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早已浮現的線索指向十九屆中紀委第七次全會缺席的兩名軍方將領。根據當時官方公告，有4人缺席會議，兩個出事的地方官是今年4月離世的天津市委副書記、市長廖國勛及6月被查的中共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前書記、局長張務鋒，還有兩人一個是中共前武警總部政工部主任汪利平，另一個是今年3月卸任駐香港部隊政委的蔡永中。兩人都是60年後，都是少將軍銜，缺席的原因很可能也是「出事了」。

憤怒的杜金將罪責暗中指向了普京。他引用了英國人類學家詹姆斯·弗雷澤撰寫的《金枝》中的一個故事，即一位國王因為在乾旱期間未能祈求來雨水而被臣民殺死。杜金表示，「我們賦予統治者絕對的權力，讓他在關鍵時刻拯救我們所有人，人民、國家、公民」，如果不是這樣，統治者就會遭受和那位國王相同的命運。其似乎在暗示普京必須為敗退承擔責任。杜金的帖文很快被刪除，但其所透露的憤怒已被西方媒體捕捉到。有媒體指出，這是發生在軍方人士和普京在俄烏戰爭中分歧越來越大之後。

造成這種慘況發生的原因筆者認為不僅僅是嚴苛的疫情封控，造成民不聊生，消費欲望降低，還有一個更為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共二十大的結果以及隨後的公私合營、供銷社和國營食堂的捲土重來，以及北京高調備戰，徹底擊碎了國內外企業家的信心，對中國市場前景看低，對中國未來不看好。

未來，何衛東是堅持執行習的攻台命令，還是故作姿態，不時做些動作，維持台海平衡以自保，筆者並不知曉，但何衛東連升三級在軍中引發的不滿，以及軍中反戰和支持改革開放人士，未必不會在某個節點伺機而動。習近平二十大貌似收穫滿滿，實則在黨政軍都為自己埋下了不滿的導火線，只待什麼時候點燃。

公共食堂顯然是計劃經濟的產物，與供銷社密不可分。公私合營、供銷社、國營食堂死灰復燃，意味著中共正在走回頭路，意圖仿效毛時代，控制民眾的基本生存，而一旦習當局計劃完成，民眾將不得不像幾十年前一樣，為了有口飯吃，為了生存，拋卻自由、尊嚴、人格等。這絕對是個災難。

公開資料顯示，2021年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全系統實現銷售總額6.26萬億元，同比增長18.9%。其中，全系統實現農產品銷售額27591億元、日用品銷售額14925億元。而從供銷社數量來看，2018年新發展基層社一萬多家，2019年總數已達到3.2萬家，基本實現城鄉全覆蓋。截至2020年末，全國供銷社系統的連鎖配送企業有6697家，擁有配送中心10802個，發展連鎖、配送網點83.2萬個。

不無諷刺的是，大陸媒體2011年曾報導，目前紅旗街的水費早已不是主要的收入來源。因為紅色旅遊收入年平均在1200萬左右，而水費最多也不過300多萬。顯然，沒有中共的洗腦教育，紅旗渠的收入註定一落千丈。而面對這樣一個短命的工程，習近平卻在參觀完後指出，紅旗渠「記載了林縣人不認命、不服輸、敢於戰天鬥地的英雄氣概」，「要用紅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別是廣大青少年，社會主義是拼出來、干出來、拿命換來的，不僅過去如此，新時代也是如此」。

讓中共恐懼的是，不僅中共的火箭軍基地處於美國太空軍監控中，中共的衛星、通信網絡、海底電纜也同樣遭到美國太空軍監控。這意味著，如果北京決意武力攻打台灣，美國太空軍可以在中共發射彈道飛彈時提前預警，甚至有可能在必要時摧毀中共的北斗衛星系統，關閉中共所有通信網絡，切斷海底電纜，讓中共火箭軍戰力大幅喪失。是否會如此，北京不妨掂量掂量。

1991年蘇聯解體時，信奉機會主義的蘇聯絕大多數官員選擇了旁觀，並接受了蘇共垮台的現實。就如早前習近平所感慨的那樣：按照黨員比例，蘇共超過我們，但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或許習近平也將看到，中共解體時，那些每天喊著「忠誠」的官員也大概率不會有什麼人出來抗爭，因為這些信奉機會主義的各級官員，包括軍隊將領一樣，一定會隨風而倒，絕不會站出來去捍衛這個黨，捍衛習，去做什麼所謂的「男兒」的。

捷克前總統哈維爾曾說：「時機一旦成熟，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用來解除一個整師的武裝。這股力量並不直接參予權力鬥爭，而是對人的存在這個難於揣測的領域發生影響。這股力量所推動的是隱秘的運動，是可以產生看得見的影響的（難以預料的則是在何時何地、何種情形之下和多大程度上這種影響得以產生）：一場政治事件或社會運動，一場突然爆發的社會動亂，表面上鐵板一塊的政權內部的一次劇烈衝突，或社會和文化界氣候的無法壓制的轉變。

關鍵字出現的頻次以及對「安全」問題的單獨闡述，一方面表明二十大後，人們所期望的繼續改革開放、走市場經濟之路極有可能事與願違；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中共高層當下最為擔憂的依舊是中共的政治安全，依舊將注意力放在來自國內外的對中共政權的威脅上，並警告前方有「驚濤駭浪」。因為在中共的話語體系中，國家安全就是黨國安全，政治安全就是政權安全，政權安全就是黨中央安全，黨中央安全就是核心安全。而這當然並非習近平首次提到政治安全，而威脅政治安全的既有來自國內的反對勢力，也有來自海外的「敵對」勢力。

2017年，曾就十九大報告表態的中國重量級企業大佬有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聯想控股董事長柳傳志，大連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小米科技創始人、董事長兼CEO雷軍，京東集團董事局主席兼執行長劉強東，華誼兄弟傳媒集團董事長王中軍……，今年卻沉默了。他們去了哪裡？

1946年1月11日，在中共延安黨媒《新華日報》創刊八周年之際，時任中共宣傳部長的陸定一撰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報紙上，題目是「報紙應革除專制主義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其中寫道：有兩種報紙，一種是人民大眾的報紙，告訴人民以真實的消息，啟發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聰明起來。另一種是新專制主義者的報紙，告訴人民以謠言，閉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變得愚蠢。

對於峰會的相關信息，尤其是普京的出席，北京官媒避而不談，大概是因為峰會沒有習近平的影子，而習沒有出席，顯然是因為七中全會和二十大。在中共高層角力激烈的關鍵時刻，習不能再度冒險出國，因此官媒淡化峰會，不提普京，也就絲毫不奇怪了。

根據俄羅斯官方透露的信息，剛剛在中亞與普京會面的習近平，曾宣稱兩國關係「上不封頂」的習近平，卻未發出賀電。難道是因為忙於中共內部的最高權鬥，為了保自己的權力給忘了？照理說這些事有相關秘書負責，不應該遺忘的。要知道，今年6月15日習近平69歲生日時，普京還打電話表達祝福，而此前幾年兩人互相祝福似乎成了某種慣例。

中共軍方自9月21日軍改會上釋反常信號外，連續釋出多個不同尋常信號。尤其在10月7日，中共軍網和國防部網站在「八一評論」欄目下發表題為「堅持推進治軍方式實現根本性轉變」的文章，明確提出治軍不要「人治」，暗示否定習的軍委主席負責制。

這封慰問信是軟中帶硬，話外有音，既是安撫，也是警告，而這究竟是只針對公安機關的老同志，還是針對所有離退休的老同志呢？要知道，近二十天來，「老同志」可是一個敏感詞，不僅「老同志」宋平、孟建柱、江先後露面，而且與海外諸多的政變傳言緊密相連。筆者認為，在這個敏感時機，作為跟隨習近平幾十年的親信王小洪拋出這封信並不尋常，不論是針對公安系統的老同志，還是針對所有離退休的老同志，折射的都是中共高層角力的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