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華政策以及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問題上，美國共和與民主兩黨保持著「相當穩定」的合作，9月11日，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主席共和黨委員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和民主黨委員克里斯·斯萊文（Chris Slevin）這樣告訴美國之音（VOA）。在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總統9月24日在華盛頓會晤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之前，薛瑞福和斯萊文接受了VOA的專訪，談共和和民主兩黨對中國的態度、美中關係現狀、美中在貿易和科技領域的競爭以及川普總統和習近平各自對即將到來的峰會的期待。
薛瑞福和斯萊文7月18日在時隔七年後，與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一個代表團對中國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展開正式實地考察訪問，用他們自己的話說，以便更好地「了解」中國。兩人也向VOA透露了此次實地考察中對中國的印象。薛瑞福說，他們在中國確實看到了「一些經濟挑戰和困難的跡象」，而斯萊文則表示，中國人對USCC國會年度報告中對中國經濟描述「提出異議」。兩人都表示，中國官員對習近平9月訪美「充滿信心」。
2001年，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美國國會成立了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由12名成員組成，其中六名來自共和黨，六名來自民主黨，負責評估美中經貿關係對美國經濟與國家安全的影響。該機構每年向國會提交年度報告。去年報告關注的重點包括美中先進技術競爭、供應鏈與新興技術、美中太空領域的競爭以及中俄伊朝的合作等。
以下是這次專訪的文字記錄。出於清晰簡潔的目的，文字略經過編輯。
「我們（在中國）也確實看到了一些經濟挑戰和困難的跡象」
VOA：非常感謝。感謝薛瑞福委員和斯萊文委員抽出時間來接受我們的訪問。我知道你們兩位不久前從中國考察回來。所以我的問題是，你們在中國看到了什麼，聽到了什麼，從而改變了或挑戰了你之前對中國的看法？
薛瑞福：我想，我們當時是抱著一種開放的心態去的，委員會自2019年以來就沒去過中國。當然，我們一直密切關注著事態發展，會見一些到訪華盛頓的人士，閱讀了所有公開信息，但對我們很多人來說，這是我們多年來第一次真正親眼見到中國。有些人曾以個人身份或政府職務訪問過中國，但作為委員會，我們已經七年沒有去過了。所以，我想我們當時是抱著開放的心態去的，對即將看到的一切充滿期待。
而且我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看到的中國官員表面上都很自信，他們對川普總統和習近平總書記的峰會持積極態度，並對習近平9月份的訪問充滿信心。
但除了這種表面上的自信之外，我們也確實看到了一些經濟挑戰和困難的跡象。我們在火車上經過了一些「鬼城」，我們與一些商界人士交談，他們對經濟增長預期和一些國家的情況感到擔憂。所以，就成功與挑戰而言，可謂喜憂參半。但你知道，最大的收穫是委員會七年來首次得以訪問中國，我們希望將此變成常態，最好是每年都去。
VOA：斯萊文委員，你也是一樣的看法嗎？
斯萊文：沒錯。正如薛瑞福委員所說的，我們抱著開放的心態，同時也有興趣了解對委員會工作的反應。我們和我們的工作人員對年度報告和提交給國會的建議投入了大量的時間、思考和深入研究。我們想知道他們有沒有反應。
我認為，對我們的工作看上去存在一些質疑。但我們希望能夠深入實地，真正了解情況，探究問題的本質。這些特別的地方在我們與對話者的交流中總是顯而易見的，尤其是在闡述中國面臨的經濟挑戰時，他們提出了異議。
但對委員會而言，實地考察至關重要。我們很珍惜這次機會，正如薛瑞福委員所說，我們希望委員會能夠更頻繁地開展實地考察，使之成為常態。我同意，他們對雙邊關係，對於川普政府的雙邊關係確實展現出一種公開的自信和樂觀。我認為，他們期待著即將在華盛頓舉行的峰會。
中國人談論的是「平等關係」，但行為卻反映出一種「持續的競爭姿態」
VOA：親身了解中國之後，您如何理解北京目前對美戰略？您認為習近平主席希望從這段關係中獲得什麼？
薛瑞福：在我看來，他們似乎在將美國和中國描繪成兩個地位平等的偉大國家，勢均力敵。他們還表示，雙方有機會建立一種能夠共同應對區域和全球挑戰的關係。他們談到了戰略穩定的框架。美國會加上基於公平和互惠，但中國沒有加。
但是，他們把這個框架當作一個基礎，然後再繼續構建別的，並認為真正的麻煩會來自可能製造麻煩的第三方，製造緊張局勢或操縱美國，使其陷入與中國的問題中。然而，所有這些都只是表面現象。
我認為，自5月峰會以來，我們並沒有看到任何實際行動的改變，儘管那次峰會的氣氛很積極。經濟活動方面，他們增加了新的監管負擔；軍事活動方面，他們積極脅迫台灣和菲律賓，這些都沒有改變。所以，從表面上，他們談論的是可能的平等關係，共同應對當今的巨大挑戰。但實際上，在很多方面，他們的行為都反映出一種持續的競爭姿態。
VOA：斯萊文委員，你的看法呢？
斯萊文：我同意這種看法，即人們過於強調峰會本身以及會議本身就是進展。而我們真正關注的問題--比如峰會上具體討論了哪些內容、對話的範圍有多廣--在這方面，我們能獲取的信息相對較少。
我想說，就技術而言，我們在訪問期間聽到的是，中國對自身在人工智慧前沿領域的進展及其部署戰略充滿信心。而且，聽起來中國有興趣與美國探討某種雙邊人工智慧對話。
美中競爭「非常激烈」，「而且已經持續了幾十年」
VOA：說到高科技領域的人工智慧對話，我知道你們在中國就人工智慧和先進技術進行了討論，「坦誠的討論」。那麼，您如何看待目前美中關係？我之所以這麼問，一些學者認為，美中正在積極開展一場技術經濟、貿易戰。你們認同這樣的看法嗎？
斯萊文：可以先說說我的看法。我認為競爭非常激烈，而且已經持續了幾十年。我認為委員會一直堅定不移地致力於解決一些問題，尤其是在經濟方面，可以使得美國的企業和員工處於公平的競爭環境中的一些因素。
我認為我們看到這種競爭更多地體現在供應鏈和技術領域，尤其是在人工智慧方面。正如之前提到的，我們非常重視前沿人工智慧。那麼，如何在競爭中脫穎而出？競爭究竟是什麼樣的？我們現在發現，這並非一場線性競爭或競賽，而是強調開源、人工智慧和部署，以及真正地收集數據來推動創新。我認為這與美國過去幾年在類似模型以及晶片、硬體和能源方面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多年來，美國一直關注著類似的模型以及相關的晶片、硬體和能源。這是我們委員會一直關注的領域。
VOA：薛瑞福委員，你對此有何看法？
薛瑞福：我同意斯萊文委員的觀點。我認為，如果您查看委員會的年度報告，正如斯萊文委員所提及和引用的，我們一直堅持認為，我們處於長期的戰略競爭之中。
如今，這種競爭幾乎滲透到美中關係的方方面面，包括技術發展和創新相關領域。我認為，關鍵在於確保這種競爭保持良性，不演變成衝突，並為合作留出空間。長期以來，合作一直是美中合作的領域，但如今這樣的合作機會似乎寥寥無幾，甚至在一些看似雙方立場一致的領域也難覓蹤跡。
我們常常發現，分歧往往隱藏在表面之下。因此，努力構建以戰略穩定為特徵的關係是一項非常有價值的工作。但是，由於諸多因素，例如結構性差異、政府體制差異等等，我相信您的聽眾都很清楚這些差異，至少在我看來，美中兩國很可能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保持競爭關係。
「出口管制本身並非萬能靈藥」
VOA：鑑於中美兩國在先進技術領域的激烈競爭，斯萊文委員，你曾在商務部任職，領導執行晶片法案和科學法案，您在中國看到了什麼，從而改變了您對美國技術管制有效性的看法？
斯萊文：當然。是的。我的意思是，有幾點觀察。我認為，過去五年來，美國重新致力於打造更具韌性的供應鏈，而半導體在這一努力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兩黨在歷屆政府中都做出了努力，以恢復半導體等關鍵製造業投入品的供應。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過去幾年裡，兩黨在歷屆政府中都致力於實施出口管制，並有效控制軍民兩用技術，以應對競爭，同時也關注國家安全以及可能被用於對抗的技術。所以，我認為，這就是基準。
關於你提出的期待和實地觀察，我認為這對我們的中國同行來說並不新鮮，因為我們正在努力恢復製造業。我認為，我們圍繞出口管制工具的使用存在一些爭議，甚至有人試圖複製或複製我們針對中國已實施限制的投入品的模式，以及這些管制措施的使用，這是一個非常動態的過程。我認為，目前美中關係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你知道，我認為我們觀察到的現象是，要對這些投入品的使用及其原因保持透明，並且要與我們的盟友合作，這些盟友在這些投入品方面也有類似的供應鏈韌性和國家安全方面的擔憂，以及他們如何也能採取類似的控制措施和努力。
VOA：那麼，薛瑞福委員，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您是否也得出同樣的結論？
薛瑞福：是的。斯萊文委員在這方面確實是專家，但我認為，這是一個瞬息萬變的環境。而且，有一點很明確，那就是出口管制本身並非萬能靈藥。在某些情況下，它們或許能在一段時間內奏效。然後，中國會找到應對之策，或者被迫進行創新。他們實際上會成功。
因此，你必須結合多種政策工具。如果你真的致力於在先進技術領域保持領先地位，那麼出口管制仍將是一個重要的工具，但你必須密切監測其影響和效果，並據此進行調整。情況將會非常複雜多變。
在對華政策以及經濟和國家安全問題上，兩黨合作「相當穩固」
VOA：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對華政策是華盛頓兩黨為數不多的共識領域之一。那麼，這種共識是否依然存在？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在哪些方面真正達成共識？又在哪些方面分歧明顯？
薛瑞福：看看我們的年度報告。我們所有的報告都基於委員之間的共識，通常是六名共和黨人和六名民主黨人，偶爾會有一兩個人的差別。但如果你回顧我們報告的歷史，你會發現它提出大膽的政策建議，而且所有建議都基於共識。我想你在國會山的其他地方也能找到類似的情況，比如看看中國問題特設委員會（編者註：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
我認為存在廣泛的共識。我認為分歧存在於邊緣地帶，也並非總是跨越黨派界限。我知道，當我們委員會內部進行辯論時，我不想在這裡公開我們的分歧，這通常不是共和黨立場與民主黨立場之爭。很多時候，你知道，這基於經驗，基於你早期的職業經歷，比如我在國防領域，有人在貿易、經濟和技術領域。所以，我認為這種情況仍在繼續。即使在細微之處存在分歧，這個領域仍然保持著兩黨共識，這一點仍然準確。
VOA：斯萊文委員，你怎麼看？
斯萊文：我100%贊同施瑞福委員的觀點。我能想到幾個在公共政策和國會層面讓兩黨成員團結的問題，雖然並不總是那麼明晰，但我認為，隨著政府更迭，我們有四年任期，至少12年。
我認為，存在一個基石，共和黨和民主黨所採取的兩黨合作的方式，在對華政策以及我們的經濟和國家安全問題上，始終相當穩固。
從戰術層面來說，我認為無論是國會議員還是其他密切觀察人士，都會在某些方面對兩屆政府的做法持有不同意見。但我認為，從根本上說，雙方在這一點上有著相當堅實的兩黨共識。
與習近平會晤，川普總統的三個優先事項
VOA：我們來談談即將舉行的川普總統和習近平主席的峰會。您認為川普總統最重視的三項優先事項是什麼？
薛瑞福：首先，我認為他認識到峰會對於兩國關係的重要性，就算是在增強穩定性方面，或者換句話說，峰會為兩國關係提供了一個底線。如果他們在G20（20國集團）峰會和APEC（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上會晤，那麼這次互訪很可能成為今年四次面對面會晤中的第二次，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是在為兩國關係提供穩定性和底線。
我認為第二點是，總統可能更關注美中關係的貿易和經濟層面，這或許也是他更願意關注的。所以，如果你一直關注的話，從釜山峰會，當時雙方關係暫停並達成了一項臨時框架協議，到5月的北京峰會，再到習近平主席回訪的一系列會晤，我認為他們確實希望鞏固一種貿易方式，更可持續的貿易方式。我認為川普政府會說，更加平衡、公平，因此也更具可持續性。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優先事項。
顯然，川普總統也在其他問題上投入時間和精力。他將如何與中國就這些問題進行溝通。目前尚不完全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伊朗和烏克蘭衝突中，我們將受益於中國的幫助，如果他們願意提供更多的幫助的話，雖然我不確定他們是否會這麼做。川普總統可能會提到這些問題。我們拭目以待。
VOA：斯萊文委員？
斯萊文：我基本上同意。我認為，強調貿易問題，並提出一些可持續的方案，或者至少在未來幾年內可持續的方案，尤其是在我們這邊徵收關稅以及管理北京對此的反應方面。他們就貿易委員會正在討論一個具體的方案。這當然在議程上，作為嘗試管理這方面問題，貿易關係的途徑。
回到我的觀點，我認為顯然雙方都有意願建立某種可持續的對話，以應對兩國在人工智慧前沿發展方面面臨的一些風險和安全問題。我認為雙方都清楚地認識到，有必要明確人工智慧對話的範圍，以及對話的具體程度。我認為委員會和其他觀察員都會對此感興趣。
VOA：那麼，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是否與川普總統的優先事項相同？或者說，在中國問題上，他們有不同的優先事項？
斯萊文：我認為這個問題沒有明確的答案。我認為肯定有一些共和黨議員會認同並支持政府在貿易委員會和其他一些問題上的立場。但我不知道國會山的共和黨人是否都持這種觀點。
我認為民主黨人，你知道，我認為我沒有聽到國會山的民主黨人就這些問題制定明確的策略。當然，他們對我們討論過的領域很感興趣。我認為他們當然很關心針對伊朗戰爭，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以及如何談論這些問題。但我不會說這得到了普遍支持。
VOA：薛瑞福委員，在與中國的關係上，你認為國會共和黨人的優先問題呢？
薛瑞福：是的。我認為，如果你縱觀歷屆政府的政策，正如斯萊文委員幫助我們理解的那樣，就會發現政策具有顯著的一致性和連續性。
拜登總統上任時，我們的中國朋友熱切期盼著「拜登重啟」，如果你還記得這個詞的話，但他們得到的卻是，在很多情況下，政策卻變本加厲，甚至更加強硬，尤其是在出口管制方面。所以我認為，這種延續性最有力地證明了雙方對總體方針的共識。
當然，你肯定能在一些細節上找到一些差異。華盛頓是個政治中心，所以有時候，你反對是因為你是反對黨，有時候，你支持是因為你是執政黨。但我認為，在對華政策上，我們總體上看到的是延續性和一致性。
習近平的三個優先事項
VOA：我們也談到了川普總統的優先事項。那麼，你認為習近平的優先事項是什麼？他希望從這次峰會中獲得什麼？施瑞福委員，你怎麼看？
薛瑞福：我想說的是，我們從中國對話者那裡了解到，他們接受了戰略穩定這一框架。但他們希望以特定的方式加以落實。我認為對中國而言，這意味著共同應對區域和全球挑戰。但我認為這也意味著，要對他們的核心和既定利益給予一定程度的尊重和尊敬。所以，當他們談到建設性戰略穩定時，我認為他們指的是美國尊重中國的利益，對中國的核心利益保持尊重，並且在某種程度上，中國也能對美國做出同樣的回應。因此，無論最終能否達成一致，他們都會把這一點列入峰會議程。
我認為習近平主席和中國方面都希望在出口管制方面有所放鬆，並能更廣泛地獲取美國技術，加強合作。我認為他們喜歡獲得循序漸進的進展，即便不是更強有力的承諾，在台灣、南中國海和西藏等他們一直視為核心利益的問題上。
我認為他們很想更深入地了解美國未來對盟友的承諾。美中合作是否存在超越對緊密夥伴和盟友依賴的模式？我認為所有這些都在考慮之中。但同時，我認為中國人也很務實，他們會以務實的態度處理這些問題。他們只會尋求循序漸進的進展，除非川普總統發出不同的信號。
VOA：斯萊文委員？
斯萊文：我覺得這說得非常好。沒什麼太多要補充的。我只想強調一點，我認為習近平主席希望抓住這個機會，努力實現其中一些目標，並帶著……嗯，就像蘭迪（薛瑞福的名字）說的那樣，在某些問題上尋求尊重。我認為，尤其是在本屆政府被世界其他地區的衝突分散了精力，而且選舉季也即將到來之際，習近平主席有機會實現其中一些目標。
人權問題是否應該進入川普總統的議程？
VOA：斯萊文先生，我還有一個問題。我今天早上看到新聞說，國會民主黨人將就中國的人權問題舉行一場辯論或研討會。他們說，川普總統在會見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時，必須把人權問題列入議程。所以我的問題是，您認為他們會在這次會談中討論人權問題嗎？
斯萊文：我的意思是，我當然希望如此。國會山兩黨經常呼籲這樣做。國會下設的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問題委員會也非常重視美中關係中的人權問題。所以，我認為看到民主黨人發出更具體的呼籲令人鼓舞。而且我認為很多共和黨人也持有同樣的觀點。
VOA：薛瑞福先生，你的看法？
薛瑞福：是的，我完全同意。川普總統通常不會正面公開談論人權或民主問題。但是，有些事情對他來說很重要。
在我參與的第一屆美韓首腦會晤之後，我們促成了一些朝鮮政治犯的獲釋。在他訪問北京幾天後，金明日牧師獲釋。所以我希望，即使是川普的做法，我也希望這些案件能被提上議程。
我們還有像敏辛這樣的美國人仍然被拘留。我非常希望他能找到辦法提出這些問題並取得成果。
「我希望他至少相信我們的承諾是可信的」
VOA：您剛才提到了台灣。鑑於您曾是負責印太地區的國防部助理部長，所以，如果北京對台灣採取行動，你認為習近平會覺得美國實際上會怎麼做？
薛瑞福：我不知道答案。我希望他至少相信我們的承諾是可信的，至少相信我們有抵抗武力的能力。事實上，這寫在我們的法律里，《台灣關係法》要求美國保持抵抗武力的能力。
是否採取行動始終是一個政治決定。所以我至少希望他相信我們有能力這樣做，並且我們戰略模糊政策中蘊含的模糊性也讓他有理由相信我們會這樣做。因此，我希望這一點能夠得到有效傳達。但目前的情況很難預料，習近平主席本人的想法也難以捉摸。
VOA：那麼，斯萊文專員，您如何評估台灣問題從根本上破壞美中關係的風險？有效的威懾措施應該是什麼樣的？
斯萊文：關於這個問題，我需要請教我的同事，請他回答或闡述他的想法。
薛瑞福：我想說，台灣不會是一個造成破壞的因素。台灣是個蓬勃發展的民主政體，經濟表現亮眼，明年的經濟增長率可能達到10%。並且在先進半導體製造與出口方面處於全球中心地位。所以，從表面上的直接原因以及北京的說法來看，可能會把台灣說成是問題所在。但真正會造成問題的是中國的侵略和脅迫，以及中國不願接受台灣事實上的現狀。這才會帶來問題。
我知道，他們對美國與台灣持續保持關係並不滿意，其中包括安全援助。儘管140億美元的軍售國會通知目前仍被擱置，我也知道他們不喜歡民進黨以及民進黨黨綱中的某些內容，但真正的問題一直是中國自1949年以來不願接受台灣的事實存在，以及台灣在民主、自由和經濟表現方面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所以問題不在台灣，問題在北京。
美國應該接受中國的戰略建設性關係嗎？
VOA：我知道時間快到了。所以最後一個問題。你有時間嗎？你剛才提到了，中國一直在提「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並他們以此為框架來指導中美關係。你們認為美國應該接受嗎？
斯萊文：我認為，如果你聽聽，如果你和政府官員談談，我們在這裡重申了這一點，那就是要建立一個基於公平和互惠的戰略框架。我認為這對於構建對話框架，以及我們希望從峰會中達成的目標，都是一個重要的補充。
薛瑞福：我想說，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我們可能對此持相當懷疑的態度。過去我們也曾有過類似的框架，比如柯林頓政府致力於構建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布希政府的「三C」原則是：坦誠、建設性、合作。在歐巴馬政府時期，我們有新型大國關係。所以我們以前也見過這種情況。魔鬼藏在細節里，以及事情是如何一步步落實的。我並不反對車貼或口號，但你們的關係必須以實際行動來維繫，才能真正支撐起車貼的內容，即便我們連車貼的內容都無法達成一致。我們曾經秉持公平互惠的原則，但現在看來，我們的關係開局並不順利。
VOA：再次感謝接受我們的採訪。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