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Michael Barone撰文／信宇編譯）
歷史能夠啟迪當下。我一直在閱讀美國當代歷史學家史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廣受讚譽的多卷本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1878—1953年）傳記，並從中讀到許多對當下具有啟發意義的段落。
例如，我了解到，這位前蘇聯和前蘇共的最高領袖在1917年十月革命（October Revolution）十多年前，就與流亡中的弗拉基米爾‧列寧（Vladimir Lenin，1870—1924年）會過面；而且列寧從1920年代初到1924年去世為止，健康狀況每況愈下，被困在一處莊園裡，身邊有「一班隨從，其中包括工人兼廚師斯皮里頓‧普京（Spiridon Putin）」，而斯皮里頓‧普京正是俄羅斯現任總統普京的祖父。
這為普京在2005年的演講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背景，他在演講中說「蘇聯解體是本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
我也在早期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面對戰火肆虐的俄羅斯時，對於該如何將馬克思主義理論（Marxist theory）付諸實踐所感到的困惑中，看到了當今的迴響。
「我們將走向徹底消除貨幣。」前蘇聯革命者格列戈里‧季諾維也夫（Grigory Zinoviev，1883—1936年）在1920年向德國社會主義者解釋道，「我們用商品支付工資。我們引入免費電車。我們提供免費公立學校、免費（儘管暫時質素欠佳）的膳食、免租金的公寓和免費照明等。」
「我們正在實現這一切」，他接著說，「雖然進程非常緩慢，且處於最艱難的條件下。我們必須堅持不懈地鬥爭，但我們有出路，有計劃。」早期的蘇維埃主義者的言論聽起來與如今的「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非常相似。
對比一下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協會（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簡稱DSA）聯合主席梅根‧羅默（Megan Romer）的言論，她談到人們應該對自己的工作場所、住房擁有「民主控制權」，「每個人都應該加入工會」，以及「工人階級應該掌握生產資料」。
如果你看過她接受《紐約客》（New Yorker）編輯大衛‧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採訪的視頻，就會發現，無論是她本人還是民主社會主義者協會（DSA），都對如何實現這些目標毫無頭緒。這讓人不禁想起，紐約市民主社會主義者協會成員、現任市長佐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承諾，首家市營公有雜貨店（提供生活必需品，價格比市場價低約30%）將於2027年底前開業——也就是他上任24個月後。
同樣不清楚的是，在不推翻憲法的前提下，如何將「民主控制」（democratic control）轉化為「工人階級」（working class）領導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協會（DSA）的政府。當然，如果不廢除憲法，DSA廢除參議院、最高法院和總統職位的目標根本不可能實現。
當然，列寧和史達林的共產黨人毫不猶豫地廢除了現有的制度。但是科特金的傳記中有一個論點就是，史達林真心信仰馬克思主義（Marxism），而且他認為，如果俄國當時仍以農民經濟為主，而不建立起由工廠工人組成的「工人階級」，就無法實現馬克思主義。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必須榨取農民的血汗錢來資助現代化工廠，即便這意味著屠殺富裕的農民，以及在烏克蘭及其它地區製造持續多年的饑荒，導致數百萬人喪生。科特金認為，在布爾什維克中，只有史達林有膽量和毅力推行這種大規模屠殺制度。
如果史達林試圖在當時尚未存在「工人階級」的地方，創造一個占主導地位的「工人階級」，那麼現在的美國社會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則表示，他們的目標是幫助一個「工人階級」，正如美國企業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簡稱AEI，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魯伊‧特謝拉（Ruy Teixeira）所指出的那樣，這個「工人階級」已經不再是勞動力或選民占主導地位的了。
1970年代，美國的民主黨開始擁抱自由主義文化價值觀（liberal cultural values），並逐漸失去藍領工人的選票。這個過程在唐納德‧川普（川普）擔任美國總統時期尤為明顯，大學畢業生逐漸傾向民主黨，而未上過大學的白人和西班牙裔則逐漸傾向共和黨。這個趨勢在第42任總統、民主黨人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執政的1990年代就已初見端倪。
美國左翼突然從一個文化議題轉向另一個，從所謂的「氣候變遷」轉向以色列針對哈馬斯（Hamas）於2023年10月7日發動的惡性襲擊所進行的所謂「種族滅絕」，這種轉變並未激起「工人階級」的熱情。民主黨目前在11月大選民調中的領先優勢，很大程度上歸因於通貨膨脹和油價上漲。
從科特金的傳記中我們可以看出，戰爭的結果永遠無法預測；而那些雙方都無法取勝的、曠日持久的、暴力和殺戮似乎無休止地持續下去的戰爭——例如一個世紀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簡稱WWI，1914—1918年）和當今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所造成的破壞尤其慘重。
科特金指出，史達林非常清楚，如果沒有當時被稱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那場戰爭，布爾什維克奪取俄國政權絕不可能發生。毫無疑問，那場戰爭不僅對史達林的崛起至關重要，對德國納粹頭子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年）的崛起也同樣不可或缺。
這兩位邪惡的獨裁者都在30多歲時身陷囹圄，在1914年奧匈帝國弗朗茨‧斐迪南德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1863—1914年）遇刺、戰爭爆發時，他們都過著默默無聞的生活。但在歐洲這兩個最大的國家，都因軍事失敗而痛苦不堪，又因經濟混亂而遭受重創，他們卻都在40多歲時得以進入政壇，並迅速積累了絕對的獨裁權力。
1939年8月23日，他們簽署了希特勒-史達林條約（Hitler-Stalin pact），使他們得以控制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土地，這是兩個極權主義的共生聯盟，導致數千萬人死亡，並激發了英國20世紀上半葉著名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年）的反極權主義小說《1984》（1949年）的構想。
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雖然不如希特勒和史達林時代那麼嚴峻，文明社會的敵人也不如他們強大，戰爭和大規模屠殺也遠沒有那時肆無忌憚。但是科特金的傳記提醒我們，即使是看似極不可能發生的威脅，最終也可能釀成災難；文明社會絕不能對言論壓制、反猶主義和有組織的暴力行為的抬頭視而不見。
當斐迪南德的司機在塞拉耶佛走錯路，導致汽車在刺客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面前熄火時，沒有人想到史達林和希特勒會成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和最致命的領導人，並且這種影響時至今日仍未停息。
作者簡介：
麥可‧巴羅內（Michael Barone）是《華盛頓觀察家報》（Washington Examiner）的高級政治分析師，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簡稱AEI，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常駐研究員，也是《美國政治年鑑》（The Almanac of American Politics）的長期合著者。他的最新著作是《開國元勛的思維地圖：地理想像如何引導美國的革命領袖》（Mental Maps of the Founders： How Geographic Imagination Guided America's Revolutionary Leaders，2023）。
原文：What a Stalin Biography Tells Us About Our Tim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