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一鮑魚」林經理當年向《壹周刊》記者表示，李小勇是該店的常客，「他是李鵬個細仔...他最喜歡食我們秘制的鮑魚、魚翅和燕窩，另外會蒸條魚，加幾碟小菜，酒就不是經常飲。通常李先生會和太太及一些朋友來吃飯，五、六個人埋單最少五千五百幾蚊港幣。」這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北京與上海的公務員基本月薪不過幾百人民幣，而李鵬的小兒子、有武警上校軍階的李小勇，一頓飯就是5000多港幣。

《新民晚報》曾發表文章認為：「遠華」紅樓臭名遠播，這裡是聲色犬馬的淫窩，是腐蝕幹部的染缸，是消磨意志的魔窟，多少高官在此倒下，多少防線在此潰敗。如今的紅樓「作為黨員幹部深刻反省的反面教材」，自有特殊的警示教育意義。但是，一窩蜂地把象徵著腐敗的紅樓當作「旅遊資源」來開發，一窩蜂地耗用公款組團前去參觀，未免有些本末倒置。

中國前總理朱鎔基病逝，引發很多中國人的懷舊情緒。除了當時的改革氛圍之外，他個人的語言風格也備受推崇，被認為言辭犀利，直言不諱。例如廣為傳播的我準備了100口棺材，99口留給貪官，一口留給我自己。這些懷念讓我回想起當時江澤民、朱鎔基和柯林頓的幾場記者會。現在差不多被人遺忘的這些記者...

中共前總理朱鎔基。隨著朱鎔基的去世，其生前推動的一系列體制改革再度成為熱議焦點。當年中共國企改革，雖為經濟飛躍掃清了體制性障礙，卻也讓大批基層職工承受了極其沉重的陣痛。多位失業潮的親歷者感慨，改革固然締造了經濟增長的奇蹟，但轉型背後的巨大代價卻由數千萬普通工人默默承擔，而部分權力...

中共不會寫的是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那個下午。那天清早，上萬名法輪功修煉者出現在北京府右街，站在國務院信訪局外面的人行道上。起因是天津有幾十人因為去一家雜誌社說明情況被公安帶走。他們提了三件事：放人，允許出版書籍，給一個不被騷擾的煉功環境。當天在場的目擊者後來記錄過現場：人貼著路邊站，沒有橫幅，沒有口號，交通照常，散去之後地上連警察扔的菸頭都被撿乾淨了。朱鎔基出面，安排信訪部門接見代表。當晚，天津被帶走的人放了，人群安靜離開。

當年的李侃如屬於美國對華接觸派，並非對中共抱有強烈敵意的人。可是連他都知道，「共產黨」這個名稱本身會引起美國社會的警惕，以至於認為換一個名字能夠增加美國人的信任。今天再看美國，卻出現了值得研究的變化。社會主義已經不再是美國政治中難以啟齒的詞彙。自稱社會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者的人可以公開競選，並進入議會和地方政府。更加激進的共產主義團體也可以公開活動。街頭示威和校園活動中，偶爾還能看到紅底鐮刀錘子之類過去帶有強烈冷戰色彩的符號。

「世間再無張居正」，在可見的未來，中國不可能有幸再擁有這樣一位明大勢、顧大局、善決斷、勇於任事的總理。作為一位與他未曾謀面但因《現代化的陷阱》一書引起他複雜關注的中國知識份子，謹以此文向這位時代偉人致敬。

中共給朱鎔基的訃告暗藏玄機。改革開放和前中共黨魁江澤民無關。習近平高調捧江別有所圖，卻被朱鎔基去世點破。最大的歷史教訓是，政治體制不變，朱鎔基推動的改革一夜歸零。中共給朱鎔基的訃告暗藏玄機中共正式宣布前總理朱鎔基8月12日去世，享年98歲。盤點一下朱鎔基留下的遺產，就是一系列經濟...

（＊作者為旅英學者、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學博士。本文原刊《聯合早報》，授權轉載。）中共政治局原常委、中國國務院原總理朱鎔基8月12日在北京逝世。作為中國改革開放時期最具影響力，也最具個人色彩的經濟領導人之一，他長期被主流敘述塑造成一位鐵腕改革者：整頓金融秩序、推進國企改革，並主導...

中國國務院前總理朱鎔基去世了。在中共歷代領導人中，朱鎔基的形象算是相對來說比較好的。「改革派」、「經濟沙皇」、「鐵腕宰相」，這些光環跟了他很多年。2008年，我在《產經新聞》參與「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大型連載，走訪中國各地。那次採訪給我留下了一個非常強烈的印象。在廣東，很多人感...

這次體制甩包袱，規模遠大於朱鎔基下崗潮；熬過幾年就熬出頭，在今天還靈不靈？這幾代中國人最應該學到的一課；工具人生：紅衛兵-知青-下崗工人；既然如此，怎麼辦？三條建議...大家好。上一期節目講朱鎔基，留言區很熱鬧，已經有幾百條。罵的也有，捧的也有，講道理的、不講道理的，都有。真正讓...

朱鎔基成功將中共毒瘤植入世界，如今他死了……中共前總理朱鎔基過世，這位曾經被譽為捍將的鐵血總理，曾經誓誓言準備100口棺材與中共貪官作鬥爭的總理死了，極其他的諷刺的是:他與江澤民時代卻開啟了以貪治國的模式，其時中共的貪是體制的腐敗，無論是誰統治這個國家...

朱鎔基是高官中智商最高的政客，把老百姓玩弄於股掌之上。他把老百姓賣了，老百姓還幫他數錢，為他鼓掌。從朱鎔基能輕易騙取那麼多老百姓的信任，可見中國人智商之低。他們只要看到說話精彩就為之傾倒，聽到豪言壯語就激動不已。他們從不知道用事實去衡量核實一下，朱鎔基給老百姓到底帶來了什麼？其實...

中國加入WTO後雖然履行了關稅削減、部分市場准入等承諾，但外界當年普遍期待，融入全球市場將進一步推動中國減少國家干預、完善市場制度，甚至帶動更深層的政治改革。這種期待後來並未成真。 有分析認為，鄧小平是把市場「請進中國」，朱鎔基則試圖把中國「送進市場」。當時不少人期待，加入WTO將倒逼中共進行更深層改革，並逐步縮小國家權力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然而，最終出現了相反的結果：中共願意接受WTO對關稅、貿易和部分市場准入的約束，卻始終沒有放棄對金融、通信、能源等關鍵產業的控制，更沒有讓市場競爭進一步觸及政治權力結構。

朱鎔基在經濟領域進行了大量「去權力尋租化」的改革，但政治權力本身仍然處於高度集中的狀態。於是，舊的尋租空間減少了，新的尋租空間又產生。例如市場化以後，權力尋租並沒有消失，而是從過去的計劃指標、物資、價格、國企，逐漸轉移到土地、金融、房地產、工程項目、企業產權、行政審批、資本市場……也就是說，腐敗並沒有因為市場化自動消失，而只是發生了形態轉換。 所以說到底，朱鎔基的反腐只是一種個人英雄主義式的「人治」反腐，而不是現代制度意義上的「制度反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