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宏偉的妻子高歌前些時公開露面，談她的害怕、擔心等。特別談到中共反腐有兩條路，一條是現在的路，一條是憲政的路。他們心中都很清楚，只是得勢時盡享體制帶來的好處，失勢時才想起憲政、法制、民主。劉少奇也是在被紅衛兵揪鬥時拿出憲法捍衛自己。可他參與創建的制度無法捍衛他的權利，只能被其反噬。

在中國，毛澤東是革命的最高代表和新概念的創造者。如果僅僅是工作中犯了「錯誤」，改了錯誤，重新跟上毛澤東的步伐，也就可以了。麻煩的是，劉少奇要搞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式樣，毛澤東覺得自己受到了傷害，而這才是真正「有事」了。

據公開史料記載，周恩來曾要槍斃劉少奇，但遭到了毛澤東的拒絕，只許可開除黨籍。這並不能說明周有多狠而毛有多善良，周恩來之所以狠是因為他與劉勢同水火。毛不同意是要讓劉成為活靶子。

文革的倒霉次序：文藝界－教育界－走資派－地富反壞右資－高官－公檢法－紅衛兵－造反派－副統帥－軍隊－四五群眾－四人幫－三七開。物質全面短缺，工農兵學商自然沒好日子。反帝反修，輸出革命。僅僅十年，大家輪到一回。

一九五九年後劉少奇也起了微妙的變化。在毛退居二線劉出任國家主席前，大家都叫他少奇同志。現在他突然被稱為劉主席，主席這職位本身就代表極大權力。劉對此頭銜也十分在意，逐漸擴展勢力控制中央日常事務，有時沒有先請示毛便執行工作。因此可以說，毛要確立自己為中國唯一的主席的鬥爭就在此時展開，直到劉被批鬥，取消「國家主席」才告結束。

20世紀60年代中共中央發生的秘密錄音事件，導致楊尚昆、葉子龍等一大批人遭到打擊。後來，中共中央重新審查了此案，並為有關人員徹底平反。文革紅人戚本禹稱，有關楊尚昆的竊聽器事件，是1964年發現的。劉少奇、周恩來曾派秘書在毛澤東身邊秘密安裝竊聽器。在《戚本禹...

一九六六年年十一月，一支由大約200名的紅衛兵組成的長征隊伍從北京被派往山東省曲阜孔子的家鄉。在這裡他們褻瀆和搗毀了大量與孔子有關的歷史墓碑，文物和建築。這就是文化革命的第一次反孔運動。儘管這個事件對全面了解整個文化革命有明顯的重要作用，然而研究文革的學者...

毛在延安整風中運用他所創造的思想改造和審干、肅反兩種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黨記憶體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徹底轉換了中共的「俄化」氣質，重建了以毛為絕對主宰的上層結構，奠定了黨的全盤毛化的基礎，其間所產生的一系列概念、方式在1949年後改變了億萬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

高文謙所著《晚年周恩來》一書揭開周恩來與劉少奇之間的微妙關係：長期以來，劉、周兩人一直存有明爭暗鬥。劉曾經長期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重用，一直是毛用來對付和遏制周的人物。對此，周本人心裡很清楚。儘管周恩來的才幹和資曆本來都在劉少奇之上，但黨大陸位周不得不屈居其...

直到一九六九年第九次全國大會時（那時劉少奇被開除出黨，並已死亡，鄧小平被撤職）毛的思想成為全國指導綱領，毛的報復才算落幕。我想鄧和劉對治理中國的觀點基本上與毛的迥然大異。他倆將黨視為決策機構，赫魯雪夫的反史達林報告更使他們堅定集體決策的信念。毛的觀點則是帝王式的。毛認為他的意志凌駕於一切之上，並憎惡任何反對聲浪。

三個女紅衛兵強迫第一夫人（劉少奇當時仍是國家主席）去穿一件絲質旗袍，一雙高跟鞋，戴上一頂英國貴族式的寬邊草帽——這是她和蘇加諾「調情」時的那身打扮。……由江青導演的壓軸戲開場了，紅衛兵拿出了最主要的道具來對付王光美。一串桌球串成的稀奇古怪、醜陋不堪的項鍊掛在王光美脖子上，每個球上都打了叉子。這是一串江青進行報復的套索。為了留作紀念，江青還讓人拍下了當時的照片。

中共每次出現重大失誤都有人被拋出當替罪羊。第一次是陳獨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二、三次左傾路線的具體領導人和執行者都是周恩來，但他在黨內的地位絲毫未動搖。至於這第四次所謂王明路線，周在軍事上的責任更大。奇怪的是，毛澤東和王稼祥在遵義會議發難時，矛頭直指博古，未傷及周半句。

劉的最後一任妻子王光美常常陪他。王那時大約三十幾歲，頭髮黑而濃，臉微長，門齒微露。毛在的時候，王總是很熱情地走來看望，也常陪毛游到海內平台。每當這個時候，我注意到，江青坐在陽台上，一臉的不耐煩和不高興。江不會游水。最多只在沙灘旁近海處「泡一泡」。她每次下水都穿上橡皮軟鞋，因為她右足有六個足趾，不願意別人看到。

署名毛澤東和江青女兒李納，於今年6月22日致時任教育部長陳寶生、北大校長郝平的信函近期曝光。

【中共是外國勢力黑手的鐵證】史學家沈志華根據蘇共秘密檔案揭出中共唯蘇共命是聽的歷史真相：1949年6月，毛派劉少奇秘密訪蘇進一步俯首稱臣，甘當史達林爪牙。毛是斯的忠實走狗，對其言聽計從，這種深層依附關係被後來的造神運動掩飾。中共是外國勢力黑手的事實不容抵賴！

政治局會議由毛主持。他宣讀了電報全文，斷言主席團的決定是十分有道理的、正確的，因為共產國際作為國際工人運動的領導機構，早已失去存在的必要，由於這個原因，而且還由於它不理解中國共產黨活動的本質和特點，它過去一直在干涉中共的事務，起了很壞的作用。當博古告訴我有關緊急會議的情況時，他的語調和姿態，把毛的欣喜之情惟妙惟肖地表現出來了。實際上，毛第二天和我談話時，他自己也並不掩飾他內心的喜悅。

幾個小時之後，劉少奇他們走進杭州會場，才知道他們一路的猜測離題萬里。毛澤東在此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實際上就是為發動「文革」作準備。就連躲在上海錦江賓館後樓負責起草《通知》的陳伯達、康生也匆匆趕到杭州參加會議。劉少奇萬萬沒有想到，這次突如其來的杭州會議便是他生命中的一張黑色的請柬。

在羅莎·弗拉基米洛夫娜的堅決要求下，我去看了王明。他情緒很不好，折磨他的與其說是身體上的病痛，不如說是精神上的痛苦。羅莎·弗拉基米洛夫娜事先提醒我，她還沒有把「莫斯科派」遭受的瘋狂迫害告訴她丈夫。王明氣憤地跟我談到康生在莫斯科的所作所為。在莫斯科，這位未來的刑官在職務上是王明的下級，他曾經曲意奉承王明和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所有知名的領導人。王明回想起當時每次開會，康生總是第一個一躍而起，熱烈鼓掌，並狂呼「××萬歲！」

12月中旬專案組的巫中果然又來了。巫中命令翦伯贊交代劉少奇罪行，翦伯贊依然無動於衷、一聲不吭。巫中暴跳如雷，兇狠吼叫近三個小時。巫中離去時，手指著翦伯贊，惡狠狠地撂下最後的警告：「你不交代清楚，只有死路一條。三天後我再來，絕不會放過你」。至此，這個紅色鷹犬大概已明白，毛澤東的那個「給出路」的政策是虛的，背後操縱「劉少奇專案組」的，正是毛本人。12月19日夜晚，這位當年的「馬列主義史學家」與夫人一同穿戴整齊後，吞下超量的安眠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