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好的政策，不是輸給了現實上的困難，而是輸給了自己人的內耗上。 慶曆新政的核心是「事」，是要解決三冗問題，是要增強國力，但黨爭一參與進來，主題就變成了「人」，誰是君子？誰是小人？誰是哪個黨的？一旦辯論的中心從該不該改革變成你是不是結黨營私，理性的政策討論就消失了。 讀史至此，頗有種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感慨，這大概也是每個讀宋史的人都會有的心境，慶曆新政是如此，後來的熙寧變法，元祐更化，無一不是這個循環的重複。 從這個角度來說，北宋之滅亡，難道不是亡於黨爭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