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時候缺爹少娘，姐弟三人一度寄養在外婆家。所謂「三年困難時期」，舟山沒有遭受大的自然災害，卻也缺衣少食。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以後，個人生產受到限制，海里的魚不能隨便捕，地里的莊稼也不能隨便種。一個魚米之鄉，連菜粥都難以吃飽。番薯粥已經算好東西，原來餵豬的番薯藤，也有人曬乾磨成粉充飢。
那年月，大街上看不見胖人。人人肚子裡沒有油水，眼睛發紅，一天到晚想著吃。有時一個人手裡拿著大餅，旁邊餓急了的人突然搶過去便咬，嚇得人不敢出聲。我也在飢餓中慢慢長大，瘦得像一根豆芽菜。
上小學認識幾個字以後，我又有了另一種飢餓。
有一天，我得到一分錢。那時一分錢可以買十粒炒蠶豆，也可以買兩瓣橘子糖，還可以坐在小書攤前看一本小人書。我捏著那枚硬幣，在幾個攤子旁邊來回猶豫。炒蠶豆和橘子糖能夠填一點肚子，小人書卻能讓我回味好幾天。最後我還是捨不得書，放棄了吃食，坐在小板凳上，把那一分錢交給書攤主人。
我和姐姐都愛看書，卻常因此被外婆責罵。窮人家的孩子要幹活，沒有工夫看「閒書」；晚上點的是美孚燈，看書要耗燈油，家裡也負擔不起。更何況我們是女孩子，當時鄉間常說女兒是「賠錢貨」，長大總要嫁人，讀書沒有用。
有一回，姐姐租了一本小人書，躲進廁所里看了很久。外婆找到她，把她拖出來，又罵又打。姐姐蒙著臉哭著往家跑，後面還跟著一群看熱鬧的小孩。現在回想，我並不怪外婆。我的家庭受政治運動牽連，父親不在了，母親也被帶走，三個孩子全壓在外婆身上。她已經竭盡全力，只是貧困和舊觀念沒有給女孩子留下多少選擇。
姐姐小學畢業後便到碼頭做工，我小學畢業也輟了學。我替人抱孩子，挑井水去賣，還到菜市場撿別人不要的菜葉和西瓜皮，再賣給養豬人家。那時我像一個小討飯，整天為幾分錢奔忙。不是我不願意讀書，而是我們這樣的人沒有讀書的條件。
後來，失散多年的母親從勞教中釋放回來。她無法接受兩個女兒都失學，卻又拿不出學費，只好靠賣血供我上中學。我因此重新走進學校，不過只能到鄉下的荷花中學讀書。
學校里有一間很小的圖書室，是我最喜歡去的地方。當時流行革命小說《紅岩》，我幾次都沒有借到。有一天終於把書拿在手裡，我高興地舉著它往人群外擠。一個男同學突然把書奪過去，沖我說：「狗崽子看什麼《紅岩》！」
其實他的家庭成分也不算好，只比我家高那麼一點。可是在當時，人的家庭被劃成三六九等，稍高一層的人也可以羞辱更低一層的人。我流著眼淚跑回宿舍，不知道該哭什麼：哭父母為什麼不是貧下中農，哭自己不該出生，還是哭我連一本《紅岩》都沒有資格看？
我那時也相信革命，也想做一個好人，可我不敢像別的孩子那樣夢想將來當工程師、作家或者軍人。我以為那些理想只屬於「紅色接班人」，不屬於我。出身像一塊胎記，仿佛連血管里流的血都有問題，需要不斷接受改造。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學校停課，讀書更成了一件奢侈的事。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分子被叫作「臭老九」，書店和圖書館裡的許多書被撤走，全國到處都是同樣的領袖著作和政治讀物。
那時舟山發生武鬥，兩派占據不同地方，弄來槍枝相互射擊，大街上不時有子彈飛過。我休學在家，卻意外獲得了一次讀書機會。我家附近有一所水產學院，學院停課後，圖書館也關了。一個同學的母親在那裡當管理員，她喜歡同我聊天，後來乾脆把圖書館鑰匙交給我，讓我自己進去看書。
我一個人躲在寂靜的圖書館裡，像老鼠掉進米缸。那裡沒有人指導我，也沒有人規定我該讀什麼。我讀《家》《春》《秋》，讀《牛虻》《日出》《安娜·卡列尼娜》，也讀散文和各種能夠找到的小說。遇到不認識的字，我便跳過去，繼續往下讀。
那是我少年時代少有的自由時光。外面正在武鬥，學校已經停課，我卻在一排排書架之間，第一次進入了一個不由家庭出身決定的世界。
好景沒有持續多久。家裡實在太窮，我只得去繼父所在的國營企業做臨時工。因為讀過中學，在當時的女孩子中還算有一點文化，我被安排到職工醫院做臨時防疫員。1968年流感流行，我每天站在廠門口，給上下班的職工往喉嚨里噴藥。從此再也沒有時間去那座圖書館。
後來我上山下鄉，被分配到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那裡是一個文化荒漠。知青偶爾弄到幾本書，只能私下傳閱。我愛讀書，卻常常一本可讀的書也找不到，這樣的日子延續了近十年。
1978年，我帶著三歲的兒子調到河北漢沽農場。我們一家最初住在河邊一間廢棄的破棚子裡，屋裡沒有窗戶，白天也要開燈，泥地上只放著兩張生鏽的單人鐵床。丈夫把兩張床並在一起，便是我們的婚床；再用磚頭搭一個灶，從廠里挑水回來做飯，這就算有了一個家。
文革結束後，書籍重新出現在櫃檯上。長期斷糧的閱讀也重新開始。《辭海》縮印本出版時，定價二十四元，幾乎相當於我一個月的工資。我穿著褪色的兵團服，戴著厚厚的近視眼鏡，站在書店櫃檯前，請營業員把書拿給我。營業員打量著我的寒酸模樣，以為我買不起，沒有理睬。
我再三聲明自己是專程來買書的，又趕緊把錢掏出來。她這才把那本沉甸甸的《辭海》遞給我。我把它抱在懷裡，像抱著一塊金磚。那一刻，我覺得自己終於能夠挺起胸膛，過去因貧困和出身而受到傷害的自尊，也開始一點點恢復。
到漢沽農場以後，我認識了嚴農。他是記者嚴怪愚的兒子，文革中受到衝擊，被下放到農場勞動。他瘦高，衣著隨便，成天捧著書，還自學英語。妻子讓他拿米袋去糧店排隊，他站在那裡看書，別人一個個擠到前面，他卻一動不動，最後米店關門，只好拎著空袋回家。
一次他們夫妻爭吵，我過去勸解，看見桌上攤著書稿，便隨口說自己也寫過一點東西，只是從未投稿。嚴農讓我拿來看看，看過以後，認為可以發表，便把稿子推薦給唐山文藝界的朋友。從那以後，我才真正走上寫作的道路。
1982年，我的第一篇作品《小護士日記》發表在《唐山文藝》。原稿寫的是醫院裡兩個老人：一個是幹部，探望者絡繹不絕，禮品塞滿抽屜；另一個是普通老工人，沒有幾個人來看他，連吃喝都捨不得，他的知青兒子還遠在戈壁灘。
編輯老師讓我反覆修改，要「多寫笑聲，少寫眼淚」，還讓我把幹部寫成同情群眾的好人，最後退回禮物，把剩下的食品留給老工人。文章終於發表，我卻一點也不高興。那些老師也是經歷過政治運動的正直知識分子，我不責怪他們。他們只是太熟悉什麼可以寫，什麼不能寫。
我從飢餓年代走來，經歷過失學、文革、兵團和農場，看到過太多生活中的不公。可是當我終於拿起筆時，仍然不能把自己真正看見的東西照實寫下去。肉體的飢餓過去了，讀書的飢餓逐漸得到補償，說真話卻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幾十年過去，當年花一個月工資買來的《辭海》早已被網際網路冷落。如今重新把它從書架上取下來，紙張已經泛黃。我撫摸著書頁，仍能想起自己穿著舊兵團服站在櫃檯前的樣子。
我這一生沒有受過完整的學校教育，讀書總是斷斷續續：一分錢的小人書，廁所里的秘密閱讀，停課學校的圖書館，兵團地下傳閱的小說，以及用整月工資買來的《辭海》。別人讀書也許是求學，我讀書卻更像求生。
窮讀書，窮的不只是買書的錢，也是讀書所需要的時間、尊嚴和選擇。然而，越是有人說我不配讀書，我越想知道書里究竟有什麼。後來我才明白，我這一生走過的路，正是從一分錢的小人書開始的。
本文根據張怡靜《路在何方①——窮讀書》整理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