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又去了毛澤東的故鄉韶山公社，所見所聞與烏石大隊大同小異。跟著他又去了30年前發起暴動的地方——平江縣。他吃驚地發現當地幹部竟把1957年的高產數字公布為1958年的產量。而把1958年較低的產量當作是1957年的，從而向外證明「人民公社」的成功！彭感嘆地說：「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

1957年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後，陳修良成為浙江省第一批被點名批判的對象，沙文漢則成為中共黨內級別最高的「右派」，浙江省打出了一個以沙文漢為首的「沙、楊、彭、孫反黨集團」，沙文漢被撤銷一切職務。同年12月，浙江省黨代會做出決議，開除沙、楊、彭、孫四個「右派」的黨籍。1964年1月，沙文漢含恨病逝。1958年2月25日，陳修良被以「反黨」、「反蘇」雙重罪名打成極右分子，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連降六級，被下放到嘉興農村勞動改造。

紅色中國知識分子很可憐，被共黨認定是天生的反賊，所以迫害從毛澤東起直到今天

1955年10月，周壽憲被高教部分配到清華大學無線電系工作。其對中國計算機事業的突出貢獻有四：第一，中國計算機教育事業的開拓者。第二，將計算機列入國家12年科學規劃中。第三，為中科院計算機所的建立和發展貢獻心智。第四，到蘇聯考察計算機發展情況。1968年，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周壽憲因為留美求學的經歷和所謂的家庭出身問題，被誣陷為「美國特務」、「裡通外國」等。1976年5月30日深夜，周壽憲在清華家中的自來水管上自縊身亡，年僅51歲。

葉群把林彪每天隨手寫的、閒聊說的、口述的文字稱為散記，甚為重視，時常整理、追記。在林彪的散記里，有軍國大事、生活瑣事，也有對於一些人物、事件的思考。其中就有對毛澤東的思考。一是，理論上使人迷糊。林彪讀過毛澤東《矛盾論》中的一段話按照辯證唯物論的觀點看來，矛盾存在於一切客觀事物和主...

從當年「毛主席指明方向」到今天「習近平指明方向」，非但沒能在任何意義上證明中共黨魁和中共的英明偉大，反而凸顯了他們的狂妄自大自不量力和愚蠢無能。 試想，動輒指明方向，卻事事搞砸；本國的事都辦不好，卻要給別國甚至整個世界指明方向，還有比這更搞笑諷刺的嗎？

1963年夏，我被街道的一間小噴漆廠臨時借調去拉板車。該廠有一輛人力三輪車和一輛板車，三輪車由一名歷史反革命余某專蹬，我只拉板車。某日晨一上班，車間主任就給我下達任務，要我把一個毛澤東半身像送還區法院。那像的體積比毛的真身小許多，但比瘦削的我的上半身還要大。我一人小心翼翼地把老人...

江青與毛澤東婚前婚後風流事不斷。（網絡圖片）前中共公安部部長、總參謀長羅瑞卿之子羅宇的回憶錄《告別總參謀部》於去年9月在香港出版，書中首次披露江青到處勾引衛士。實際上，有關江青的緋聞私生活一直在坊間流傳。羅宇官至總參大校，但因六四與中共分道揚鑣。他的回憶錄《告別總參謀部》也成為中...

據說夾邊溝有3500多右派，絕大多數被餓死或折磨死了，最後，就剩這幾百號人了。多虧司機迷路，多虧錢瑛動了惻隱之心，也多虧錢瑛敢擔當，這些人才得以在毛澤東製造的這場巨大人禍中倖存下來。七千人大會後，錢瑛又親自帶領工作組到安徽，協助安徽省委甄別、平反冤假錯案，為李世農、張愷帆等人平反，還平反了10000多名被錯劃為右派的官員，得到劉少奇的充分肯定。

習仲勛因審看過《劉志丹》，被打成「習賈劉反黨集團」的總頭目。這部小說被「認定」為習仲勛篡黨篡國的綱領。習仲勛被批判為「野心家」、「陰謀家」，被停職審查三年多；後下放河南省洛陽礦山機器廠任副廠長。文革爆發後，被監禁8年。1975年5月，下放到洛陽耐火材料廠。直到1978年，才回到北京。從1962年至1978年，習仲勛因為這部小說挨整16年，他的一家老小都受到牽連。

20世紀50年代初，中共內務部的一次部務會議上，首任部長謝覺哉做報告時，引用了黃炎培在延安跟毛澤東談「周期率」及毛關於「民主」、「監督」的說法，提出了「民主監政」的新口號，認為應該對各級政權機關進行民主監督。沒想到，這番話卻引來聽眾席上南方某省內務廳廳長的詰問。這位廳長起身站起，問：「我們提民主監政是針對國民黨反動政權的，難道我們共產黨的人民民主政權還需要監督嗎？這樣監督來監督去，不是要監督到毛主席頭上了嗎？」

1952年2月8日，盧作孚的生命走到最後一天。這天上午，民生公司召開「三反」動員大會，揭發「資方腐蝕國家幹部」。一生潔身自好的盧作孚，竟被批判有「貪污」行為，「賄賂」公方代表等。這些侮辱人格尊嚴的說法，給早已身心疲憊的他最後一擊。當晚，盧作孚毅然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對於如此激烈、殘暴的運動，毛澤東1948年4月1日在晉綏幹部會議上卻說晉綏區的土改和整黨工作」是成功的」。4月2日，毛澤東又在《晉綏日報》社與編輯人員談話中稱，晉綏日報「內容豐富，尖銳潑辣，反映了偉大的群眾運動，為群眾講了話，我很願意看它」。而對於晉綏區和《晉綏日報》曾經發生的「左「傾行為卻輕輕帶過。

大師們批駁共黨完全出於高超的鑑別力。陳寅恪讀完原文《資本論》馬上就知道馬主義是什麼貨色。毛澤東、習近平忙著奪權保權，資本論也說不出一二三。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自首叛變材料的批示》和附件。這個文件認定：1936年，在北平草嵐子監獄，在「反共啟示」上履行「簽字」手續出獄的薄一波等61人，都是「叛徒」。劉錫五也在其中，自然也成了「叛徒」。

像馮友蘭這樣深受獨裁重壓而輸誠的知識分子，自我貶抑自我醜化，而又無所不用其極地歌頌毛澤東的人，絕不在少數。這不僅是作為人的恥辱，也是對漢語的玷污。我的重心不在批評寫頌毛之人，而在批評毛及其跟隨者所創造的罪惡制度，當然這創造中有頌毛知識分子一份功勞，這是無論如何不能因此抹殺的，所以像馮友蘭這樣的知識份子是無法擺脫恰如其分的批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