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回憶錄以本人曲折複雜的人生經歷為軸線，力圖通過我的人生經歷反映我所經歷的中國大陸社會各個時期的真實面貌，以還原被中共當局刻意扭曲了的歷史真相，所以回憶錄中對我周圍的社會現實的記錄和分析較多。
（一）
摘要：尚德街３４號中共地下黨活動金元券貶值迎接「解放」外公和他對金元券和國民政府的抱怨
盧先生一家去香港後，我們一家便搬到他們在尚德街34號的宅院，這所宅院比我們在東茅巷的四合院要大一些，庫房也大，便於藥品的存放與保管，安全條件也好得多。住到尚德街後，我仍在城東四校讀小學三年二級，弟弟。也在那裡讀一年二級，二姐仍在開佛寺小學讀五年二級，哥哥也考插班到修業小學六年二級念書。
那時長沙戰爭氣氛已經很濃重。在小學上學、放學的路上不時會碰到全副武裝的國民政府軍隊頭戴鋼盔、肩扛輕重機槍、迫擊炮、衝鋒鎗和上了刺刀的步槍成排、成隊神色莊重地從街上走過，他們有的是從前線敗退下來的，有的是奉命前來防守長沙的，在長沙各個重要街口，也有軍隊在那裡用磚石或沙包修築了街壘，每個街壘都有荷槍實彈的軍人據守，報紙上也宣稱「國軍要死守長沙」。
共產黨的地下活動也日趨頻繁，街上不時有共產黨利用它的外圍組織諸如：青年學生聯合會、學生自治會、泥木工會……等組織的反飢餓、反官僚統治、反內戰、爭民主、爭自由的遊行示威活動。
我們親眼目睹了後來這個世界上最兇殘、最不講民主、最不講自由、官僚主義最嚴重、造成八千餘萬中華兒女非正常死亡的中共當局，當時是如何巧妙地利用民眾特別是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對民主、自由和底層民眾對溫飽生活的渴望；對官僚統治、貪污腐敗現象的痛恨來推翻國民政府的統治的。只是我們和大多數中國民眾一樣都被中共當局的謊言和假像所蒙蔽，未能認清中共當局的真實面目。
對於中共挑起的這種反政府活動，國民政府也針鋒相對地採取了一些打擊行動。湖南高校學生聯合會負責人高繼青，便被國民政府特工抓捕後殺害於長沙南門外市郊的荒野之中，由於掩埋屍體時過於倉促，挖了一個淺坑，屍體丟進去後，僅蓋了一層薄土便了事。後被郊外的野狗扒開黃土咬食屍體，才在高繼青失踨數天之後，被人發現他的屍體，此事引發了學生、市民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不少市民學生走上街頭高呼結朿特務統治、嚴懲殺人兇手的口號。
面對局勢的危急、戰爭的迫近和社會秩序的混亂，市民們各自採取了許多自衛措施，有的把財物轉到鄉下老家可靠的地方，我們外地人在鄉下舉目無親，只好把值錢一點的東西用油紙、油布包札好(那時沒有塑料，防水防潮通常都用桐油把棉紙或棉布浸泡後曬乾做成的油布、油紙)趁夜深無人之時，在院子裡不起眼的隱蔽地方挖個坑埋起來再蓋上泥土、磚瓦塊以恢復原狀。
我們住的尚德街34號在一條小巷子裡面，旁邊是「養天和國藥局」黃老闆一家(藥局的門面在八角亭附近)，黃老闆家裡兼作藥局的堆棧(現在叫作倉庫)和中、成藥的加工作坊，除黃老闆一家人外，還有十多個年輕力壯加工製作中、成藥的工人，對面是八角亭介昌綢布莊的易老闆一家，巷子最裡面是一家民間慈善機構「楚化善堂」。幾家戶主協商一致，共同出錢請木匠在巷口用菜碗口粗的園木做一道七、八米高的防盜柵欄，柵欄的大門用粗鐵鏈和大鎖鎖上，只有每戶的戶主配有鑰匙。這道大柵欄盜匪歹徒不易翻越，又把廣大、養天和、介昌的員工組成自衛隊，並配有棍棒作武器。
地方上也由保、甲長出面募集年青力壯居民組成自衛隊，由各家各戶出錢維持自衛隊的開支。這樣做主要是預防國軍撤退後；共軍尚未進城時的統治「真空」時期城裡的賊匪、流氓、歹徒對市民的搶劫侵擾，以確保社會秩序的穩定和市民的安全。
到這年的七月下旬學期結朿，我和弟弟結朿了在城東四校的學業，哥哥在修業小學高小畢業，大姐在藝芳女中初中畢業，二姐也在多佛寺小學念完高小五年二級。在尚德街那段時間，市民們人心惶惶，對未來一片茫然。但大多對共產黨的本質缺乏認識，由於共產黨對它自己所作所為嚴格的保宻制度和欺騙宣傳的高超手腕，使得人們對未來共產黨的統治大都抱有不切實際的「厚望」，特別是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甚至哥哥、大姐、二姐和我們這樣的少年兒童也是如此。我們盼望民主、自由、富強的新中國即將到來，希望中國從此不再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希望從此一洗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所蒙受的屈辱和苦難，希望從此一掃國民政府的一切貪污腐敗與社會不公。
總之除了少數與共產黨打過交道，對共產黨和它所打的「共產主義招牌」的本質有所了解的人(這些人已感知無可窮盡的滅頂之災即將到來，他們都在準備逃往國外、香港或台灣)之外，大多數平民百姓都對共產黨抱有種種不切實際的幻想。這些美好的幻想，不久便被共產黨統治的現實擊得粉碎。
那時的長沙謠言四起：有的說共產黨的便衣早已進了城；有的說「解放軍」已打到岳陽、平江。後來報上登出了程潛、陳明仁、唐生智、陳渠珍（民國時代湘西的實際統治者，號稱湘西王，「解放」後儘管他領導湘西和平起義於共產黨有功，共產黨也宣稱對「和平起義」人員既往不咎，但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仍破中共當局以土匪、惡霸、歷史反革命的罪名處決）……等湖南黨政軍要員通電和平起義的電文。此時共軍已逼近長沙，有時還可隱隱聽到隆隆的炮聲。
自程潛等通電起義後，便時有國軍的飛機飛臨長沙上空進行轟炸，主要目標是火車站、鐵路線、省政府、市政府、發電廠等要地。每當國軍飛機飛來前十來分鐘，中山路國貨陳列館屋頂上的警報器便會發出幽長悽厲的警報聲，警報聲的頻率越快表示飛機離得越近。母親是在重慶經歷過日寇飛機大規模轟炸的人，對這種每次來兩三架飛機的轟炸當然並不感到十分驚恐，自然能從容應對，母親把兩張結實的八仙桌並排靠牆放在牆角，桌上用好幾床厚棉絮蓋上，並讓棉絮四面下垂，以阻擋可能飛來的彈片和磚頭瓦塊。母親知道尚德街距火車站、發電廠、鐵路線、省、市政府都比較遠，除非駕駛員投彈失誤才有可能炸到我們住房附近，所以叫我們不要怕。警報聲一響，全家人便躲到採取了防彈措施的兩張八仙桌下面。有時我們好奇，飛機轟炸時跑到院子的空地上看飛機投彈，開始看到飛機下面出現兩三個芝麻大小的小黑點，隨著這些小黑點(炸彈)的下墜，黑點變得越來越大，到黑點從視野上消夫後不久，便會聽到從遠處傳來兩三聲爆炸聲，還能在飛機四周看到一朵一朵淡粉紅色的小皮球大小的花，一會兒就消夫了。那是對飛機射擊的高射炮的炮彈在高空爆炸所形成的煙霧，飛機炸完飛走後，警報器一聲長鳴表示解除警報。接著就有小道消息傳來，火車站、省市政府、發電廠所在地火車南站附近中了炸彈，炸毀了一些房屋也有人員傷亡。不過在高射炮的攻擊之下，國軍的飛機也不敢低飛，所以轟炸除了起到擾亂民心引起驚恐的作用之外，並未取得多大的實際效果。有幾次警報響後，看見飛機飛來了，在長沙上空轉了幾圈後，把炸彈丟到湘江里，「完成轟炸任務」後便飛走了。於是，市民們便有傳言，說是：「那幾架飛機的飛行員是湖南人，不願炸自已的同鄉、親友」。我現在想那倒不一定，這種行為可能是經連年戰亂之後，飛行員們有懨戰心理，更不願國人互相殘殺所致。但願這些把炸彈丟進湘江的飛行員們回去後沒有受到上級的追究與懲罰。我想長沙的市民們是不會忘記你們的義舉的。
一九四八年初國民政府為挽救經濟財政危機，在全國強制發行金圓卷，民間所有的法幣、銀元(俗稱「光洋」，光洋有兩種：一種光洋上鑄有表世凱的頭像，因光洋上的頭像較大俗稱「袁大頭」；一種光洋上鑄有孫中山先生的頭像，因頭像較小，被湖南人稱之為「細老殼」，「袁大頭」含銀量比「細老殼」略重，故在市面上「袁大頭」比「細老殼」更受歡迎)、金銀、銀行存款都要按一塊「光洋」兌換一圓金圓卷的比例兌換成金圓卷，任何私人不准私藏金銀和銀圓。
舅舅一家「光復」(指抗戰勝利後，日偽占領區恢復國民政府統治這一過程)後隨空軍總部去了南京，因舅舅一家子女較多，只有舅舅一人的軍晌養活一家人，經濟上不十分寬裕，所以我們到長沙後外公就主要在我家住，有時也到上海的二姨媽那裡住一陣。外公那時積蓄了一千五佰多塊光洋存在銀行里，作為自已養老和應付舅舅一家的不時之需用的，結果一聲令下存在銀行里的法幣、金銀和光洋都要兌換成金圓卷。外公一生積蓄下來的一千五百塊光洋的存摺變成了一千五百圓金圓卷的存摺，結果，不到一年時間到一九四九年春季，隨著物價飛漲，金圓卷急劇貶值，這時的一千五百元金圓卷連一包香菸也買不到了，氣得外公一天到晚在家裡大罵老蔣(指蔣介石)不是個東西，坑害老百姓，害得他多年積蓄的一千五百塊大洋付諸東流，使他變得一無所有。不過金圓卷的急劇貶值責任並不完全在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身上。共產黨為奪取政權而引起的內戰、國民政府戰局的惡化、共產黨在國統區製造的種種騷亂、謠言、顛覆活動應是造成國家經濟崩潰、金圓卷急劇貶值的罪魁禍首。但是一般「不明真像」的民眾當時哪裡知道這些真實內幕，在共產黨，特別是國統區的地下黨的挑唆、歪曲事實真像的宣傳鼓動和破壞之下，一般民眾只道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的統治導致了經濟的崩潰和金圓卷的貶值。外公對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先生的誤解、失望、不滿和憤怒，大概是當時民眾特別是知識份子和學生對以蔣介石先生為首的國民政府態度轉變的一個縮影。從這裡我們就可看到原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領導中國軍民堅持八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取得了勝利，使中國擠身於中美英蘇四強之一，並成為聯合國發起國，和五個擁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之一，而贏得的民心是怎樣在共產黨挑起的內亂、內戰、和歪曲欺騙宣傳之下喪失殆盡的。
金圓卷期間物價的飛漲是未經歷過的人很難想像的，市民們往往要拿著成捆的金圓捲去買香菸、火柴、油、鹽、米、菜之類的生活物資，極感不便，往往上午一個價錢到下午又漲了，有時甚至只隔一兩個鐘頭就又漲價了許多，到後來金圓卷已完全喪失了信用和價值，而且拿著成捆成捆的金圓捲去購物也十分不便，接著國民政府又發行了一種銀元卷，由於有了金圓卷的教訓，民眾再也不相信中央銀行發行的這種新紙幣了，銀元卷只發行流通了一段極短的時間便被民眾拋棄而壽終正寢了。此時民眾重新拿出光洋，清朝末年和民國初年發行的銅幣(民間稱之為「銅板」，其價值的大小與銅板的大小和厚度成正比例關係)來作流通貨幣，由於這些硬通貨實際的價值與其面值相當，不大可能貶值，也不可能濫發，這才在很大程度上制止了物價的飛漲。用光洋和銅板作貨幣，「解放」後還流通了一段時間，直到第一套人民幣發行後才禁止流通光洋和銅板。
從一九四九年七月下旬開始就陸續有傳言，說「解放軍」將於某月某日進城，市民們特別是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都早已引頸企盼「解放」大軍進城，並作好了歡迎的充分準備。由於程潛、唐生智、陳明仁等領導的湖南和平起義，使得長沙並沒有出現市民們擔心的國軍撒走共軍尚未進城的統治真空狀態必將發生的社會混亂現象。起義當局仍要求各級政府、軍警、治安單位堅守崗位，繼續履行職責直到中共接管為止，以維持社會治安，防止出現搶劫、流氓滋事和騷擾民眾的事件。所以直到「解放軍」進城，長沙市都未出現重大的社會動亂，這可以算是程潛、唐生智、陳明仁通電和平起義客觀上對長沙乃至於全湖南省民眾做的一件好事吧！
到一九四九年八月五號傳來消息說：今天「解放軍」會進城，並舉行入城式。我們一家人除母親之外，都很早就跑到中正路廣大藥房前的馬路上等候，這時，馬路上早已擠滿歡迎的人群，以及由工人、學生組成的歡迎隊伍(這些滿懷各種巨大希望的人，包括我們在內到後來才遂漸明白，他們迎來的不是美好的希望，而是一場至今仍未窮盡的、史無前例的巨大而深重的災難。可悲的是至今仍有許多人尚未明白過來)，人們敲鑼打鼓、打著歡迎的標語、小旗和橫幅，學生們唱起了「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金鳳子那個開紅花，一開開到了窮人家，窮人家麼要翻身麼，世道才像話」等解放區的歌曲。左等右等也沒等來「解放軍」，只好回去吃午飯，午飯後，又到馬路上等了一下午仍不見「解放軍」的蹤影，而且始終沒有「解放軍」入城時間的準確消息，估計是怕特務的「破壞」、或是防止白天「敵機」的轟炸，傍晚，傳來較為準確的消息說：部隊已經抵達城外的瀏陽河，晚上舉行入城式。我們兄弟姊妹只好又回去吃晚飯，晚飯後又連忙趕到馬路邊等候，直到晚上九點多鐘，才看到一支身穿整齊的灰蘭色軍裝、肩扛著各式輕重機槍、迫擊炮、卡賓槍和上著刺刀的步槍的「解放軍」邁著整齊的步伐從蔡鍔路那邊開過來。一路上受到市民、學生真誠而熱烈的歡迎，市民們、學生們不停地呼喊著歡迎「解放軍」、歡迎「解放」、擁護共產黨和毛主席的口號、唱著上面那些歌曲、不停地燃放煙火、鞭炮、不停地敲鑼打鼓。入城式一共進行了大約兩個小時，到晚上十一點多鐘入城歡迎儀式才結朿。興奮得幾近瘋枉的人群才遂漸散去。
我們五兄弟姊妹才在父親的帶領下，懷著一種莫明的激動和興奮的心情回到家中。由於過度的激動和興奮，上床後都久久不能入睡。我們和長沙絕大多數市民、學生一樣，以為一個民主、自由、平等、富強的新中國就從這一天開始了，完全沒有、也不可能意識到中華民族一場空前的大劫難從此便拉開了序幕。完全想像不到這場由共產黨帶來的所謂「解放」帶給中華民族的卻是獨裁、專制、鎮壓、屠殺、飢餓、社會倒退、民生凋敝、永無休止慘無人道的鬥爭、迫害、控制、欺騙、愚弄、腐敗透頂、貧富懸殊、政治經濟上的倒行逆施，這些至今仍未窮盡的深重災難。
我小時候受外公的影響很大，外公馬玉庭的人生閱歷非常豐富，對許多人和事都能一眼洞穿其本質，他經常講故事給我們聽的，除了許多民間故事之外，還給我們講「三國」、「水滸」、「西遊」、「聊齋」這些中國古典名著，特別是「三國」講得最多，外公對「三國」熟悉的程度，幾乎達到了「倒背如流」的地步，外公講故事時使用的語言生動有趣，講起來繪聲繪色，我們聽起來興高彩烈、忘乎所以。由於我小時候在重慶的一個不良習慣(即每當一家人一起出行時，我不讓任何人走在我的前面，如有人走在了我的前面，一旦被我發現，我便會大哭大鬧起來，一定要走在我前面的不論大人還是小孩都要退回到我的後面才肯罷休，即使他們站在前面等我走上前去也不行)使得外公對我另眼相看，外公時常把我一個人叫到他的房裡，把母親為他準備的適合老年人吃的蜜餞、點心拿給我吃。母親專門為外公備有一個小鐵筒放在外公的枕頭旁，裡面放了一些適合老年人吃的食品，以供外公隨時取用。
外公一八七0年生於南京，據外公說他的父親曾和「長毛」(南京人對太平軍的稱呼)打過仗。在「長毛」進攻南京時，南京市民對「長毛」濫殺無辜早有所聞，紛紛自發組織起來與攻入城內的「長毛」作戰，外公的父親雖有些武功，但傖促組織起來的民軍哪裡抵擋得住被洪秀全的邪教洗了腦的兇殘無比的「長毛」軍隊。在戰鬥中外公的父親屁股上挨了一刀，頓時血流如注，攻入城內的「長毛」越來越多，他想想繼續戰鬥下去已沒有意義，求生的本能使他靈機一動，趁敵人不注意時，用手把屁股上的血塗抹在自己的頭上臉上身上倒在死人堆里裝死，居然僥倖脫險，後趁天黑無人時逃回家中躲起來養了。
（二）
摘要：古董行家外公馬玉庭古董發掘行家武尚志「三反、五反」運動父親「主動」上交的古董「下樓」過關
外公小時候被送到古董店當學徒，學做古董生意，長大後便以此為生。這是一門非難學的生意，因為不僅要學會鑑別種類繁多的各種文物的真偽，還要會鑑別各種文物的製作年代並判斷其價值的高低。這是一個要在書法、繪畫、陶瓷、古文字、金石、雕刻、民俗、歷史……等諸多方面具有廣泛而深厚的知識的行業。現在有專門的大學可教授考古學方面的專門知識。而當時卻沒有專門教授考古知識的機構，全憑學徒從帶他的師傅那裡一點一點地學習和積累，而師傅們為確保自已的飯碗不被自己的徒弟擠掉，往往要對學徒們留一手，每當要露出真本事時，師付們慣用的手法是支使學徒去做雜事，把學徒支開，不讓學徒聽到或看到，學徒們的古董知識大都是從師傅、買家、賣家那裡偷學來的。
父親在長沙有位朋友也是南京人，叫伍尚志，他比父親年長十多歲，此人原系上海灘上一位發掘文物古董的行家(按現在的標準完全可以稱作考古專家)。伍先生抗戰時期從上海逃難到長沙，所攜財產因八年抗戰已消耗殆盡，到抗戰勝利時已無力返回上海重操舊業，他還在長沙娶了一位長沙女士為妻，他夫人不願離開長沙去上海，大概也是他抗戰勝利後未回上海的原因之一。抗戰勝利後，伍先生夫婦在長沙桂花井「修業小學」對面開了一家小餐館以維持生計。父親為了關照伍先生的生意，有時也帶我們去伍先生的小飯店吃飯，好在伍先生做的菜也是南京口味，父母親也還勉強吃得來。由於這位伍先生仍有抽鴉片煙的劣習，他那小飯店的收入是遠不足以維持他抽鴉片煙的開銷的，所以伍先生在長沙重操舊業，干起了挖掘古董的行當。那時的長沙市不大，只有卄多萬人口，城外四郊到處都是墓地。伍先先非常厲害，僅憑他在發掘古董方面的專業知識、歷史知識、風水堪輿方面的知識和豐富的實際經驗，再加上他的直覺便可較為準確地判斷哪個地方下面可能有古墓葬。看好地方，他便出錢請那幾個經常幫他挖墓的農民工幫他進行挖掘，這些農民工因經常幫伍先生挖掘古墓，也從伍先生那裡學會了如何挖才不致損壞古墓里的古董。伍先生付給農民工的工資通常都是這些農民工從事其他工作時的好幾倍，所以他們都樂意應伍先生的召喚前來幫伍先生挖古董。在那些農民工的眼裡，墳墓里挖出來的那些顏色暗淡、鏽跡斑斑的青銅器、鐵器、陶瓷器皿……等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值錢的地方。伍先生當然不會讓這些農民工知道那些古董的真實價值，只是告訴他們收集這些東西是他個人興趣愛好。伍先生當然也時常有看走眼的時候，此時花了許多工錢和精力，最後卻一無所獲，這樣的情況也時有發生，不過伍先生的挖掘往往所獲不菲。每當伍先生發掘到有價值的古董便會首先拿到我家來，經外公鑑別古董的年代、價值，父母再與伍先生談妥價錢後，便會出錢將這些古董買下來。只有那些外公看不上的；或是價錢談不攏的古董，伍先生才會拿去尋找其他的買家。外公協助我家購買的古董大多是春秋戰國和秦漢時代的青銅器諸如：鼎、戈、劍、矛、鏡、炊具、酒器等，也有一些陶器。
古董收集到一定的數量之後，便由母親帶到上海賣給專門從事珠寶古董生意的四姑父(父親的四姐夫)。四姑父母一向對我們一家十分關照，價格上是絕不會讓我家吃虧的。母親跑一趟上海有時能賺幾千塊大洋。有次母親從上海回來，父親為犒勞母親旅途的辛勞，特意帶母親到黃興南路坡子街口對面的「余太華金號」花了一千五百塊大洋，為母親買了一枚鑽戒，這枚鑽戒，鑲嵌在金戒指上的那顆鑽石有一顆黃豆那麼大。母親很高興，因為自從抗戰開始後，母親已很少添置手飾了。經外公鑑別過的古董從未看走過眼，而伍先生大概也知道外公是從事過多年古董生意的「科班」出身的行家，所以伍先生從來不敢拿膺品來糊弄我的父母。
一九四八年深秋伍先生又在長沙郊外發掘到一座戰國時代楚國武將的墓葬和一座西漢古墓葬，從戰國墓中出土了一柄青銅劍(長約45厘米)、一支青銅戈(長約22-23厘米並帶有側鉤)、一支青銅矛(長度與戈相仿)。西漢墓中出土的是一個鑲嵌在棺材頭正中的銅質鎦了金的虎頭形飾物，以及幾件上了釉的小型陶器。伍先生將這幾件古董拿到我家，經外公仔細鑑定後認為是真品，年代也經外公確認分別是戰國時代和西漢時代的古董。外公、父母親與伍先生談妥價錢後便將這幾件古董買下來了。不知是什麼原因，伍先生挖到這幾件古董後，並沒有立刻拿到我家來，而是過了一兩個月之後才拿到我家來(我想大概是由於國內局勢的影響古董已少有人問津，古董已賣不出好價錢，伍先生想等一等看看局勢是否好轉，古董價格有所回升時再出手，不料隨著准海戰役以國軍的失利而告終，國內局勢進一步惡化，眼看古董價格回升無望，而年關將至，伍先生急等錢用，才把這幾件古董拿到我家出手)此時已離「過年」不遠，父母親商量打算等過完年，再把這幾件古董拿到上海四姑父那裡變現。不料過年之後，到一九四九年春季，形勢出人意料地急轉直下，國民政府接連輸掉遼瀋、淮海戰役之後，共軍已打到長江北岸，直接威脅到國民政府的心臟地區南京、上海。正當母親淮備攜古董去上海之際，接四姑父和二姨父的來信，告知上海形勢危急，城內城外到處都在構築防禦工事，戰爭氣氛已十分濃厚，不少人已準備疏散去農村老家、有的準備逃往香港、澳門、台灣或移居國外以躲避戰亂。不準備走的人家也在忙於貯備食品、日用品，以備戰時商品流通中斷時之日常需要。面對這種形勢。母親考慮到為應付這種即將到來的戰亂，和對未來諸多不確定因素的恐懼，以及八年抗戰對家庭經濟造成巨大困難的經驗，母親認為應對未來即將面臨的戰亂，準備充足的財物是當務之急。所以母親仍準備冒險前往上海出手這批古董以換取戰亂時所需的現金。母親知道戰亂時這些古董既不能吃、也不能穿，還要花許多精力來保管，對家裡不僅無用反而是個負擔。這就是母親雖知道路途充滿風險，仍堅持要攜這批古董去上海出手的原因。外公和父親極力反對母親冒險前往上海。此時走水路去上海已行不通，長沙至岳陽的航班雖仍在開，但岳汨去上海的航班卻因國共兩軍已在長江兩岸隔江對峙，長江航運業已中斷。陸路湘贛、浙贛鐵路雖尚未中斷，但沿途治安狀況十分惡劣，除土匪猖獗之外，共產黨游擊隊、地下組織的襲擾更加劇了旅途的風險。況且即使安全抵達上海，在那種兵荒馬亂、人心惶惶的戰爭恐怖氣氛籠罩之下，恐怕也不會有人會出大價錢來買這些不能吃不能用的老古董，即使有四姑父幫忙也難以賣出好價錢，甚至根本就賣不出去。在外公和父親的極力反對之下，面對那種局面，母親也只好放棄了去上海的打算。
到一九五二年前後的「三反」、「五反」運動時(廣大藥房已在運動前的一九五一年秋季實現了公私合營，是長沙也是全湖南省最早實現公私合營的私人企業之一，公私合營後，父親進入新成立的公私合營企業「建湘企業公司」的醫藥部門工作)，父親所在的建湘企業公司的勞方員工和長沙工程兵學校(即後來的工程兵學院和現在的國防科大的前身)的軍人(因該校的軍醫和後勤人員曾多次到廣大藥房購買藥品和醫療器械)日夜不停地輪番向所有資方人員進行批鬥揭發，要父親和其他資方人員交待自已並揭發他人賄賂幹部、拉幹部下水、偷稅、漏稅、拉攏腐蝕幹部和貪污的反革命罪行。
有時這些「三反、五反」軍人幹部晚上還跑到家裡來，逼迫父親交待自己和揭發他人的罪行直至深夜，搞得全家人和鄰里都不得安寧。由於白天父親都要到他上班的醫藥公司接受批鬥和交待「罪行」，所以工程兵學校的「三反五反」二作組的軍人只好晚上到我家來逼迫、威脅父親交待拉攏腐觸該校醫務人員和釆購人員的罪行，有一次來的幾位軍人中有一位特別凶，他揚言他們學校的醫生和採購人員都承認了你收買腐蝕他們的罪行，你還不老實交待，說著掏出一把手槍往桌子上一扳，威脅道：你再不老實交待，老子就一槍斃了你！父親說：沒有的事你要我怎麼交待，你別這麼凶，我兒子也是解放軍，他還在朝鮮抗美援朝，說著指著門口掛的那塊「光榮軍屬」的牌子給他們看。此後再來的軍人對父親的態度緩和了不少。一個多星期後，大概工程兵學校那邊對來廣大藥房買藥品的醫生和釆購人員也沒有查出什麼問題，也就再也沒有來過了。
父親本系老實本分的商人，且膽小怕事，「解放」後哪裡敢幹這些違法的事情，自己當然沒有什麼好交待的，又不能違心地去胡亂檢舉揭發其他落難的資方人員和公方的幹部、軍人。
後來「三反五反」工作組把資本家們分行業集中到一個地方以學習文件、交待問題為名進行軟禁。在那裡不僅要交待自己的偷稅漏稅、拉攏腐蝕幹部的問題，還鼓動資本家們互相檢舉揭發對方的罪行，一旦某資本家交待了這類問題，又主動退賠了「贓款」，而且撿舉揭發其他資本家有功，便可以被釋放回家，當局還要通過廣播電台對此人進行表揚，宣稱某某某交待問題徹底、積極退賠並檢舉揭發他人有功，已獲得黨和政府的寬大處理，今天已「下樓」回去與家人團聚。
我們在家裡每天注意收聽省市電台的廣播，總希望從電台宣布的「下樓」名單中有父親的名字，但每天都失望。直到有一天一位「三反五反」工作組的幹部拿著父親寫的筆信到我家交給我母親親，信中要母親把家中那幾件古董交給來人，說是已主動捐獻給國家，計有：戰國時代的一柄青銅劍、一把青銅戈、一把青銅矛和西漢時代的一個鎏金銅虎頭棺材頭上的飾物以及幾件釉面陶器。母親用布將這些古董包好交給來人。第二天便從上午的廣播中聽到公布的「下樓」單中有父親的名字，下午父親便回到家中，母親連忙說回來就好，破財消災嘛，母親連忙上菜場買了些父親喜歡吃的菜，晚上做了一桌菜，又拿出一瓶茅台酒給父親壓壓驚。晚上吃飯時父親說他在那裡學習、交待問題，因自己實在沒有什麼違法的事情好交待，又不願胡亂檢舉揭發別人，眼看學習班的人一天天減少，到後來只剩下不多幾個了。父親從被宣布「下樓」的人那裡看出了門道，都是退賠了大量錢財之後，才被宣布「下樓」的，此時父親才明白：政府搞這瑒運動的目的就是要從資本家身上搞錢。於是父親只好向工作組「交待」自己公私合營前剝削「元記字號」和「廣大藥房」員工的「罪行」；批判自己過去不勞而獲的寄生生活，表示要在共產黨領導的「新社會」自覺改造自已的資產階級思想，使自己成為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為了表示自己與過去的資產階級剝削生活決絕，父親向「建湘企業公司」的「三反、五反」運動領導小組的公方和勞方領導表示「自願」把「觧放」前靠剝削得來的錢買來的戰國時期的一柄青銅劍、一支青銅戈、一支青銅矛和西漢時期的鎏金虎頭棺材頭飾物和幾件小型釉面陶器無償捐獻給國家。那時每天廣播的內容大都是某部門又揪出了一隻大老虎(指有較大貪污腐敗行為的幹部和有重大偷稅漏稅或拉攏腐蝕幹部行為的資方人員)，也廣播那些「表現好」、交待自已貪污腐敗、行賄受賄、偷稅漏稅罪行徹底，並積極退賠的幹部和資方人員，以及撿舉揭發他人罪行有功的幹部和資方人員，宣布這些人「下樓」。父親終於以那批珍貴的文物為代價換來了被宣布「下樓」。
還在一九四八年內戰局勢尚未完全明朗之前，目光敏銳、深謀遠慮的蔣介石先生，儘管在淮海、平津兩大戰役尚未開始，國統區的國大代表和總統選舉正鬧得轟轟烈烈之際，似乎就已經預感到大陸淪陷於中共之手，已是必然的趨勢。在台灣中共幕後挑起的二.二八事件之後，蔣先生就著手經營台灣，先派善於處理各種棘手事件的得力助手白崇禧將軍到台灣進行二.二八事件的善後和安撫工作；接著又把得力親信陳誠派往台灣擔任省長，陳誠秉承蔣先生的旨意，到台灣後進行了一系列政治、經濟、貨幣以及和平的土地改革，為後來國民政府退守台灣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一九四八年秋蔣先生便把一些重要的中央軍事機構遷往台灣，而空軍司令部即是最早遷台灣的中央軍事機構之一。舅舅在國民政府從重慶遷往南京之前，就已由王陵基部調到空軍司令部從事庶務工作(即現在所稱的後勤、總務之類的工作)，遷南京之前就已升至上尉軍階，一九四八年秋去台灣時，大約已升至少校職銜，由於舅舅工作勤懇、忠實可靠，在貪污腐敗較為流行的國民政府時代，舅舅位居一般人視為肥缺的後勤崗位卻能保持潔身自好，不為所經手的財、物所動，實屬難能可貴，後在台灣以上校職銜退役。
去台灣之前舅舅也曾猶豫，一想到去台灣，那裡人地生疏，又遠離親友故舊，一家八口人除外公長住我家不必憂慮、長女已外嫁上海金家之外，還有一家六口四個兒女都正值學齡，到台灣後僅靠舅舅一人的工資生活恐難以為繼。曾想留在大陸。舅舅他們一家所乘空軍司令部的輪船去台灣時，曾停靠上海碼頭，舅舅曾登岸去大女兒繼美在上海的家中告知不想去台灣，想在上海留下來，可是繼美的婆家金家雖在上海經營餐飲業，但當時物價飛漲，經濟面臨崩潰，金家經營的東來順餐廳，雖也算得上上海灘小有名氣的餐廳，在那種社會經濟形勢之下也已難以為繼，繼美的丈夫金家大少爺金鴻章先生已失業在家，在這種狀況下，繼美一家實在無能力接納舅舅一家六口人的到來。因為舅舅那時尚末脫離空軍司令部，一家人如在上海停下來，以那時的經濟環境和就業形勢看，舅舅要在短時間內找到一份能養活一家六口人的工作的可能性是十分渺茫的，而繼美一家也無法長期負擔舅舅一家人的生活，所以繼美和她的丈夫不同意舅舅一家人留在上海。面對女兒女婿的惋言拒絕，舅舅十分傷心失望，心想在危難時節自己的女兒女婿和在上海與繼美住在一起的舅舅的二妹、二妹夫(即我的二姨媽、二姨爹)居然不願與自己一家人共度時艱。舅舅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之下，只得懷著這種悲傷和失望的沉重心情回到空軍司令部開赴台灣的輪船上和舅媽一起帶著四個兒女離開令他失望、也令他眷戀的他熟悉的中國大陸，走向生疏且前途未卜的台灣。
由於這一原因，舅舅去台灣後，直到上海「解放」這一年多的時間內，一直沒有給他的女兒女婿和妹妹們寫過一封信，以致和大陸的親友失去了任何聯繫。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舅舅一家要留在上海也並非完全不可能，繼美和二姨媽所在的金家，也算得上是大戶人家，所經營的東來順餐廳在上海飲食業也算得上小有名氣，雖然當時面臨戰亂，經濟不景氣對東來順的生意有所影響，但多年來的老本尚在，安排舅舅一家找個簡易住處並不要花多少錢(因許多上海人為躲避戰亂逃離上海，空下了不少住房，所以租金全並不太貴)，況且舅舅既然打算留在上海在經濟上也必然或多或少作了一些準備，應付一段時間的生活當不會有太大的問題，況且只要不計較工作的條件，舅舅和他的兒女們要找一些出賣體力的工作，也應能找得到。如果再加上繼美家、二姨媽家和我家的一些幫助，維持舅舅一家在上海的基本生活應該是可以做到的。況且那時我家的經濟狀況還算可以，給舅舅一家適當的幫助還是可以做到的。
繼美和金鴻章的婉拒，當時雖引起舅舅一家人的不滿和失望，看起來對舅舅一家人是件壞事。不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從「解放」後大陸發生的事情來判斷，當時幸虧繼美和鴻章的婉拒，才使得舅舅一家沒有留在大陸而去了台灣。如果舅舅一家當時真的留在了大陸，以舅舅國民黨「偽軍官」的身份，舅舅和他的家人是無論如何也逃不過「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的打擊的，家破人亡恐怕是舅舅和他的家人難以逃脫的必然下場。
舅舅一家人到台灣後，雖經歷了初到台灣那段生活極其艱難的時期，但隨著台灣多項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的實現而帶來的經濟起飛，生活得到極大的改善，子女們多已完成學業到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定居。舅舅也於達到退役年齡後，以上校軍銜退役，與舅媽一起安享晚年，舅舅、舅媽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先後去世。
摘自：一真濺雪回憶錄《史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