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小荷《鹽鎮》一書中寫到四川一個小鎮上的生活：有人為她打掃了兩天衛生，「有點擔心這個外來的人是不是騙子，就怕我會拖欠她一千塊錢的工資」，「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信任』這個詞在這種地方的底線有多麼低」，任何超出自己生活經驗的外來人，都可能有危險。老婦秀娥所說的話，可能很多國人都有共鳴：「我這一輩子，吃過太多虧，受過太多騙了。」

胡鑫宇死亡的問題和疑點那麼多，官方沒有一個能解釋的。編都不肯編，因為沒法編得圓。就是硬上。堵嘴加硬官宣，明擺著欺負和羞辱我們所有關心這件事情的人。連欺騙都不需要了。我們反抗不了強權，但是不應該公開去支持附和那些強權的謊言。

中國人特別鍾愛宮鬥劇，恐怕也是因為這是中國家庭政治的最極端形態：宮廷其實就是一個大家庭，任何人身在這個封閉的結構里都無法自由離開，要生存就只能鬥。個人在其中沒有私生活、也沒有獨善其身躲開的權利，因為就算你不找人麻煩，麻煩也會找上你。在這個無法逃遁的封閉世界裡，只有父權維持其穩定性，生活別無出路，唯一的指望就是讓家長站在你這一邊。

李文亮醫生離世已三年多了，隨著疫情的逐漸遠去，他的名字現在也越來越少被人提及，但他留下的那句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至今震撼人心。古人說人生有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能留下一句讓世人銘記的話，這本身就是一種永生。這句話確實說得很好，人們好像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我幾乎沒見...

呼吸當然不能就算是生活，但能自由呼吸卻很重要。新的一年，願你我蜷縮的身心至少能稍稍舒展，摸索中找到和自己志趣相投的人。經歷了過往三年的種種變故，我比以往更確信，血緣、地緣等等種種人際關係，都不如價值觀的契合重要。

不論如何，我們無法逃避這樣的質問：穿過了暴風雨之後，我們已不再是原先的自己，而失去了身後那些廢墟，我們也就失去了真實的過往。6月里上海解封後，我到一位朋友家裡做客，他說那段時間已經徹底想通了，無悲無喜，即便重獲自由也沒什麼可高興的：「你看電影裡，集中營被解放的時候，沒人笑的，都失魂落魄——我現在就這種感覺。」

想起以前看到的一個故事：有個知識分子，因為讀了點書，有一點自己的獨立見解，1950年代中蘇蜜月時，他主張客觀看待，「其實蘇聯也沒那麼好」，被狠批了一番；幾年後，中蘇破裂，許多人感慨還是他有先見之明，他死性不改，又說「其實蘇聯也沒那麼壞」，這一次，被批得更狠。

昨天10:48，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先後在推特、微博上宣稱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已去世。CCTV等各家媒體隨即跟進轉發，此事在網上迅速傳開，但11:17袁隆平的秘書出面說明仍在治療，人民日報等官方渠道出面闢謠，輿情頓時反轉，到11:57，CGTN表態對此前報導不慎深表歉意。話音...

一早醒來，回想起被封號這202天，真有一種字面意義上的恍如隔世感：4月26日被封那晚，我正處於上海封城的至暗時刻（我們小區4月22日夜裡首次上硬隔離，攔起了一道柏林圍牆），而如今，似乎全國都在放開了。那是一段難熬的時光。不誇張地說，今年是我創作熱情遭受最沉重打擊的一段時期&mdas...

如果不知道背景，你可能會以為這是哪個年月的逃荒，但這其實就是這兩天，30萬富士康工人逃離鄭州，步行回鄉的場景。就在幾天前，除了一些私下流傳的小道消息，外界對鄭州疫情仍所知極少，至於富士康工廠里發生了什麼，就更不得而知了。鄭州這一波疫情起初只有零星爆出，10月13日起，富士康廠區開...

孩子是當下疫情防控的一個特殊對象：一方面，幾乎所有的公共場所都不會查孩子，要查也是查家長；但另一方面，他們又可說是被查得最嚴格的對象。上海中小學8月31日返校，但自29日起，就要求家長必須每天報備孩子24小時內核酸陰性——成年人還只要求72小時。即便如此，甚至都還有可能加碼。昨天下午，老大要去上機器人課，但教培機構說，已做檢測未出結果的不算，他們只認24小時綠碼，‌‌「沒辦法，教育局規定的‌‌」。

不知不覺間，我們已身陷卡夫卡小說中的境地：面對龐大機器如渺小微塵的個體，既不能繞開它，又不能和它講道理，卻隨時可能被它所碾壓。這是一種令人既心煩又恐懼的荒誕處境，此時，如果你既不想認命，又不能再指望能對它‌‌「動之以情‌‌」，那你最好準備好一副較真到底的強大神經。套用那句老話，背後就是家，我們不能後退一步。

早餐時讀到新聞，浙江、江蘇兩省分別派出1500人、500人的檢測隊伍，已於昨天抵達浦東，支援上海新一輪網格化核酸篩查。援助隊伍的到來，等於宣布上海原來的精準防疫模式已成過往。從27日晚宣布浦東全域封控起，上海的防疫模式就已和各地沒有差別了，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上海也已不是之前那個上海了。

馬金瑜出事後，各方都撇得一乾二淨：丈夫說沒家暴；地方通報說沒接到過求助（確實沒報過），表明自己沒失職；當地人則說對她的事不知情；各方都做出了有利於己方的陳述，仿佛從頭到尾，就只有她一個人全錯了。這樣，她的處境就像是半年多前山東替考案中的苟晶，在輿論漩渦中被人抓住各種小辮子窮追猛打，人們關注的重心從社會的結構性問題轉向了個人道德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