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法的危機，並不意味著規則不再重要，而意味著規則無法承載過多正義期待。 當正義被不斷加碼，國際法反而最先失去約束力；當道德語言被無限動員，戰爭就獲得了新的合法性。 或許真正激進的立場，已不再是呼籲更多正義，而是重新學習克制。 這正是羅爾斯留給當代世界、卻被刻意忽視的政治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