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次人大常委釋法的三個重點。一是引用《國安法》第十四條，確定特區的「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所作的決定屬於最後定案，不得司法覆核；二是特首根據第四十七條，可在法院審理國安案件時，對案件有關行為是否涉及國家安全，或者證據材料是否涉及國家秘密，發出證明書。最後才回到李家超特首提請釋法的問題，即聘請海外律師出任國安案件辯護人會否引發國安風險，而答案是可根據上述條文，由特首決定律師能否來港，再以證據文件的形式交給法院，法院不能異議。

香港近期每天染疫人數近二萬，現時住院治療人數超過5100人，占了用來應付新冠肺炎病床的總數一半左右，餘下配額所需的人力及設施都來自其他醫院服務。換言之，若將餘額開放給大陸來客，固然削弱應付本地疫情突變的能力，更重要問題是，資源用到新冠疫症，將損害醫院的其他病床服務。更何況，大陸通關若變成主要是大量墮胎輸港，爭逐醫療服務或藥物供應，甚或輸出疫症以至新病毒，問題就不僅僅導致資源供求緊張，更是製造中港矛盾。

在判詞的最後一段，陳廣池法官強調案件是「一宗簡單的欺詐案」，奉勸大家勿扣「政治帽子」，因為法庭是審訊傳媒大亨而不是針對新聞自由。但當黎智英的刑期無法圓滿解釋，更正因他是傳媒大亨，法庭要他孭上並不存在的濫用傳媒保護傘的責任，因此得接受更重的刑罰，那麼今次審判被公眾誤解為政治審判，也是法官自招嫌疑，與人無尤。

抗疫猶如治國，執政者必須謙卑，正視問題所在和自己的不足，並且實事求是，全速全面補救，才能挽狂瀾於既倒。若活在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宣傳的虛幻泡沫之中，堅持「中國模式」，或者只求策略退讓以免民變，但系統改革欠奉的話，執政者即時穩握政權，但又有憑什麼抵抗下一波疫情帶來的衝擊呢？

中共只懂勝者全勝，以力服人，不會認錯退讓，更不懂溝通妥協。不過，隨著更多人的意識醒覺，中國亦會漸起變化。北京需要首先面對的是，抗爭遍地開花，倘若一切照舊不變，必須加強武力以預防及制止民變，結果封控成本不斷升高，兼且累積仇恨，深化官民矛盾，亦同時向國際社會表明復常無期。但若放棄或者放寬「清零」措施，將問題限於防疫政策，只求輸少當贏，恐怕又會示人以弱，變相鼓勵民眾日後再敢於以抗爭爭取改變。

政府對地產商的態度已寫在牆上。一是表明不會進取，收回他們閒置的新界農地儲備，以興建永久公屋和居屋，二更是臨陣退縮，任由他們不付代價，即可空置單位待價而沽。可見當局的重點不在於削弱地產商的權力，被壟斷的樓市亦將永續下去。最新的國際調查顯示，香港居民需要全家人廿三年全部收入才足夠支付樓價，在政府繼續對地產商的護翼下，相信難以改寫命運。

香港公共行政終於邁進新里程。日後面對大陸的紅線，特區當局大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輕輕跨過，絕不張揚即可。當然，先要有北京首肯甚或推動，特首即使解說不清楚，以至拒絕討論也不重要，自有一堆「愛國人士」出來「畫公仔畫出腸」，說出不方便向公眾解釋的苦衷，再表明擁護支持愛戴。不過，名實不一的香港故事，難說也難做。

真正的復常，首先要美國撤銷制裁，但要撤銷，喜不喜歡也好，就要美國首肯香港的自治和自由回到往昔的日子。但事實是，選舉制度「完善」之後，只有北京認可的「愛國者」才能參選；製作兒童繪本批評政府，可以煽動罪成；記者向運輸署查冊，意圖找出「七二一元朗西鐵站」行兇暴徒的身份，被判虛假陳述；傳媒訪問流亡海外的香港抗爭者，被控以煽動罪，未開審先囚禁10個月；參選立法會人士協議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要求儘快落實雙普選，結果被控以顛覆國家政權罪。

李家超的天真，更在於不察政治劇本過時，沒有拆解新形勢下的新問題。今次金融峰會的目的，用意不出向國際社會宣示香港已經「由亂及治」，2019年的「社會暴亂」已成過去，香港恢復穩定，正重新出發，「重返國際舞台」，步向「由治及興」了。不過，在國際企業眼中，社會抗爭早已不成問題，反而是後續的發展更值得關心，如政治整肅、移民潮、嚴苛的防疫政策、中美互相制裁等等，都不斷削弱香港社會的發展能量。

習近平上任，迅速以反貪肅清政敵，重整軍隊領導層，建立自己團隊，緊握軍權政權，並以民族主義為號召，聲稱提高國家安全，全力對付黨內外、境內外的反對聲音。習的權力正如日方中，更有高度權力集中的制度憑靠，中共一路走向獨裁，正是體制復常而非突然復辟，不能等閒視之。

簡單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有持續的經濟發展和長期穩定的和平局面，但這兩項條件，都不在視線之中。「動態清零」的防疫政策下，經濟停頓，預期今年經濟增長只有3%，而加強「重大疫情防控救治體系」，被二十大報告譽為「有效遏制重大傳染性疾病傳播」，日後會否永續下去，仍屬未知之數，加上其他不利因素，如人口進入下降期丶生產效率提升放緩等，有智囊組織預測，中國未來數年每年有3%增長已屬不錯。

李家超喜歡講好香港故事，強調香港優勢處處，卻似乎很多已成歷史故事。例如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但現實兩方面都不能通行無阻。又如香港是國際大都會，資訊自由、稅制簡單、生產力強等等，是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但《國安法》下，新聞還有多少自由？現行防疫政策下國際墮胎大減，航運中心剩下什麼？移民潮下，勞動力流失，又如何便利營商呢？

新香港的新作風，有些地方甚至殖民地年代也望塵莫及。《港區國安法》下，特首可以任命國安法法官，變相是挑選特定的法官審理特定的案件，完全衝破九七前司法自主管理的底線。英治最後十五年，以區議會為中心建立的民意網絡和地方行政，也隨著大量民主派區議員不願宣誓或被取消資格，只剩下三份一民選議員，導致五個區議會無法選出主席，已經停擺一年。

國際通用規則當前，郭偉健法官不為所動，因為他斷定國家的安全威脅不但來自武力或武力要脅，也來自散播謠言丶失實資料以至虛假消息，因此仍有需要使用煽動法。但根據呢？判詞沒有引用案例，沒有實證支持，也沒有論證立法取締是唯一方法，便斷然否決國際規則的根據，倚靠的只有法官說的幾行字。

李家超自言是個性急的人，並且可以一日解決一個問題。但他對於防疫對於通關，都只說一些無傷大雅的原則（如用最低成本達到最大效益），但究竟如何可以儘快恢復自由通關，還未見他身體力行，表現「以結果為目標」、勇往直前的本色。對於劏房、扶貧、土地、經濟等等問題，即使社會爭議不斷，更沒見他的表態和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