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國知識份子中，有兩位大師一定要提及，一位是傅斯年，一位是錢穆。前者是20世紀中國史學界、國學界當之無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師級人物，有人甚至將其與另一位國學大師陳寅恪相提並論。此外，他富有激情、剛烈、嫉惡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識份子中少見，人送「傅大炮」的稱號。後者亦在史學領域頗有造詣，與陳寅恪、呂思勉、陳垣並稱「現代四大歷史學家」。他還在香港創辦了新亞書院，傳播中華文化。

錢穆繼續著書立說，嚴厲批判中共政權種種倒行逆施之行徑。他在《中國思想史》中寫道：「此刻在中國蔓延猖獗的共產主義，最多將是一個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大陸政權正如一塊大石頭，在很高的山上滾下，越接近崩潰的時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紅旗多恐怖，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還有更恐怖的事。」可見，他熱愛的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而對毀滅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權絲毫不抱幻想。

大饑荒後，劉鄧把毛邊緣化了，在他們治下，經濟恢復得很好。但毛的想法是：呢？於是發動文革，為了奪權，不惜把國家民族推向災難。

1949年6月，錢穆自廣州赴港，臨行前拜會陳寅恪，陳寅恪勸留錢穆，錢穆云：「君博古通今，可有觀渡江文告？」陳寅恪不語。錢穆赴港後創立新亞書院，1963年，新亞書院與其他三校合併，命校名為：香港中文大學。

最後一班飛機，中央研究院學人的只有四份一，大部分學人精英，一來捨不得，二來不相信離開了中國，可以繼續他們的文化和科學事業。三來最重要的是，他們更相信毛澤東會帶領他們進入一個更民主自由的新中國。飛機座位空蕩蕩，傅斯年和胡適看見了，悲哀至極。

「毛在北大圖書館出借部工作不認真，特別是字跡十分潦草，難以辨認。圖書館館長李大釗就此曾經批評過他。有一次毛把傅斯年要借的一本書搞錯了，毛不認錯反而強辯，加之兩人的地方方言溝通不良，傅氣急之下打了毛一個嘴巴。這個故事在台灣出版的一些書籍里早有記載。」 諸葛亮，以一個青年，大事業，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我們可以說，這完全是由於他的家世、教育和環境所造成的，今天想就這三點來說明。

錢穆嚴厲批判中共政權種種倒行逆施之行徑。他在《中國思想史》中寫道：「此刻在中國蔓延猖獗的共產主義，最多將是一個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大陸政權正如一塊大石頭，在很高的山上滾下，越接近崩潰的時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紅旗多恐怖，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還有更恐怖的事。」

傅斯年還說：「舉凡共產主義國家中，資本家所不敢用不能用的方法，他都用盡了。總而言之，共產黨本是近代文明中變態心理的產物，蘇聯乃是一個集人類文明中罪惡之大成的國家。」蘇聯上世紀30年代的大清洗，東歐50年代的大清洗，中共60年代的「文革」大劫難，以及時至今日中共無所不用其極的高壓與欺騙，都充分證明了傅斯年的遠見卓識。

梁文道文|先知書店編最近不只有一個民國熱潮，而且其實也早從十幾年前開始，大家有一股民國知識分子熱，也就是說很喜歡去研究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況，研究他們的傳記。為什麼呢？我想這裡面往往就包含著對我們現代的處境的一些不滿，或者是一些疑問，所以想回頭看一看，當年中國知識分子是怎麼...

提起傅斯年，學界人士並不陌生。他是20世紀中國史學界、國學界當之無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師級人物，有人甚至將其與另一位國學大師陳寅恪相提並論。此外，他富有激情、剛烈、嫉惡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識份子中少見，人送傅大炮的稱號。1896年出生的傅斯年，先祖為清朝順治時期的第一位狀元，並曾出...

大師們批駁共黨完全出於高超的鑑別力。陳寅恪讀完原文《資本論》馬上就知道馬主義是什麼貨色。毛澤東、習近平忙著奪權保權，資本論也說不出一二三。

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之後，羅家倫出任清華大學校長，當時他只有31歲。羅家倫（1897-1969）字志希，祖籍浙江紹興，生於江西進賢。他早年在上海中國公學就讀，後考入北京大學。在北大，他和傅斯年等人發起新潮社，創辦《新潮》雜誌。在五四運動中，他被推選為學生代表，並起草了《北京學界...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已經是77歲高齡。紅衛兵抄家批鬥，讓他難以承受。無奈之下，兒子翁心源只好向總理辦公室求救。隨後，翁心源本人也無法自保，於1970年在湖北潛江石油部五七幹校時，因難以忍受無休止的批鬥而溺水身亡。面對如此慘痛的人間悲劇，翁文灝再也無法承受，於1971年1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

我的意識流被觸發，想跟蔡英文總統說幾句話——中華民國沒有亡，只是偏安在台灣，就算是你們民進黨暫時得了勢，你們也沒有權力把"中華民國"的國號丟棄，她是未來中國還魂的軀殼。蘇聯死了可以回到俄國的軀殼裡去，中國也一樣，引用前文黃天才的話說，國民黨沒出息，你們可不能，你們應該把目光放遠大——中華民國的前途在大陸廣袤的土地上，不僅是這個小島。

傅斯年在同毛的談話過程中，發現其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興趣的小說在內，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認為毛不過是「宋江一流」。1986年，錢穆在文章《新春看時局》中，依然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因為這國號代表「從此以下，中國不由中國人自己領導，需改由非中國人如馬恩列史來領導」；他更直言，此國號與共產主義不除，兩岸不能談統一。

為什麼選擇留在大陸呢？我們或許能從吳宓的日記中找到一些答案。他說，自己「又似蘇格拉底之願死於雅典，而不效但丁之終身出亡、淪落異域者矣」，認為「父母之邦，不可棄也」。那時，吳宓不知道中共將給他的故土帶來怎樣的災難，也無法預料自己將為留下的決定，付出怎樣慘痛的代價。到1974年「批林批孔」時，飽經政治迫害的吳宓堅持不肯批孔子。他說，「如果沒有孔子，中國仍在混沌之中」，並說「寧願殺頭也不批孔」。結果，他又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傅斯年，胡適稱讚他是「人間最稀有的天才」。有意思的是，傅斯年還是毛澤東公開點名批評的幾個著名文人之一。1949年8月，毛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中，稱他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控制」的「其中的極少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