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章詒和女士筆下揭示的著名文化人在政治運動中「告密」、「臥底」的現象，而徐鑄成的這段特殊經歷，恰好構成進一步認識和剖析這種現象的重要參照。當整個社會處在集權政治和計劃經濟的雙重控制下，每個單位里的人大都身不由己，基本上沒有選擇做什麼與不做什麼的權利，何況像徐鑄成這樣「右派」帽子雖摘而帽痕猶存，一旦掌握其命運的幹部以為黨而做的名義提出某種要求，「在人屋檐下」的他幾乎沒有拒絕的可能。
今日看來匪夷所思的事情，確確實實是徐鑄成在特定歷史時空的非正常生存狀態的一部分。讀到這些內容，很容易讓人想起前些年章詒和女士筆下揭示的著名文化人在政治運動中「告密」、「臥底」的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