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社會開始用「身份」而不是「行為」來判斷一個人，用「標籤」而不是「事實」來決定命運，某些人就會被劃入一條無形的線之內。一旦被划進去，勤勞、善良、克制，都不再重要。身份取代個體，立場覆蓋法律。這樣的線，在不同年代以不同名稱出現。它可能叫階級，也可能叫路線；可能以正義之名出現，卻帶來相似的結果。真正值得反思的，不只是個體的悲劇，而是那套不斷劃線、不斷製造「應被清除者」的邏輯。

康生土改中總結的經驗1947年2月康生與陳伯達又被委派到晉綏地區幫助土改工作。康生蹲點的蔡家崖郝家坡村，已經進行過土改，地主人均土地為近8畝，而貧僱農土地也已經達到近6畝，全村無地戶幾乎沒有了，土地已經幾乎平均了。但康生認為這樣不行，因為這種土地的轉移太和平，他認為，對於地主我們...

金庸的父親查樹勛（又有作查樞卿、查懋忠），是1951年4月26日作為反動地主被槍斃的。行刑的場地，就是他自己興辦的小學的操場。 金庸的父親還不是個普通的土地主，而是受過那個時代中國最好的高等教育。 查樹勛在鄉里辦了不少好事。在我翻找的有限資料里，沒有發現惡行，而是有不少贍賑、辦學之類的義舉。 比如他晚年花大力氣辦「義莊」，出力周濟宗親，興辦教育。他給金庸送書，讓兒子不要做冷酷的守財奴，他自己似乎也在努力做些善事。

上世紀60年代，我們家住在錫林南路內蒙古醫學院中醫系的後院。小玲的爸爸、媽媽和我的父親是同事，小玲和我的妹妹是同學。小玲是個非常秀氣的女孩，學習也很好，個子比我的妹妹要高，模樣也俊俏。小玲的姥姥也是山西大同北郊人，和我們是老鄉，母親經常去小玲家看望小玲的姥姥，噓寒問暖。小玲有三個...

本來地主與僱工、地主與佃戶是相互依存，和諧共處的關係，並非像中共宣傳的那樣是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有幾個地主子弟就是我的同學，他們的家中我經常出入，家長熟悉，有的僱工也認識，他們是同鍋吃飯，關係協調。還有我的雷、王兩位老師，教學認真，對學生非常好，從未聽說過被殺、被鬥的這些人有什麼劣跡。如果真的像中共宣傳的那樣，在鬥爭會場上首先站出來控訴的應該是那些僱工和佃戶，可是，我未曾見到過一例。凡是那些上躥下跳的積極份子，都是當地好逸惡勞的地痞無賴，這就是毛土改所依靠的中堅力量。

從2004年《九評共產黨》發表至今，已經有超過4.55億中國人在大紀元網站聲明「三退」（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他們的三退聲明或長或短，都說明了各自三退的原因。 今年12月15日，一位署名「正道之人」的八十多歲濟寧老人在大紀元上聲明「三退」，他的「三退」聲明——濟寧往事，全文近4000字，訴說了他一家三代人中共暴政之下的悲慘命運，以及他如何苦苦掙扎求生的故事。

一無論出於何種原因——恥辱、羞愧、畏懼或者種種不堪，我都難以理解，父親何以如此持久地迴避提及他的父母兄姊。即使在他暮年的平淡歲月里，也始終保持著拒絕回憶的習慣，而不像大多數老人那樣愛嘮叨過去的痕跡。他像一個純粹憑直覺而熟稔行路的盲人，總能巧妙地避開坑窪一樣...

一無論出於何種原因——恥辱、羞愧、畏懼或者種種不堪，我都難以理解，父親何以如此持久地迴避提及他的父母兄姊。即使在他暮年的平淡歲月里，也始終保持著拒絕回憶的習慣，而不像大多數老人那樣愛嘮叨過去的痕跡。他像一個純粹憑直覺而熟稔行路的盲人，總能巧妙地避開坑窪一樣...

他賣出的土地只有七十年的使用權！ 也就是說，七十年後（大多已經沒有七十年了），賣了的這塊土地又將回歸黨的懷抱！ 「紅二代」、「紅三代」、「紅四代」的「革命接班人」們，到時手中有地，心中不慌，子子孫孫不愁吃喝。 我從小飽受「要保證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的教育，這一刻，我理解了這句話的深刻含意。 只是，幾十年後，會不會又是一次暴風驟雨兼腥風血雨？ ——這一片血紅的土地啊！

暴露當政者的偽善——高呼「共同富裕」，卻將農民的犧牲封存為「歷史貢獻」，養老金如施捨的殘羹，嘲諷他們的忠誠與幻滅。國際如巴西土地改革的敗筆，亦源於此忽略：農民的血汗被工業「消化」為烏有，養老金成空谷回音，導致社會的裂痕蔓延。中國農民的養老金，不僅是數字的鴻溝，更是制度暴力的延續：國家以「發展」的聖名，永續他們的貧困，視億萬老農為可犧牲的「過剩」。

他們已變了新興的統治階級，成為蘇維埃的骨幹，如果沒有他們，蘇維埃便一無所有了。所以，揭穿了蘇區內統治階級的面目，完全是一群貪污腐化、卑鄙齷齪的魔鬼在狂舞！像這樣的無產階級專政，怎不令純潔的革命份子寒心呢？怎不令善良的工農人民受盡磨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