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是：白色恐怖有一塊假民主的遮羞布，故多用暗殺的方式，或秘密的搜捕，總之不在陽光下；而紅色恐怖則有在「偉大的旗子」、「大題目之下」的「實際解決」、「鍛鍊人罪」和「戲弄威權」，多大張旗鼓地以運動的形式進行整肅，讓斯文掃地。 我們如果把魯迅對曹聚仁、馮雪峰、李霽野、楊之華（瞿秋白夫人），還有致徐懋庸信中說過的「假如活著會如何」一次又一次的預感、估計與假設，與1957年7月7日晚在上海發生的「毛羅對話」的假設對照起來，平心靜氣地說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這是魯迅的宿命，也是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