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降臨，最初，風暴並沒有波及到吳祖光頭上。當走資派和當權派們統統被揪出來後，又才輪到老右派們。「二流堂」的問題再次被提了出來，這次，堂主已不再是吳祖光了，夏衍成了後台老板。二流堂被政治化了，從開初的思想意識問題，定性為「反黨、反革命、反社會主義集團」而受到批判。這次來頭就大了，江青親自抓這個案子，將二流堂的人抓捕關押起來。吳祖光再次下放勞動，新鳳霞成了二流堂堂嫂，黃苗子和郁風被關進監獄。盛家倫在反右前病逝，否則，一樣逃脫不了。

譚震林雖然地位比龔低，卻是「國家政治保衛分局長」，直屬中央領導，操握留守紅軍全體人員的生殺大權。除了對高幹動手須報告政治局，處決中下級幹部與士兵平民，毋須任何機關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龔楚深知譚震林為人刻薄冷酷無情.

「在共軍攻入縣城的三日間屠殺焚燒無辜的男女老幼千餘人，男的多遭剖腹剜心，碎腦裂屍，女的多遭割乳劓鼻，刺刀亂刺。血手所及，連七八十歲的白髮老人和幼稚的兒童，都不免一死，崇禮養老院被放火焚燒，院中老人逃出者僅一人，其餘全部變成了焦炭。不滿十歲的兒童，被共軍挽到街上當皮球來踢，踢來踢去，以被踢兒童的哀號慘叫為樂事，等踢得將死，才用一條麻繩勒死那兒童，兒童死於這踢皮球的魔鬼手裡者，數達二十餘人。"

長春圍困到底死了多少百姓其實沒啥好掩蓋的，46年的人口統計是40多萬，10月份第一任市長給共產黨的報告是17萬人。所以當時日本給出的「超過20」萬人死亡是比較合理的數字。

儘管在北京大街上你看不見成群的乞丐，也沒有一具倒斃街頭的餓殍，表面上遠沒有蘇聯十月革命後那段飢餓歲月恐怖，社會秩序好得出奇，但每一個北京市民都在挨餓。為多吃一口飯，為少交二兩糧票，為搞一點高價的糖塊，人們可以絞盡腦汁、機關算盡。

張志新因在公開場合發表自己的觀點而被當局打成「現行反革命」，於1969年9月24日被捕入獄，先判處無期徒刑，後改判死刑。在監獄的黑暗歲月里，張志新遭受了令人髮指、慘不可言、生不如死的超法西斯的殘無人道、滅絕人性的非人折磨。她在獄中被課以重刑，背著18斤背銬，拖著沉重而冰冷的腳鐐；她在獄中多次被打，頭髮幾乎被拔光；她在獄中被有人唆使的男犯人強姦、輪姦無數次...

在毛澤東的一手操縱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和附件《罪證》，將劉少奇定性為黨內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總頭目和全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並給他扣上了「叛徒、內奸、工賊」的莫須有的大帽子。

1959年7月，中共在廬山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當時已有不少中常委委員認知「大躍進」之不切實際，地方上已有災情出現，若不糾正，將成災難，但卻無人敢向毛澤東直陳。彭在分組討論會議上已多次直言，列舉地方上報農業生產數字之浮誇，煉鋼之浪費。毛髮動對彭的批判，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打成「反黨集團」。

安徽阜南縣的一位內定「右派」，忠厚老實，沒有參見提意見的「鳴放」，但革命群眾從他三個孩子的名字上找到了「罪證」：分別是愛國、愛民、愛黨，單獨看，沒毛病呀，連起來看，這不是「愛國民黨」嗎？！他不是右派，誰是右派！

「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但是又都有一個臭皮囊。在正常情況下，人的理想和人生追求在起作用。人是受意識支配的，但是到了挨餓的時候臭皮囊起了決定性作用。人的意識完全讓位於臭皮囊，人失掉了任何理想，只有一個願望，就是『吃』。這是一段極特殊的人生經歷，一個沒有意識的經歷，人退到了野獸的狀態。」

在其後的運動中，背負著家庭負擔的胡思杜惶恐至極，積極向組織靠攏，努力改造思想。根據要求，他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和父親劃清界限、斷絕關係的文章，他直接大罵父親是國民黨的「忠實走狗」、「甘心為美國服務」、「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在一系列不解與恐懼中，胡思杜失去了一切賴以生活下去的信念，精神徹底崩潰了，於1957年9月21日晚上上吊自殺身亡，年僅36歲。

一代歌仙陳歌辛經歷了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都活了下來，卻在中共建政後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發配到勞改農場「改造」，最終在那餓死。

雖然不放假，新年還是一天一天臨近了。上海話說：過了臘月二十三，白相過年關。但這一年的年關，全國一浪高過一浪的奪權大戲，成了新年俗。「……什麼敬神、拜年、請客、送禮、吃喝玩樂，都統統見鬼去吧！我們工人階級從來沒有這些骯髒的習慣。」

8月18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接見百萬紅衛兵，號召青年學生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8月19日起，一批批北京紅衛兵南下到上海串聯煽風點火，聯合上海紅衛兵召開大會，圍攻上海市委機關，指名道姓圍攻上海幾個著名大學的領導們，高喊打倒黨內走資派！這時從大學到中學，學校當權派成為大字報的眾矢之的，輪到他們被綁上批鬥台，戴高帽，坐噴氣式，游鬥，與其他牛鬼蛇神一起淪為階下囚。

住了小洋房以後，他又不滿足，一套不夠，弄了兩套。當了中央副主席後，儘管占了上海的房子很少來住，他又感到住在那裡不夠氣派，又搬到一幢獨立的三層樓洋房。那個洋房很考究，位於康平路大院的一角，可以從榮昌路獨立進出，二樓有秘密房間，看是一面穿衣鏡，打開是一個暗道，從暗道走進去，裡面有幾間秘密房間，這說明隨著地位的上升，他對物質的要求也越來越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