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是共產黨的記者,我得承認,我所看到的與中國人實際的貧窮相差甚遠,不及大躍進後的三年餓死四千萬中國人、農民易子而食的窮困與悲慘之萬分之一。我在中國當記者的任務是報導中國共產黨怎樣為人民謀幸福,但我不止一次在採訪中遇到尷尬情形:我請老農民憶苦思甜,老農民講起逃荒討飯,一問,他們訴的苦都發生在一九四九年以後。
駐河南的記者說:黃河沿岸一位貧苦農民漢子,妻子臨死也沒能給妻子吃上一頓白面饃,他神經失常了,把吵著要吃白面饃的兒子一刀砍死,把兒子的頭割下來,用布包上,提著兒子的頭到鄭州共產黨省委大院去找省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