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聞工作早已貶值為輿論工具的年代，在許多優秀記者選擇沉默、轉行、離開的背景下，柴靜用《陌生人》回答了我們另一個問題：如果說出真相不再安全，那說與不說之間，我們要如何選擇？她的答案，是繼續做下去。如今，她的名字仍然存在，只是不能被公開說出；她的書還被讀著，只是不再出現在書店；她的紀錄片仍在流傳，只是不在她的祖國播放。但她沒有退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