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愛琳案件」顯示出，中共的海外影響模式可能出現了更進一步的轉變。代理人不再只是協助傳遞訊息、塑造論述，或影響政策圈對中國的認知；而是直接進入地方政治與社區網絡，透過華人社區服務、選舉動員與公共職務，逐步取得政治參與的正當性。代理人已經從鎖定並影響政治人物的那方，轉化為政治行動者，並藉由地方政治的制度管道滲透並影響地方政治與社區網絡。
白紙運動的出現代表中國民眾產生對國家治理能力的信任危機。（美聯社）當全世界迎接2023新年之際，中國各地發生民眾於跨年及元旦期間違反政府燃放煙花（火）禁令的抗爭事件，而在這些個別的抗議行動中有兩則衍生成大規模抗爭事件：一是河南周口的年輕人違反菸花禁令而引發了警民衝突，民眾開始包圍...
中共的疫情政策——從2022年清零到現在鬆綁——造成諸多亂象，而身處其中的中國民眾也發現中共對社會有高度的控制但治理效能堪憂，中共似乎失去了維持「社會穩定」「國家穩定」的能力。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認為，一個擁有強大權力的國家，才能保障其人民的和平與安全。只要這個國家能夠保障其人民的和平與安全，人民就必須對國家完全順服。現今的中共享有幾近絕對的權力，卻沒有給予中國人民其承諾的安全——那人民為何還要信服於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