上漲的原因不只一個，但學生人數增加、校舍擴建和教育資源不足，都在加重地方財政壓力。
疫情期間，我辦公室旁邊有一處公寓。每天中午，校車都會把免費的學生營養餐送到公寓門口。前來領取的幾乎都是成年人，大概是孩子的父母或者監護人。
這件事沒有什麼可指責的，符合條件的家庭當然有權領取。美國為進入這個社會的家庭提供了極為慷慨的公共服務，其中許多人在自己的國家可能從未享受過這樣的待遇。但這種慷慨並非沒有成本。聯邦政府決定邊境政策，地方學校提供服務，最後通過地產稅把帳單交給當地房主。
明尼蘇達州的福利欺詐案，則讓人看到這套制度的另一面。在「撫育我們的未來」一案中，一個犯罪網絡利用聯邦兒童營養項目，騙取了大約2.5億美元，很多涉案人員來自當地索馬利亞社區。
這不能說明整個索馬利亞社區都有問題，但這起案件恐怕只是美國龐大福利體系暴露出來的一角。紐約州和加州的福利開支，足以與許多中等國家的財政預算相比。如果審查、監督和追責機制跟不上，留下的就不再是零星漏洞，而是一片可以被長期利用的灰色地帶。
問題不在某一個族裔，而在一套由左翼不斷推動擴張、卻缺少責任約束的福利制度。因為害怕被指責為種族主義而拒絕追問，只會讓漏洞繼續擴大。
一些移民長期生活在相對封閉的宗教、語言和文化社區。人數達到一定規模以後，又會形成自己的商業網絡和政治力量，影響地方議會、州議會，甚至國會選舉。民主黨當然明白其中的政治價值。
拜登執政四年，美國南部邊境長期處於近乎失控的狀態。上千萬非法入境者或者未經正常程序進入美國的人，不可能只是偶然，也不能全部歸結為行政能力不足。一個政府幾個月解決不了問題，也許是無能。四年都不願意解決，就不能不讓人懷疑，這正是它希望看到的結果。
這些人今天也許不能參加聯邦選舉，卻會影響人口統計、國會席位和聯邦資金的分配。他們的子女會成為美國公民，他們本人獲得合法身份以後，也可能成為選民。民主黨傳遞的信息很清楚，是民主黨讓你留下，共和黨則要把你趕走。
從政治上看，這是一項長期投資。判斷一項政策，不能只聽政治人物說了什麼，還要看他們做了什麼，造成了什麼結果，最後又是誰從中獲利。
民主黨強烈反對SAVE America Act。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把這項法案稱為「壓制選民」，並聲稱它可能使數以千萬計的合法公民失去投票機會。在民主黨的敘述中，要求選民出示身份證明，不是在維護選舉資格，而是在限制投票權。
然而，投票時出示身份證並不是什麼激進主張。2025年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顯示，83%的美國成年人支持選民出示政府簽發的照片身份證，民主黨支持者中的贊成比例也達到71%。SAVE America Act的公民身份證明要求比一般照片身份證更進一步，但身份核驗並不違背美國社會的基本常識。
民主黨認為，這些要求會增加窮人、少數族裔和證件不全者的投票困難。但當絕大多數美國人，甚至大多數民主黨選民都支持選民身份證制度時，民主黨領導層仍然強烈反對，就難免讓人懷疑，他們擔心的究竟是選民受到壓制，還是更嚴格的身份核驗會改變某些選舉的結果。
限制非法移民也會給經濟帶來代價。美國的農業、建築、餐飲、酒店和護理行業，需要大量來自墨西哥和中南美洲的勞工，技術產業也需要世界各地的專業人才。
美國不能永遠在開放邊境和大規模驅逐之間來回擺動。它需要一套符合勞動力市場需求的現代移民制度，根據就業需要發放勞工簽證，選擇技術人才，同時歡迎能夠帶來資本、創造就業的投資移民。
政治庇護必須接受更嚴格、更快速的審查，不能讓提出申請本身成為進入美國的通行證。合法移民的排期也應該縮短，一個守法申請的人，不應該比一個非法越境的人等待得更久。
川普政府重新控制邊境已經取得明顯效果。不過，在遣返和ICE執法中，也確實出現了一些過激行動，甚至傷害到本來不應該被拘捕的人。
我的一位朋友就曾被ICE拘留。從他的情況看，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嚴厲執法中被「一刀切」處理的人。對國家來說，這只是成千上萬個案件中的一個，對他和他的家庭來說，卻是一場百分之百的災難。
被錯誤拘留的人應該得到及時的司法審查，濫用權力的執法人員也應該受到追究。但個別錯誤不能證明邊境不應該管理，更不能成為放棄執行移民法的理由。政府的責任是減少誤傷、糾正錯誤、約束執法權力，而不是回到抓了再放、最後什麼也沒有解決的局面。
民主黨不斷抓住這些悲劇，把它們描述成共和黨仇視所有移民的證明。這樣既可以迴避非法入境本身，也可以繼續在少數族裔中製造恐懼。
共和黨反對的是非法入境和失控的邊境，也反對把公共福利變成一項缺少審查、沒有責任、看不到盡頭的財政支出。
美國需要移民，但需要的是經過選擇、合法進入、能夠工作並願意融入美國社會的移民。移民政策關係到勞動力、公共財政和國家安全，不能只憑道德衝動和政治口號來決定，更不能淪為某個政黨擴大選民基礎的工具。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但它首先必須是一個有邊界、有法律，也有權決定自己未來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