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一直在想一個問題：這次以人工智慧為核心的技術革命，與歷史上歷次技術革命可能都不一樣。
不一樣在什麼地方？最簡單地說，這是一個高度自覺的政治-意識形態工程。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才能找到解釋這當中很多問題的鑰匙，比如這場技術革命能不能帶來人們期待中的普惠式繁榮？我們要經歷的可能是何種意義上的風險？如果這次技術革命如願以償，我們人類將以何種狀態生活在這個世界之上？
當然，你也可以更悲觀地去想......
回到話題本身。以往的技術革命，其驅動的主體往往都那些充滿創新精神的發明家、工程師和企業家。他們往往都是分散的，其主觀意圖大多是局部的、技術性或經濟性的，如改進機器、降低成本、占領市場等。
他們很少同時也是一位哲學家和思想家，更鮮有以此重塑世界的政治抱負。
當然，這些技術革命後來可能深刻地改變了經濟與社會。但這些社會後果——無論好壞——更多都是「湧現」出來的，而不是被系統性地「設計」出來的。蒸汽機、電力、網際網路的早期推動者，很少有誰抱著一套完整的「重塑人類文明形態」的綱領去行動。
但這次AI革命不一樣。它的核心資本和核心人才，從一開始就高度集中在一個極小的圈層，而這個圈層共享著一套相當明確、且被反覆公開宣示的世界觀。換言之，這當中的相當一部分關鍵人物，是帶著一套完整的社會哲學、文明敘事來做技術的。
在《從小孩子為什麼要某種玩具看現代科技浪潮的底色》一文中，我討論了彼得·蒂爾技術、商業、社會、政治哲學的脈絡以及所賦予的這場科技革命的底色。
回到一個高度自覺的政治-意識形態工程的話題。作為這個工程哲學基礎的，是這樣的一個預設：人類文明現在面臨著深層的危機，常規的社會制度、民主政治、大眾理性已經不足以應對未來，技術必須主動介入、重塑社會秩序。這就是所謂技術加速主義。
如果進一步去辨認，這套哲學中也許包含著這樣的一些要素：
對人性本惡的設定。這源於對人性的一種現實主義判斷：他們認為，普通人容易短視、情緒化、被煽動，在重大問題上很難做出理性的判斷和選擇。這最系統地體現在彼得·蒂爾身上。他以吉拉爾的哲學為基礎，加上他的誤讀，認為人的欲望本質上是模仿性的，這必然導致嫉妒和暴力。人性的短視是文明最大的隱患。
對人類前景的悲觀判斷。基於對人性的認知，他們認為，現有文明體系自帶崩潰風險。無論是核子戰爭、生物災難，或是其他超級災難的降臨，在他們看來，常規社會很難自發化解。正因為前景危險，所以必須立刻加速技術，尋找逃生方案。蒂爾的地堡計劃，馬斯克的火星移民方案，都是這套悲觀判斷下的備選設想，有的已經不僅僅是設想。
精英主義的拯救意識。既然大眾與現有體制靠不住，掌握算力、資金、技術的少數精英，就天然承擔著文明託管的責任。而這種託管理論與人們通常理解的救民於水火的想像不一樣。無論是蒂爾的地堡，還是馬斯克的火星移民，首先意味的是一個退出的過程，通過退出保留人類的火種。惡意一點理解，這種精英主義的終極形態，不是拯救世界，而是在世界毀滅之前，先把自己從世界中拯救出來。
對民主體制的否定。如果普通人被欲望和暴力驅動，無法自我治理，那麼民主制度就是一個無法解決根本問題的脆弱系統。那麼如何來實現社會治理？由誰來治理？科技右翼的答案很明確：技術精英。精英如何進行治理？他們設想的是，他們認為，國家應該像公司一樣運行，用技術理性替代大眾政治博弈。其中一種極端的說法就是以技術的君主製取代民主。為此，需要摧毀由主串流媒體、高校和非政府組織構成的意識形態霸權。
技術加速主義的綱領。技術加速主義是將上述世界觀付諸行動的行動綱領。他們相信，只有持續加速技術疊代，才能搶在文明災難到來之前拿到解決方案。哪怕伴隨巨大風險，也不能減速；減速，才是更大的生存風險。其具體設想是，通過更大規模的自動化、更強的算力、更密集的數據採集，使系統完成自我更新，或有可能進入新的增長周期。
以上的概括，是為了增進我們對這場AI革命底色的理解。但在此必須說明幾點：第一，這絕不意味著科技巨頭的每一個人都同時擁有這些思想元素，這只是在這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中我們可以辨認的一些要素。第二，這只是其圈層內部的一種思潮，大量從業人員並不見得認同這套宏大文明敘事，一些人可能恰恰是其批評者。第三，這並不是一種完全自洽的完整的思想體系，體現的只是一種大體的意向。第四，思想和企業行為之間存在巨大張力，實際上，由於理念分歧而出走分裂的事情並不鮮見。
但無論如何，注意到AI革命背後的政治-意識形態底色，對於我們理解這場技術革命及其可能的後果是極為重要的。至少，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這是這場技術革命的B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