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本身就像電影的一部分,有一種史達林式的幽默感,當然和廣為流傳的各種前蘇聯段子一樣,這種幽默感里有槍聲、血淚和死亡。《史達林之死》就是如此這般的混合物,一部成功的喜劇片,你笑得要死,感慨「我的天怎麼會這樣」,後來一翻書,「我靠原來真的是這樣」:史達林的死亡過程沒錯,貝利亞和赫魯雪夫的明爭暗鬥沒錯,連後面清洗史達林的昆采沃鄉間別墅,裡頭排著隊出來的史達林替身們都嚴格遵照了史實。
已經有消息說,不許提「豆腐渣」三個字,採訪的官員們開始熱烈談論重建,畢竟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我們是不是最善於讓一件事「過去」的民族?我去孤兒院,看到那些剛剛成為孤兒的孩子,給他們一人一根我沒有吃完的德芙巧克力。電視和報紙上的新聞開始讓我不適,大愛,堅強,災後重建,捐款。在北京時,我一周內捐了三次,到了災區,一分錢都沒有捐。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給中國的官方慈善機構捐過錢。
極權之下,無論是哪個階層,從根本上來說,都被剝奪了人格尊嚴。即便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行列,也只有權力與金錢帶來的地位尊榮,而非人格尊嚴;當官的視商人為蟑螂;官員一旦陷獄,也會自貶為糞土。
大學一年級,我看了一套日本人拍的紀錄片,《六四真相》。盜版VCD畫質粗糙,我模模糊糊記得王丹是個瘦弱的男青年,柴玲那個時候就有點發胖的影子,美麗的梁曉燕老師胸前搭著長辮子(後來我第一次見到她,就遺憾地問:曉燕老師,你的辮子呢?)。紀錄片裡的鮮血,和我父親多年來對他夢中情人杜憲的念叨(杜憲,前央視《新聞聯播》主播,1989年6月4日晚7時,她身著黑西裝,以宣讀訃告的語氣宣讀中共中央決定,後被停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