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們說了反共大師胡適，其實民國時代，中國大師雲集，各領風騷。今天咱們就表表振聾發聵的另外三位。保管您看了他們的事跡扼腕感嘆。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科院邀請陳寅恪擔任中古史所所長，陳的答覆。

失明後陳寅恪在自家陽台授課陳寅恪先生是著名的史學大師，我這個學識淺薄、年齡相差四十多歲的後生晚輩怎能是大師的弟子？但這是真的。1952-1956年，我有幸在中山大學歷史系讀書。其時，陳大師是中山大學歷史系的教授。單憑這一點，我就應該稱陳寅恪為吾師或本師的。不僅如此。1953-19...

中國是地蠻天荒了的一個世界——不管你稱它現代化﹑社會主義還是專制，在文化上，它已歷盡變窮，墜入非驢非馬之境，而在這「蠻荒」之後的我們，似乎再不能跨越那道「蠻荒」的惟幕，因而又得了無文化的「文化癖」。說斷裂鴻溝壕塹都可以，問題是你如何逃得出這道惟幕？都說讀書...

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曾經的大右派向達，自然在劫難逃。向達是文革爆發後第二批被揪出批鬥的「牛鬼蛇神」。向達躺在床上對夫人說：「我恐怕是過不了這一關了。」夫人哭問：「你要是死了，我怎麼辦？」向達指著地上的書說：「我一生的積蓄都在書上，我死後你就賣書度日吧。」向達去世不久，他留給夫人的書，全部被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偷走了，一本不剩。其中很多書極為珍貴，不乏善本。

馮友蘭49年10月5日寫封信給毛澤東，大意「自己在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在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10月13日，馮友蘭收到一位騎著摩托車的軍人送來的一封毛澤東冷冷的回信。

陳先生請夫人唐篔執筆回復，提出了赴任的兩個條件：一、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二、請毛公（即毛澤東）或劉公（即劉少奪）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當時，有學生勸說陳寅恪不要這樣做，他卻說：「我對共產黨不必說假話。我只想為學術領域留一塊淨土，自從我為王國維作紀念碑文時，即持學術自由之宗旨，歷二十餘年而不變。」

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本來具有非常好的道德資源，比如對朋友、對師長、對異己，都有相對穩定的整套看法，這些東西影響知識分子之深已融人他們的血液中。但曾經有一段時間，經過思想改造運動，特別是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在不斷的暗示中，對知識分子心理產生了巨大壓力，久而久之，這壓力便轉換成一種內心的...

但最早提出後悔的人，就是國學四大導師之一陳寅恪。陳寅恪學貫中西，在中國是唯一一個跨兩個學科的教授（中文與歷史）。被同行稱為教授中的教授，500年才出的一個教授。總統蔣介石亦稱之為國寶的教授。國民黨敗退台灣時，蔣公親自下令：國寶不能留在大陸，必須帶走。當時北大的代理校長傅斯年一天三個電話催他走，陳寅恪不肯走。當「新中國」的體制出來後，陳寅恪後悔了。在日記中寫到，悔當初沒有去台灣。

陳寅恪對前來勸說自己的汪籛如此說道：「做學問，不應有『在某某主義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導下』這種定語，凡有這種定語的都不是真學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我絕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我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陳寅恪的學問令人敬佩，但是誰能想到，他居然連個象樣的文憑也沒有！這是先生的侄兒陳封雄披露的。他說：寅恪叔被人們尊為‘教授之教授’。……他本人終其生連個‘學士’學位都沒有。他在國內的學歷是‘吳淞復旦...