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1988年2月來紐西蘭以後，常常想起父親的歸來和他回家十天之後的去世。在那之前，我也經常想起。但那時是革命話語充斥耳膜和視野的年代，潛意識中，追憶父親即是大逆不道，不敢也沒有適當的話語表述。
出來兩年之後，我在國內學得啃哧啃哧的英語終於可以比較順暢地表述所思了，潛伏心底多年的噩夢終於找到了無懼意識形態的話語載體。我坐到電腦前，寫出了《The Return of Father》。列印出來之後，我的朋友，一位洋人女士念給我聽。我以為我在寫的時候，眼淚已經流幹了，卻不料她富於感情的朗讀，使我禁不住淚如泉湧，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場。痛哭之後，心裡仿佛卸下了多年的重負。
如今我七旬有一，兩年前又動過一次腸癌手術，記憶也逐漸衰退。朋友們多年前就叫我一定要把自己的故事寫出來，最近又有中外朋友催促。再不寫，恐怕就時不我待了。三十年前的英文稿，早就不知所蹤。國內的朋友催得很急，故有了下面這篇文章。
父親歸來
那天是1961年12月21號。我正在看書，突然聽到樓下的街上有人喊母親的名字，聲音似乎熟悉。我湊到窗前，啊，是父親！我急忙跑下樓。他背著一個小木箱，說：告訴你媽媽，我的行李在文武路警局。當時母親在上班，兄弟們都在上學，我因休學，一人在家。那時我小學班上已經有兩個同學，因飢餓導致嚴重營養不良而死，我也開始水腫咳血。班裡同學都說我是第三個要死的，母親便讓我休學了。
我帶著父親爬上我們居住的閣樓。閣樓的木樓梯又陡又窄，上去以後的進口很低，大人必須彎下腰，否則頭上就會碰出一個大青包。我四年多沒有見過父親了。才五十多歲的父親，比四年多前去峨邊沙坪農場勞教那陣老多了。他背駝了，爬樓梯有些吃力。
這個家對父親是陌生的。他被打成右派去勞教之前，我們住的房子比這裡好得多。那是一個有大門、二門、前院、後院、側院的深宅大院，院子裡種有葡萄、青竹，還有一株每年結果的核桃樹。院子裡住了好些人家。後來搬進來一家做皮鞋的工廠，臨街的大門口掛上了白底黑字的牌子：成都市皮鞋五社。我家前面最大的院子上空，搭起了天棚，工人成天在天棚下敲敲打打地幹活。
一天我放學回家，見到那群工人中有人晃著當天的《成都日報》，說：蔣先生遭了！我瞟了一眼，看到了報紙上父親的名字——那會兒我才知道父親成了右派分子。
父親先被隔離學習了幾個月，後來被送到峨邊沙坪農場勞教。隔離期間，有三個警察到我們家來搜查，連天花板上面都爬上去看了。他們走後，母親對我說：幸虧我把你大哥的日記藏在棉衣里了，要不然就被他們搜走了。大哥的日記本我見過，藍色的封皮，裡面有一首長達數頁的白話長詩，是思念父親的。
大哥本來在瀋陽某保密工廠做技術員，父親的右派言論見報後，大哥就被單位除名了。他回來時，父親已被隔離。他沒見到父親一面，自己卻患了精神病。當時精神病院無床位收治，就被送回合川老家了。老家有爺爺照顧——早些日子裡，爺爺也因為父親的問題被作為「逃亡地主」強行押解回原籍了。
父親被打成右派之前，在成都市工業局會計處工作。他帶我去市政府禮堂看過戲，我聽到別人稱呼他「蔣主任」，也有叫他「蔣老師」的。他的工資是家裡唯一的經濟來源。
父親走後，家裡就斷了收入。本來一直在家休養的母親，進了一家工廠做會計。那工廠離家較遠，母親就帶著我們搬到這裡了，因為這裡離她上班的工廠近。這地方樓梯窄，閣樓進口低，原來的家具，好些都沒法搬上來。放在下面的人行道上，後來就不見了。母親解放前上過光華大學（現西南財大前身），患上肺病，沒畢業就休學了。她在工廠里開始是當會計，因為父親是右派，很快就被轉成了工人。
父親被送去勞教後，正在成都四中上高中的二哥覺得自己是男子漢，該自己養家餬口了，便自行退學，找了一家工廠當學徒。母親急了，到學校找校長和老師，大家一起苦口婆心，把二哥勸回了課堂。二哥高考成績優秀，因為出身右派家庭，被分配到四川農學院。他的報考志願里沒有這個學院。母親曾寫信到教育局詢問這件事，當然沒有結果——誰會搭理右派分子老婆的訴求呢？
父親回來時，二哥正在雅安的川農讀書，他沒有錢買車票，一直到畢業後才回了一趟家。那時正在成都西北中學上中學的三哥，也在假期中去拉板車掙錢補貼家用。他也營養不良，個頭很小，有次拉板車還吐了一口血。
進了房間，父親環顧四周，嘆了一口氣。沉默一陣之後，他告訴我，他要去澡堂洗個澡。他取下斜挎著的小木箱，對我說，木箱是他為我——他唯一的寶貝女兒親手做的。車上十分擁擠，別人都嫌他這木箱礙事，叫他扔掉，可他捨不得，硬撐著帶回來給我。木箱裡外的木頭表面都十分粗糙，就是一般包裝箱那種木料，一輩子都是書生的父親不會也可能沒有工具刨平打磨。他說，小木箱是給我裝書用的——我識字早，上小學前就很喜歡看書。
父親從澡堂回家時，三哥正好放學了。他立刻和父親一起去文武路警局取父親的行李。三哥說，那天非常冷，身體虛弱的父親可能就在那天晚上感冒了。他們取了行李回家時，天早就黑了。母親和三哥取下家裡唯一的門板，下面墊上兩條長凳，為父親鋪了一張床。這床就放在裡屋我和母親睡覺的那張大床的床頭。那天晚上，我聽到父親對母親說：慶貞，這些年來，辛苦你了！母親沒有應聲。
第二天早上母親和兄弟們出門了，可父親沒有起床，也沒有吃早飯。他要我站到他那臨時床鋪的床頭，默默地看了我好一陣。我的眼淚忍不住一滴一滴地往下淌。父親說：不要垂淚。然後他叫我給他紙筆，他開出了一張中藥單子，要我去藥房抓藥。他病了。
以我當時的體力和個頭，步行去我家最近的藥房，一個來回需近兩個小時。父親給我的錢只夠一副中藥。我提著這副中藥回家，父親就叫我給他煎藥。
我至今想不起他那天或是後來吃過飯沒有。那是饑荒年代，按人頭分配，每人每月一兩或二兩豬肉，還得頭天晚上去排隊。因為肉鋪里的豬肉有限，第二天早上很快就會賣光，不排通宵，就連那點肉都吃不著。家裡有按人頭配給的定量口糧。父親剛從那幾年餓死了很多人的峨邊沙坪勞改農場釋放回家，還來不及去派出所報到，他那份口糧還沒有分配。但無論如何，家裡不會少了他的飯食。他大約因為生病且目睹家裡的慘狀，完全沒有胃口而吃得很少，所以我至今想不起父親吃飯的樣子。
一副中藥，一般只煎三次。父親那副藥，他叫我煎了四次。以後他再也沒有給自己開過藥方。他很快就氣喘咳嗽，我再也沒有聽到過他說話，除了有一天，我看到他閉著眼睛，口裡喃喃著我最小的弟弟的名字。父親被送去勞教之後，我那弟弟就送給一位工人了，一來因為家裡太窮，二來也是為了放生——「工人」這個「領導階級」的出身，也許會給他一個好一點的前程。
幾天之後的一個晚上，母親找人借了一輛拉東西的平板車，讓三哥把父親拉到大科甲巷臨近春熙路的第一人民醫院——三哥是當時家裡唯一的勞動力。我和母親跟著板車，也去了醫院。我們去的是急診室，父親當時已經處於昏迷狀態。我們全都破衣爛衫，像一群叫花子。
在醫院裡，父親被安排「坐」在一張椅子上，他垂著頭，身體軟軟的，斜斜地「坐」著，隨時可能滑到地上的樣子。母親懇求醫生：請你們盡力治好我先生的病——我先生有哥哥和弟弟在香港，他們會寄錢給我們付清治療費用的。我聽了很是詫異：我以前從未聽說過我們家在香港有親戚啊！那是母親平生唯一一次提到父親在香港有兄弟，以後她再也沒有說起過，我們也沒有問過。
醫生非常冷漠，聽了母親的話，眼皮也沒有抬一下。他開了兩小袋葡萄糖，就打發我們離開醫院了。
三哥拖著板車，把父親拉回了家門口。全家氣力最大個子最高的三哥當時身高大約1.59米，我們沒有辦法把昏迷不醒的父親弄上閣樓。
好心的樓下鄰居說：就把人放在我家外面的街沿上吧！三哥上樓把父親回家以後睡的門板和墊門板的兩條長凳搬下來，搭在街沿上。然後鄰居幫著把父親抬上去躺下，母親給父親蓋上被子。寒冷的冬夜裡，父親就這樣躺在街沿上，與鄰居老太的家隔著一層薄薄的板壁。鄰居老太幫著母親，在父親腳下的被褥外邊放上了一盞油燈。我搬了一張小板凳，坐在父親腳下的門板床邊守護。那天是12月30日，元旦才會放假。母親第二天要上班，三哥也要上學。
寒夜裡冷風嗖嗖，街上闃無一人，小小的油燈幽暗明滅。父親一直沒有聲息，到了半夜，我突然聽到父親喉嚨里發出短暫響聲，然後一切又歸於寂靜。我知道父親走了，他離開勞教農場回家剛剛十天就離開了這個苦難的世界！
第二天母親沒去上班，三哥和弟弟們也沒有去上學，父親的身體還躺在街沿上。家裡一貧如洗，無錢安葬父親。
母親讓我坐公共汽車去城北的孫伯伯家報喪。孫伯伯是父親生前好友。1957年反右之前，我們兩家常在一起過周末。孫伯伯是搞化學的，家裡有很多試管燒杯之類的東西。他和孫伯母以前都很喜歡我。他們家有一個很大的院子，裡面長著很多竹子之類的植物。我記得最清楚的卻是他家乾涸的小池塘邊上的蕁麻。有一年夏天我在那池塘邊玩，不小心掉下去了，手臂上被蕁麻扎了一片紅疹，痛得要命。父親出事之後，我們兩家好像沒有來往過。
父親去世後，我第一次落淚就是見到孫伯母的時候。我那時只覺得胸口裡邊很痛，痛到說不出話來。我掙扎著想開口，眼淚卻下來了。我哽咽著，心如刀絞，只說出了幾個字：爸爸死了！也許母親原指望著孫家會借給我們一些錢，辦父親的後事。孫伯母紅著眼睛告訴我，孫伯伯兩年前就去世了，她也跟我一起掉眼淚。我報了喪就回家了，沒有帶回一分錢。
下午，鄰居老太帶著三哥去茶館裡給抬死人的男人們磕頭。她說：求求你們發發善心，可憐可憐孤兒寡母，把死人抬到殯儀館去吧！看著跪在地上的男孩，他們同意了。兩個男人帶來一個專抬死人的擔架，把穿著破棉衣的父親捆在上面抬走了。我們跟在後面——母親之後是三哥，三哥之後是我，我後面是六弟七弟。我們排成一行，低著頭，默默地跟著抬擔架的男人，送父親去火化屍體的殯儀館。
到了殯儀館的停屍房，他們把父親解下來放進去。我看到父親的身體軟軟的，完全不是傳說中僵硬的死人軀體。這讓我起了疑心，覺得父親也許並沒有死去。說不定什麼人發現了，會讓他活過來呢？
天太晚了，我們沒有在殯儀館停留就回家了。我不知道父親的身體是否被火化了，或者什麼時候火化的。
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常常趴在臨街的窗邊，看著下面人來人往。我盼望著父親活過來了，又回到我們臨街閣樓的窗下，大聲喊著媽媽的名字……可是，父親再也沒有出現過。
後記
往事不堪，摧心摧肝；暮年回首，淚濕衣衫。寫回憶時，幾度淚眼模糊，不得不離開電腦，平靜一會兒再寫。誰願把自己深藏心底的刀傷挖開，袒露給他人觀看呢？我寫下這篇回憶，不是「為了忘卻的紀念」，而是為了守護真實的歷史。
有朋友說：「刻在石頭上的文字，可以風化水蝕；刻在人心上的文字，可以隨人而逝；只有刻進歷史的文字，才可以稱為真正的文字。這部歷史大書，需要歷史人物來刻寫。如果一代無力，二代無心，這些苦難必將隨風而逝……一個罪惡的循環，就有可能重新開始。」
誠哉斯言！
完稿於2020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