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奇說：「香港與中國之間的聯繫異常緊密，在內地經濟進一步經濟放緩下，香港經濟不太可能有增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香港經濟增長未來五年從1.5%升到2.5%，甚至3%，我對此表示懷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早前估計，中國今年的GDP經濟增長目標將只有4.6%，而香港今年的GDP經濟增長則達到2.9%。

外媒還想不通的是，中國這一、兩年來對外企釋出的政策前後不一致，信號混亂，讓外商外媒經常一頭霧水。中共一方面收緊對外商的控制，推出新修訂的《反間諜法》，制定外國人出境限制名單，讓外商生出很多不安全感；但另一方面，中共又想拉住外商把資金留在中國，於是放鬆一些措施，比如部分鬆綁對跨境數據傳輸的管控等等。但是這種兩面手法，對外商而言，說服力並不大。

聯合國六位人權專家同時批評，「國家安全」觀念含意廣闊，加上不少國安罪行不涉及實際傷害也可入罪，造成控罪的罪門檻低，方便當局箝制批評政府的言論。例如「境外干預」罪，是指以「不正當手段」，配合「境外勢力」以某些作為，「意圖帶來干預效果」。特區當局要提出比他們更權威更令國際信服的反駁，近乎不可能的任務，因此至今沉默是金，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香港之所以淪落至此，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過大家不能低估中共及港共政權盡力將香港中國化的決心。大家對待中共不能有一絲絲的信任，要比絕對不信任更不信任的態度才能有一點生機，不幸的是，有太多以為「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的人，令大家低估中共以政治手段搞垮經濟的能耐。

早前有本地傳媒報導，新界區一間大型超市決定今年7月將不再續約，現時全店已不再向供應商入貨；另有一間大型超市集團，亦由去年的100間分店，有可能逐步減至22間，相信陸續有零售商將調整業務，甚至如大昌行一樣結束門市業務。

回看十年，可以清晰地看到習近平抓權的套路：以加強黨的領導深化改革為名，把國家機器的所有權力資源（包括立法、行政、司法、軍隊）先集中到虛化的」黨中央「手裡，再把黨中央與自己劃等號，從而把權力集中到自己手裡。

香港百業蕭條，相信已經成為眾人不得不承認的事實，香港商場商鋪十室九空，甚至銅鑼灣糖街有商場，鋪位居然以八萬港元成交，以往這是十分不可思議的事。當然，習近平和李家超亂搞經濟是也是公認，李家超政府甚至過去半年不斷製造笑話，由美斯來港爭議，到最近出現所謂的空心阿拉伯王子——連打算來港成立家族辦公室的所謂王子是否真的王子都未搞清楚，看來這個政府完全缺乏基本執行經濟政策的能力。

蔡慎坤說，雖然短期內看不到彭麗媛進入政治局出任重要職務的跡象，但出生山東的她在人事上或許已有了薦舉權，這和很多山東籍官員的任命或受重用有關。彭麗媛私訪、調研的同時也在對官員進行接觸、考察，而山東派自毛澤東、鄧小平乃至胡錦濤時代都以忠誠著稱。

《殺劫》2023年最新修訂版272頁比較《殺劫》2023年最新修訂版與之前兩版（2006年初版、2016年紀念版），就我父親在西藏文革期間拍攝的照片所做的說明，我打算選擇其中補充與更改較多的圖文，編輯成多篇帖子發表於自由亞洲特約評論專欄，為的是讓更多的讀者了解並不久遠卻仿佛淡忘的...

賴清德當選以來，中共表現極其平靜，與蔡英文當選時和佩洛西訪台時的反應截然不同，這樣的平靜表面看是好事，但回顧歷史作為對比的話，其實顯得十分不正常。從金門的動作看，我們有理由相信，在520賴清德就職典禮前，中方很可能會有大動作，現在的一系列海上摩擦，恐怕只是大動作的熱身準備，台灣應該做好心理準備。

台、港兩地的變化，不止反映於移民、出版、人權等大方面，有時也可見微知著。例如小小一個「龍」字。今年是龍年，香港和台灣也曾是「四小龍」，所以兩地都是dragon。可是，今年年初中共突然下令英文的dragon要改成loong。儘管出現了loong是燶、loan、聾等笑話，香港作為中共轄地，不能不跟從，連公營團體都要將龍年寫成Year of the Loong。

過去一兩年，香港股市減值近半，至今低迷不起，經濟復甦亦欠缺推動力，除了移民者眾，不少跨國公司不是遷離香港，調走員工，就是縮減規模。以日資為例，在新加坡投資增加三成，在香港則不升反降，但經濟下行無礙北京進一步收緊香港政策，正如《華盛頓郵報》指出，反映香港正仿效中國模式改造自己，施政以政治掛帥，偏重國家安全多於自由開放、經濟繁榮。一個政府不怕經濟搞爛，也要加強國安立法、嚴防民間活動，外商今日無法改變它的決心，誰有信心日後有好日子過嗎？

人生來有別，人性中的善惡比例也有別，但像那三個小兇手的惡毒比值，如此之超標，全日蝕般吞噬了良善，不能不讓我震驚、驚恐。難道真應了我老迷信外婆在文革中對打人抄家的紅衛兵的感嘆：「有的孩子就是偷生鬼，來人間是討債的。」但這三個來人間討了血債命債的偷生鬼到底是為了什麼「鬼性」發作？

近三年以來，中國正在經歷改革開放以來最劇烈的產業結構變動，從世紀之交就成為中國經濟龍頭產業的房地產業，因市場過度飽和而難以為繼。在繼續投入資金（主要是銀行貸款）維持泡沫與讓泡沫慢慢癟下去另覓經濟發展之途二者之間，習近平咬牙選擇了後者。

當年蘇聯的「鐵幕」圍牆最終是如何破口的？原因之一是，戈巴契夫的政治改革放棄了冷戰；另一個原因則純屬偶然，東德共產黨當局一時口誤，開放了柏林圍牆，馬上東德人就衝到西德去狂歡，東德便垮了，然後其他東歐的紅色政權也垮了。鐵幕救得了共產黨政權一時，卻救不了共產黨政權長久，這就是歷史事實。

中央對23條立法後有高度信心，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更形容香港人要有「零起點」思維。但在今天的香港幾乎已經與西方社會完全割席，過去「食四方飯」的超級聯繫人角色不復在，這又是否「歸零」？這對特區官員來說又成了另一難題：23條立法後一切政治障礙已全面掃平，要交出一分「香港復常」的成績表，已不能歸咎「亂港勢力」，恐怕這才是他們真正考驗的開始。

十年前開拍的「十年」當中關於《國安法》及二十三條預告都已經成真的，直到該片拿到2016香港金像獎最佳電影時，大家或許都不願相信短短几年內就出現《國安法》，而現在十年不到就有二十三條。其實習近平上台後，整個格局就不同了，習總書記要的是台灣，但香港「反華勢力」若不被肅清，他就不可能將全力放在所謂「解決台灣問題」上。如今十年香港就徹底淪陷了，台灣十年後會是如何？

我剛到石河子職業技術學院任教時，每次自治區領導來視察，只要是維吾爾領導，我會被派去接待。當時，大多數維吾爾領導會要求飲食安排在賓館清真餐廳，但偶爾也有幾個所謂『識時務』的維吾爾領導不拒絕漢餐，但我拒絕吃漢餐；這不僅讓自治區領導不舒服，也令校領導尷尬，再往後，學校也不再要求我接待自治區領導吃飯。

3月23日，向莉、石孟蘭（法輪功學員家屬）拿到了唐吉田律師的拘留通知書，上面寫著人被關在七星拘留所。於是公民們和律師們開始在七星拘留所門前蹲守、捍衛律師會見權。在拘留所門口8天8夜的抗議中，律師和公民齊心協力做各種抗議活動，包括朗讀學習《中華人民共和國拘留所條例》、舉牌捍衛律師會見權、拍燭光抗議照片，呼喊律師名字等等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